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方志学

进程回望与规律探寻

潘捷军

提要:伴随着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进程,至少从宋代方志定型起,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渐为历代学人所重,并以清乾嘉时期章学诚为代表,为其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以1924年梁启超正式倡立“方志学”为标志,学科建设开启了全新的历史进程。百年来,从民国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业界在开展大量志书编修实践活动的同时,持续推进学科建设,特别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引领的现代学科体系,从而既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和典型之例,为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史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规律,同时也为未来学科建设以及整个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前行指南。

关键词:方志学史 学科建设 百年回溯 规律探索

以梁启超1924年6月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为开端与标志,具有规范学科意义的“方志学”得以创立并渐趋发展完善。而今,回望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历程,既有大量成就成果,也有不少经长期探索积累的经验规律。现拟通过对百年学科建设进程和若干重大问题的梳理解析,探寻其形成的重要规律及现实启示意义。

章学诚的传统余音与方志学的创立前奏

从学术史角度看,包括从宋代方志定型至清乾嘉时期章学诚等 的突出贡献,尽管它们并不包含在本文所涉百年进程之中,但却是学科创立必不可少的历史前奏。

(一)学界对历史以来方志学的探索认识

在方志学术史上,“从魏晋以来,直至清以前的漫长的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方志的编修实践活动是有显著成绩的,数量的积累也很丰富;但方志学理论则处于一种萌芽、酝酿的过程中”。应当说这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传统认识。但近年来,学界又多认为,其实自章学诚时代往前推,以宋代方志定型为标志,方志学自此以后在各个时期已素有成就且颇有建树。如黄燕生便认为:“宋代志家虽然没有撰述研究方志的理论著作,但在一些志书序文中,对于方志学的某些重要问题皆有所言及,于方志理论建设颇多贡献。”桂始馨也对宋代方志学,以及赵心愚对元代方志学、刘纬毅对明代方志学等,都有相关研究及相应评价。这是事关方志学发端的一些重要视点和基础前提,也是考察方志学术史的重要视域。

(二)对章学诚突出贡献及相应局限的论辩

众所周知,以往学界普遍将章学诚与“方志学”划等号,最具影响的莫过于梁启超“自章学诚著《方志略例》,倡方志之学,‘方志’一称,渐为世所常用”;以及“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等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详且已成共识的传统论见。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章学诚又始终存有争议,如有研究指出:“章学诚对我国方志的理论创造和修志实践是有重大贡献的,但并不是方志学的独创者。”再进一步看,学界认为关键在于“章学诚的方志学,主要集中在比较系统的方志编纂理论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看,章氏方志学理论还只是偏重于该门学科的主干理论,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结构理论体系”,等等。就方志学科建设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些值得关注的客观评价。

当然,对章学诚的历史贡献也应辩证看待,避免误读。如他在《文史通义》等论著中,确曾多次阐述“志乃史体”“志为信史”“志者,史之一隅也”等,但他也明确提出“志”与“史”当需“严名分”,以及“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等一系列理念主张,故“‘志’属于史的范畴但又不等同于‘史’,这才是章学诚史志观的实质要义和精髓所在”。在此意义上看,章学诚无疑仍是中国方志学第一人,其历史地位不容否认。但同样也应看到,从主观局限看,章学诚以至包括戴震、钱大昕等,都难以创建规范意义的方志学科;而从客观环境看,那个时代也不可能产生规范意义的方志学,这一重任必将历史性地延及后世并由后人承担。

(三)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与“新史学”的破局

如果说,章学诚等历代学人的贡献是中国方志学创立的历史基础,那么近代社会环境巨变无疑是促其产生的决定性现实条件。

一方面,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包括进化史观、新民生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各种文化思潮先后传入国内。恰如梁启超所言:“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这一近代进化理论是最进步的理论体系”,从而迅速打破了中国千百年来近于凝固的传统思想格局,并引发了包括传统史学在内思想学术领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显然直接影响到方志领域。

