孙 华

经过持续不断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历史性变化、空间范围、遗存的分布格局、主要功能分区等基本情况已逐渐明晰,其中蕴含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遗迹遗物,吸引了国内外广大公众的注意力。

三星堆遗址于1934年进行首次发掘,是一处延续时间长、空间范围广的成都平原中心遗址,遗址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900年间,包含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等三个大的发展时期。这三种文化遗存具有先后继承发展的关系,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三星堆遗址的主体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文化构成有显著的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青铜器罕见;后一个阶段的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显著增加,青铜器数量相对较多。三星堆文化形成之初,在原先聚落的基础上开始营建城墙和城壕,首先就是月亮湾小城;早晚期之际,三星堆人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向北、向东、向南三面扩展,修筑了三星堆城的大城,形成了如今三星堆城址的外轮廓,其后又在西北小城东面修筑了东北小城——“仓包包小城”,从而形成“一大三小”的状况;三星堆文化末期,由于原先位于三星堆西南小城的国家宗教祭祀场所遭到破坏,三星堆人另寻了一个地点处理这些受到毁坏的遗存,将其掩埋起来,这就是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器物坑。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于1995年被发现并进行了首次考古。金沙遗址也包括三种文化,即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新一村文化,并以十二桥文化为主体。随着穿越巴山和秦岭的古道开通,金沙国家即文献记载的古蜀国与关中平原的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青铜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十二桥文化的铜器接受了周的技术和艺术,就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反映。由于各方面原因,金沙人利用南北东西向的河流和西侧的一条北向河流,形成以河渠代替城墙的都城核心区的防御设施。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十二桥文化的古蜀国出现外部和内部危机,许多聚落也从此消失,古蜀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这就是古史传说中提到的杜宇时代。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特点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三星堆—金沙遗址都有河流横贯,两个遗址都位于大河的南侧,并有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分为北城区与南城区两部分。因此,三星堆—金沙遗址所在的城市,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分区——北城区都有大型建筑,而宗教遗存少见,应该是世俗区;南城区都有祭祀区或相关的遗存,应该是宗教区。二是三星堆—金沙遗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大量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遗迹和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祭祀色彩。例如,三星堆宗教祭祀场所即神庙内的像设、陈设以及埋藏这些神庙受损之物的器物坑,金沙遗址完整的河畔祭祀场所以及为祭祀礼仪服务的象牙坑、石雕陈放处和祭祀时放置的大量高品级器物。三是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大量前所未见、造型独特的重要文物,这些文物的造型特点鲜明。如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组青铜纵目面具,最大的纵目面具代表大神,小一点的面具是附属神,这是其“三神体系”,跟后来的佛教、道教造像的一主尊二胁侍有点类似。三星堆遗址的组合铜器中,最高一件达到了2.6米,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三点。首先,三星堆—金沙遗址反映了先民们用青铜构建了一套基于太阳神崇拜的直观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这是中国广大地区传统宇宙观和人神观的形象体现。太阳神鸟的崇拜在中国有很古老的渊源。但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中,这些古老的观念被整合成天如穹庐、东西双树、十日轮值的可视化体系,相关文物正是这种宇宙观念的最早实物见证。三星堆人已形成了类似后世“投龙”的天人关系思想。“投龙”即用文字将自己的诉求刻写在玉版或金简上,再把金玉书简捆绑在作为交通工具的金龙上,一并投入山川之中的礼仪,以此将自己的诉求上达天帝。三星堆遗址使我们知道投龙仪式有更古老的渊源。三星堆文物的国王乘龙形象,实际上就是后来投龙仪式的源头。从商代三星堆国王乘龙铜像到战国子弹库人物御龙帛画,再到汉唐时期的简书和驮简龙为核心的投龙仪轨,均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演进的形象表达。

其次,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遗迹遗物体现了强烈的“亚文明”特征,它们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化过程中,来自黄河流域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又对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

最后,三星堆—金沙遗址承载的都城规划思想影响到秦汉至隋唐的都城规划。中国古代有两种都城规划,一种是《考工记》中“法地”的思想,都城象征大地,是缩小了的九州。另一种都城规划是“法天”的思想,在这种都城中有一条河象征着“天河”,帝王居住在“天河”以北,“天河”以南有祭祀场所和神庙,可以和帝王发生联系。大约在三星堆文化晚期,也就是古蜀人扩建都城之时,形成东西贯穿城区的河流象征天上的银河,西北城区为行政区、西南城区为宗教区的“法天”都城规划。这种都城规划思想为其后古蜀国的金沙城、古成都城所继承。秦灭蜀后,这种“法天”都城规划思想还被秦国采纳,运用到新咸阳城的扩建中,成为中国古代两大都城规划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