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赵秋丽 本报通讯员 季文豪《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2日 07版）

在鲁东大学南区一栋土黄色教学楼二楼211门牌右侧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秘书处”的金字牌匾。十年前，由他在此征集整理的一部200万字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书刊名录（1960-2008）》出版发行。今年年底，他的另外一部300万字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书刊名录（1960-2018）》将由这里编辑付梓出版。

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所原所长、鲁东大学原历史系主任86岁高龄的退休教师李永璞教授。

“生命中快乐的旅程”

李永璞1933年出生于辽宁康平的一个教师家庭，受当中学校长父亲的影响，1953年他考入吉林大学历史专业，1957年8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执教。

“当年我辞别吉林大学来到烟台师范学院（鲁东大学前身），唯一的理由就是学校要给我提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机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配备相关人员。”谈起几十年前的往事，李永璞仍然记忆犹新，“这是80年代初我在吉林大学任教时就梦寐以求的。”

1985年，李永璞出任烟台师范学院第一任系主任。其实他并不乐意干这个官，来学校前他曾跟学校领导开出了条件：干历史系主任可以，但是要允许我组织班子搞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研究。得到默许后，李永璞在做好教学管理的前提下，开始了他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研究。在他的建议下，申请成立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所长一职。

1993年，李永璞从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按理说，他本可以与家人颐养天年、周游世界，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告别了教学讲台，他却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自己乐此不疲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研究。在师生的眼中，他仍然还像从前一样，继续整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

“让人敬佩的是，李老师对自己还是那么的苛刻，平时既没有双休日、节假日，更没有寒暑假，每天不是在办公室或者资料室，就是在前往各地收集资料的旅途中。”平时与李永璞打交道最多的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办公室主任李绪堂印象深刻。其实，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的同时，李永璞还担任了由他发起成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的法定代表人和专职负责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却是无限的。我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去延续史料的生命。”李永璞与记者侃侃而谈，“枯燥烦琐的史料研究尽管单调，但它丰盈了我的退休生活，成为我生命中一段快乐的旅程。”

办公室里守初心

“退休后，我活动的地方除了在家吃饭休息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这办公室。办公室里有我干不完的事。”李永璞站起身指了指自己那将近20平方米的办公室。环顾四周，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一台电脑外，剩下的空间就全是他的书和整理的资料。

敲门而入，只有一条很窄的过道通向南边靠窗口的办公桌，过道两旁有限的空间几乎全被书架和一纸箱一纸箱码在一起的资料所挤占。走过去别说找个地方坐了，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几无他人立足之地。办公室隔壁是李永璞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资料库，四周的书架上卷帙浩繁，目之所及无不是书籍、手写的纸条、打印的纸张。书架上摆放不了，李永璞就把它们有条不紊地码在桌子上、椅子上，甚至是装在纸箱里放在地板上。

据李永璞介绍说，这些资料是他一天一天地、一月一月地、一年一年地慢慢累积起来的。现在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他现在仍然清楚哪个角落摆放的是哪些资料，哪些资料里有哪些内容。在资料库里，李永璞神采奕奕地给我们讲解，如数家珍地给我们阐述。其实，在那一摞摞中国近现代史史料资料的背后，就是李永璞办公室初心不改几十年，专心史料研究的艰辛历程。

“我从来没有过假期，甚至大年初一都去上班，一年365天，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办公室和这资料室里度过的。”李永璞说话时显得轻松随意，但退休后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可见一斑。退休27年来，李永璞就是在这个简易的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地征集整理着中国近现代史史料。

“眼下社会上对史料的研究有一种厚古薄今的现象，对近现代和当代史料研究重视不够、研究不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不仅是我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史源，而且也是我们了解国情、借鉴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从事文艺创作的好教材、好素材，要征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如地方史料、军队史料，收集相当不易……既然开始做了就要坚持下去，就要把它做好……”面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征集整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李永璞仍然充满着年轻人的那份执着和自信。

份份史料寸草心

“在信息通信还不发达的90年代初期，征集整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是一项浩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工程。”谈起1993年刚退休时的工作，李永璞讲话的语速明显慢了下来，“征集史料比整理史料要难得多！”

“在那个时期，单位长途电话少之又少，即使有，那电话费也比较贵，无论单位之间还是个人之间联系，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书信联系为主，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轻易打电话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全国各地的资料收集上来、收集全面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能怎么办？只能用老办法，笨办法，一封一封地写信，寄到全国各地要资料。”谈起写信要资料李永璞感慨颇多，“有时候一次寄出去100封信，能够给你回信的不过30封左右……总之，能收到回信，就已经是万分感激了。”

“在整理资料之外，平时做得最多就是写信、发信和收信。”李永璞补充说，“现在办公室和资料室里层层叠叠的资料和书籍，全是靠那一封一封信要来的！是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写来的！每一份资料后面都是一封信，每一封信都是一份期盼。”

“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仅新疆一地就去了八次！”李永璞回忆说，“对那些信件或者电话难以到达的偏远地区，就找外出开会的机会亲自前往。力争做到信件或者电话到不了的地方，我的足迹要走到。”

“几乎每年我都要坐火车坐汽车去全国各地收集史料。”李永璞从座椅上站起身，在原地跳了跳，“你们看我这身体多硬朗，否则这个年纪真的经受不住长途跋涉的折腾啊。”

无论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工作的36年，还是退休到现在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的27年，李永璞史料研究的初心始终如一，不但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出版《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名录》《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等专著8部约2000万字，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收藏该类书刊资料之最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资料库，目前该库书刊资料（含复本）达到了10万余册辑期。

不仅如此，27年来，李永璞所在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也得到了发展壮大，会员单位达到了200多个，个人会员已经突破一万人，举办各种学术会议近30场次，编辑出版论文集15部。

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在用自己的生命征集整理《党史资料》《地方史志资料》《文史资料》三大书刊资料，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介绍与研究丛书》。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本报通讯员 季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