另一方面,如果说西学东渐是影响方志学创立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那么梁启超的“新史学”则无疑在这一新旧转换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1902年,因维新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多年的梁启超,已饱览政治风云的急风骤雨,既深为“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的封建传统所痛,又深受西方新潮影响,如其自己所言“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并宣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家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为此他在创办的《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一系列新著力作,主要以进化论等新说为武器,对旧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文章发表后引发强烈反响,标志着“新史学”“把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史学史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从本文角度和历史以来史志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更重要的在于,“新史学”还对“方志学”创立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推动意义。

梁启超“方志学”的倡立及民国学者的共同建树

从中国方志学术发展史看,由于历代学人从宋代定型再经元明清各时期探索等千百年的历史传承,特别章学诚等在从古代向近代、从萌芽到初生的重要转型和发端期所作贡献,规范意义的方志学才终能破土而出。

(一)近代史学转型对方志学创立的关键性影响

虽然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国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史学仍然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中……直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史学的真正‘变局’才终于形成”。故在此意义上看,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还不足以直接催生“方志学”,其产生时间恰恰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关节点上,这绝非偶然因素,从中足见史学转型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梁启超“方志学”的倡立之功

从20世纪20年代起,历经宦海政坛的长期沉浮,梁启超已逐渐疏离时局,似更倾心于著述讲学。1924年4月,因在北京清华、天津南开等院校讲学的一系列积累与研究,梁启超致信商务印书馆的实际主持人张元济,商量刊登《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事。当年6月,《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上正式发表。在该文中,梁启超不仅首次提出“方志学”概念,还对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产生和发展过程,方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志书的体例、篇目设计,以及修志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等问题,均不同程度有所涉及。为此有研究将梁启超的方志学术思想总结概括为三方面:一是“观念论”,包括方志观念说、概念说、生成说、发展说和方志学说;二是“编纂论”,包括事业说、为谁服务说、修志人才说、修志方法说;三是“文本论”,包括志属史说、志书作用说、表达体式说,等等。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学术上所涉范围较广,可谓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方志学也许仅仅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甚至还难免存在一定的历史和学科局限性。然而在梁启超涉及的众多学科中,学界又认为其“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其多达1400万字的著述中,至少有半数可归为史部。同时也正因史志关系的密切程度,使得梁启超能从两者的传统关系中独具慧眼,独树一帜,透见“新史学”对方志学的影响引领所在。根本还在于其时正处于史学转型的关键节点,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探究方志历史发展之第一人,并把方志学理论之研究提高到一个更新层面”。因而即使是这很小一部分,却使方志学迈开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并引领了民国方志事业的发展前行。

当然从方志学发展史脉看,没有章学诚就没有梁启超。但同样可以肯定,由于后者所处时代更新,视域更宽,因而方使“方志学”得以破土而出。换言之,如果没有梁启超在思想学术界的显要地位和《新史学》等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即使有人发声也未必会产生如此之效。

(三)民国学人的共同建树

与章学诚一样,梁启超对民国方志事业可谓居功至伟。但民国又并不仅限于此,以梁启超的“倡立”为先导和主干,其时一大批学者为共同“创立”较为系统的学科体系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有研究勾画了民国方志学人的群像:“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一端系于传统方志学的余脉,一端开启现代方志学的诞生”,他们“自觉与‘旧史学’划清界限,从而使民国时期的方志学展现了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重新给方志定义,一是彻底改造方志”。仍从方志学科建设角度看,其主要贡献和相应特点在于:

其一,注重坚守并弘扬传统。地方志向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形式,因而民国学人首先注重的是如何坚守并更好地加以传承。如1931年,顾颉刚、朱士嘉在燕京大学《社会问题季刊》第1卷第4期发表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中指出:“地方志是中国的特产……但到如今还没有人把它作为专门的研究,不是太可惜了么?”并呼吁“研究地方志,在今日已成为迫切要求”。包括其后朱士嘉在回忆“我是怎样走进方志学园地”时,始终不忘当年其师顾颉刚的告诫:“外国人正在研究我国边疆史。方志这块领土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外国人就会去侵占”,“在当时那严峻的形势下,顾先生的这番刚烈话语无疑是激励我从此跨入方志学领域的巨大动力”。由此可见身处觉醒年代的一代学人鲜明的民族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其二,积极致力于创新变革。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在大力传承与弘扬方志民族传统的同时,民国方志人并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发出一系列创新主张并纷纷付诸实践。如1927年,受西学东渐新思潮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的影响,尚在北大史学系就学的傅振伦,在《新河月刊》所发《修志刍议》一文中指出:“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拘于旧例,专详沿革与地舆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故“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次年,由其主编并贯穿新理念的26卷《新河县志》出版,曾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后任中国史学会主席的朱希祖为之作序。另外,甘鹏云在《方志学两种——方志今议、方志商》中“国体改矣,修书宗旨与往日微有不同。往日修志,于民事疏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的创新意识;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提出的“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的“修志四原则”以及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倡导的修志须“正人心,厚风俗,明正谊,陈利弊,垂劝惩,诉疾苦,补救时政之阙失,研究民生之荣枯”直至“方志为地方人民而作”的鲜明主张,等等,无一不是民国方志学人锐意创新理念的具体体现。

其三,初步构建学科体系。一方面,以一批方志名家的综合性著述为标志,如李泰棻的近现代第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方志学》、傅振伦在同期相关论著中“体系更为全面系统”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以及甘鹏云的《方志商》、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寿鹏飞的《方志通义》和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等,皆为典型之作。另一方面,不仅是主体学科,包括其时同样各具建树的“方志目录学、方志整理学、方志资料学、方志学发展史学几方面,(也)是方志学学科体系必备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产生、建立,使得方志学学科体系臻于完备,标志着系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在民国时期开始形成”。

当然,民国毕竟具有如黄苇所言“乱世修志”的时代特征,所以“应当看到,由于其时尚受到机械唯物主义思想观与方法论的影响与制约,故在方志编修观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给予客观的认识。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发生了改变,时代有了进步,但是毕竟旧时代的影响依然存在,方志编修观的变革必然受到种种羁绊,自然不可能发生超脱社会、超越时代的根本性转变”。同样,历史不能割断,而对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而言,一定意义上更应重其传承的价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约30年间,可视为新中国方志学术史的重要探索时期,其间既有初步成绩,也有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学科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如果将方志学置于史学的大框架看,因“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包括“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以及“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这同样是新中国方志学科建设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

从学科建设发展的时间节点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至1955年这段时期,方志学的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冷寂的局面”,而以1956年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成立为标志,应为“中国现代方志学的起始时期”。但“这个局面持续至1964年左右,便因种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出现回落不振之势,拖延至1966年5月,受随之降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骤然逆转,戛然止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始于80年代的首轮修志期,这一局面才得以出现重大改观。

(二)若干成就与经验

一是志书编纂是学科发展的客观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事业发展一样,尽管其间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地方志编修传统仍得以传承发展。如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有250多个县编写了初稿,有的已陆续出版,虽然有些志书未必完全符合规范要求,但使相关研究首先具备了具体对象和现实基础。

二是机构组织与学科规划是学科发展的条件保障。例如,1956年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的成立,以及《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第七条中,对“地方志的编纂”明确要求“这个工作从1958年开始”等,被学界视为“中国现代方志学的起始时期”。而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起草的《新修地方志体例(草案)》,以及其后1963年中宣部转发的新中国第一个方志编纂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等,都可视为学科建设力求科学规范的重要标志。

三是初步积累的成就经验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如1962年王重民在《光明日报》发文,较早将方志发展分为区域志——地志——图经——地方志书四个阶段,而同年出版的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以及仓修良在《江海学刊》发表的《章学诚和方志学》论文等,都反映了当时方志学术探索的实际状况。进一步从学术思想看,如金毓黻在对旧志地位价值的肯定和对其缺陷批评基础上,从类目、内容和体例上对社会主义新方志时代特征的阐述,以及傅振伦“编辑新志必须用新史学观点和方法重订例目,绝不能为常格所拘”等新论,不仅对方志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新方志与旧方志之间划出了鲜明的分水岭。

(三)影响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方面,是其时重大原则导向产生的偏差。典型的便是195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就历史研究重大问题提出的“厚今薄古”观,因把是否尊崇“厚今薄古”上升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以至当时学界几乎形成“一边倒”的现象,为此学界后来将这一时期视为“历史学大跃进”现象。尽管此后陈伯达也曾主动承认“厚今薄古”作为“口号和公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但当时却影响广泛。这种状况自然也会影响到自古以来便与史学密切相关的方志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如作为全国地方志事业的主管机构,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就作出“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的明确规定。这种紧跟形势的指导思想,还直接影响到当时为数不多的志书编纂和学术理念。一直到改革开放后首轮修志期,“详今略古”的传统原则才被重新得以遵循,包括其后又有“详今明古”等新论,从而使方志编纂和学术研究渐回正轨。

另一方面,是学科建设自身的局限性。例如由于时间较短又受多种因素干扰,此时首先是成果数量并不多。据统计,1956—1966年,全国发表的方志学论文年均不到7篇,涉及方志学术史的论著新作更为鲜见。另据笔者对《〈历史研究〉五十年总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目录查询显示,该刊创刊后20多年中,除1963年所登的一篇《魏源〈海国图志〉研究》一文与方志学稍有关联外,直到1978年傅振伦发表《方志——史料的宝库》一文止,其间再无一篇相关论文。从学术水平看,鉴于当时“地方志就是地方史”的认识判断十分普遍,不少人“尚未充分认识志书的性质,主要表现于尚未充分认识‘史’与‘志’的区别。有些认为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故不少志书是以史体写成,不能说是体例完善的志书”。这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

有鉴于此,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志学科建设30年历程的基本共识是:“发展早期带有开创性质的探索研究,尽管有些尚不够深入,甚至略显粗浅,但是却对现代方志学的初期发展起着开启与促进的积极作用。”

两轮修志期学科建设的显著成就

从20世纪80年代起,基本以20年为一个周期(1981—2000;2001—2020),全国各地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并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两个时期既各有侧重,又是一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一)首轮修志期成效初显

其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及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新时期方志学科的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如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率先向全国发出编修新方志的倡议。次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之后《中国地方史志通讯》创刊,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和中国地方史志研究会章程相继颁布,等等,都标志着新时期全国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全面起步。

其二,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兴未艾。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原已具有一定影响的方志名家便开始了新时期的学术探索。如傅振伦1978年出版《中国方志学》(增订本),朱士嘉1979年发表《中国地方志浅说》等,并迅即引起关注。首轮修志开始不久,黄苇等还在1982年的《中国地方史志》发文指出,新方志学理论体系应由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新方志编纂学和方志文献学五个方面组成,这可能是新时期方志学科体系的最早构想。同时据不完全统计,首轮修志结束时,全国已出版各类专著500多部,论文约10万篇,且无论是宣传普及广度,还是理论研究深度,都明显超过以往各历史时期。因此虽然其时“尚未形成一种声势,其发展状况与取得的成果亦很有限……它却毋庸置疑地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全面兴起并且走向繁荣兴盛的起点”,从而直接助推了全国各地的首轮修志事业,并为构建现代学科体系打下了基础。

其三,业界也多关注到首轮修志期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如认为其间三个“主要教训”之一便是“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具体表现为一是“理论的摇摆性,或者说理论的不坚定性”,即不少研究虽有“百花齐放”的特点,但却因长期众说纷纭而无定论。二是“理论的单一性”,如偏重方志编纂方法的著述有86部之多,且同一水平层次的重复雷同现象十分普遍,而形式上的方志学论著只有27部,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论文集且仍局限于修志实践。三是“理论上的亦趋性”,即大多研究人云亦云,缺乏独创。为此业界的基本共识是:“方志学发展到20世纪末期,从纵的方面来说是硕果累累,但从横的方面来说,和其他科学相比较,无可否认又是先天不足的孱弱身躯,不定的概念、不定的科学性质和不定的科学地位,都为后来者留下了难解之题。”

(二)二轮修志期成就显著

如前所述,两轮修志期的“两轮”实际是一个相对划分,不宜截然分开。事实上二轮修志期的学科建设正是在首轮成就基础上延续而来。当然比之前者,它不仅是量的增加和面的拓展,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从学科建设角度看,除与首轮相同之处外,二轮修志期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新进展及相应特点。

其一,若干重大问题渐成共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为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方志起源、方志性质、方志功能、志书编纂原则以及史志关系等,经过广泛深入研讨甚至争辩渐成共识。例如,方志起源无疑是方志学术史上关注最多与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学界向来多认同方志源头众多,渊源关系复杂,且又众说纷纭,如有统计“至少有17种说法”。不过归纳起来或是“一源说”,或是“多源说”,包括历史、地理等各种形式相容相兼、同源共生的“共源说”,等等。总体上看,史志等多种形式早期同源异流的演进史脉,而又渐趋融合的发展趋势已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并渐成共识。又如,包括与方志起源相关同时又有区别的方志性质,以往也有属于史书、地理书等多种认识,而以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其定性为“资料性文献”为标志,其后业界对此同样日趋形成共识。

其二,学科体系日臻完善。科学规范的学科体系无疑是衡量一门学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且应指出,自民国初创方志学科及相应体系后,这一探索虽持续进行,然而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日臻完善的恰是二轮修志期。仅从形式上看,在以往成果基础上,二轮修志期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就先后有“两分法”“三分法”直至“九分法”“十分法”等10种划分方法。例如,“五分法”就是一种较具认同度的划分方法,具体包括方志基础学(含方志本体研究、方志观和方法论等方面),方志编纂学(含编纂原则、编纂过程和出版,以及各类志书编纂两方面),方志管理学(含工程、志书、人才和经济四方面管理),方志应用学(含应用、整理和批评等方面),方志史学(含编纂史、思想史、应用史、管理史等方面)。从中也可见其与民国初创及后续探索取得成就的显著不同与新进展。当然,“五分法”只是“多分法”的一种,而且即使是这种划分法也还存有不同意见,但都客观反映了这一时期业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从更宽阔视野看,有研究统计,新时期方志学总体体系中的各种分支学科已不下60种,包括方志学概论、方志史学、方志编纂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目录学、方志评论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管理学,等等。当然学界也认为“有的分支虽然需要研究,但毕竟太小,难以成为一门学问”。即便如此,能够成为学科分支的至少也有20种,由此可见新时期方志学科门类的发展程度以及对支撑学科体系的重要意义。

对两轮修志期学科建设进程及相应成就,学界还分别从几个不同时间节点作过不同评价。首轮修志结束时,有学者在充分肯定“这些研究内容,对于学科体系构建有参考、启发作用”,“较之民国时期……毫无疑问是一大进步”的同时,还认为“如果作学科体系对待,则没有逻辑结构,内容也不系统、完整”。二轮修志中期,研究认为“学科体系已经显露出约略的框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同时指出其“遗憾和不足”是“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权威著作;对方志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缺乏系统规划,故参差不齐,有的研讨不深,有的尚是待开垦的处女地”等。而到二轮修志后期,有学者则认为:“经典方志学著作的诞生,总结性成果的问世,公认的方志学完整知识体系的形成,则是方志学现代转型后成功实现升级的重要标志。”新时期中国方志学科的进程轨迹和发展成就由此清晰可见。

其三,多业并举格局的形成。长期以来,方志界基本呈修志主业“一业独大”的独尊地位。改革开放后,其他各业随着整个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而陆续兴起,并逐步形成志鉴为主、多业并举(如后逐步发展为志、鉴、网、库、馆、刊、会、研、用、史的“十业并举”)、全面发展的事业格局。由于地方志事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其研究同样是新时期方志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业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而使中国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例如,与志书编纂事业相比,年鉴系由近代从西方引进我国的一种新型文献形式,相应研究也滞后于前者。但两轮修志期以来,特别《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即赋予其新定位后,年鉴编撰事业发展迅速,学术研究也日趋活跃,一定意义上已与志书编纂事业呈相得益彰之势。又如,以《中国地方志》《中国年鉴研究》《中国方志馆研究》等刊物的创办和历年全国方志学术年会等为平台,全国方志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日趋活跃,大大推动了学科建设。当然,与方志主业相比,其他各业有的显然还较为浅弱,如年鉴学界便多认为其学科要素尚不成熟、体系尚未确立,同时各业研究相互间也不平衡,但它们共同推进了新时期方志学术和学科建设的繁荣发展。

其四,学科升格的探讨交流。在方志学术发展史上,方志学长期被归属于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包括在现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方志学仍是史学大类下设的一个三级学科,因而学科升格始终是方志学界的夙愿,有的还提出应直接由三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并为此进行了长期探索,具体又有以下两种主要意见:

一种主张脱离于其他学科而真正独立,典型的如“二十世纪后期方志学理论研究,发生新的路标转向,总的趋势是脱离历史学而力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方向选择”。同样,新时期也有研究认为:“地理学的范围无论怎样扩大,也无法超出研究‘地球表层’这一中心,历史学的范围无论怎样扩大,也还是‘以时间为主轴的学问’”,因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地理学,都无法将方志单独纳入自己旗下”。这同样是学科独立的一种创新解读。因此尽管业界对方志学独立向有争议,但体现了不断追求更高学科目标的一面。

另一种业界也意识到学科建设难以一蹴而就,仍需循序渐进。如有研究“赞成方志的发展已使它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志学,成为历史学科(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但不赞成它脱离历史学科而存在”。有学者还将二级学科目标作了进一步细化,建议下设方志理论、志书编纂、旧志整理、年鉴编写和地情研究五个三级学科。有学者进而提出首先“应制定出学科设置的科学标准,规范方志学的学理概念”;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框架,建构特色鲜明的方志学理论框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唯其如此,才是方志学科向国家一级学科挺进的光明途径”。这都体现了学科建设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不懈探索。

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的若干规律与现实启示

纵观百年中国方志学发展历程,各时期既有不同的横向历史特征,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其发展又显现出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纵向共性规律,并留下很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对当今方志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当然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归纳提炼,如仍聚焦于学科建设,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一)坚持唯物史观的主导引领

需要强调的是,唯物史观对百年方志学发展全过程的主导引领,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过程,因而也是百年以来积累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

其一,唯物史观的探索引领客观上贯穿了百年方志学史的发展进程。20世纪初,涌入国门的各种思潮呈泥沙俱下、良莠难辨,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与进化史观等思潮比较中仍一枝独秀。如李大钊在1920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了这个问题。”1929年,身为李大钊学生并深受其影响的傅振伦,在《北平晨报》发表的《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论及“居今修志,应加改革”时,已首次提出应注意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修志的问题,并被学界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最早在方志编纂和方志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学者”。李泰棻也提出“近半世纪以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潮流,岂独能外?”可见其时唯物史观对一代方学人的重要影响。当然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由弱到强、循序渐进的持续性特征,但这一主线和主旋律却始终贯穿于百年全过程。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新史学”和近代史学转型对百年方志学产生与发展确有助力,但都不是决定因素。“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一直到改革开放后首轮修志初期,以1981年方志界提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建设构想并开展一系列研讨探索为标志,而今,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重要基石和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可见,百年发展首先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引领。

其二,唯物史观之所以对方志编研具有如此重要的主导引领作用,还由其本质特征所决定。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宏观视域看,学界认为指导社会发展的一般有三种规律:一是对社会发展各阶段都起作用的普遍(一般)规律,二是对某一类型社会(如阶级社会)所起作用的特殊规律,三是仅对某一时期所起作用的个别规律。而包含了特殊和个别规律的唯物史观,则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所有阶段的普遍和一般规律。由于“志属于史”历来是学界的基本共识,故方志编研同样要遵循上述社会发展和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特别如贯通古今的区域性通志,一般上限起于历史发端,所记载一地发展往往长达数千年,其跨度之宽,容量之大,关系之复杂,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统揽全局,很难科学准确定位。因此,正由于上述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是指导地方志书编研以至整个事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且百年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偏离了唯物史观的主导引领,或事倍功半,或会像“厚今薄古”观那样而使方志编研事业误入歧途。

其三,从百年方志编纂具体实践看,唯物史观所涉及的基本范畴实际已覆盖其主要内容,从而也印证两者结合的客观必然性。具体从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范的志书五大类别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涉及的自然、经济部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阶级、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所涉及的政治、文化部类,以及“民族和民族关系”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关系”所涉及的社会部类,等等,都可见唯物史观与方志各大部类间的必然联系。事实上不仅是现当代新志编纂,就是历史旧志编纂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关系范畴,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记述内容、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进而也会影响志书本身的价值。这更说明,唯物史观既关方志编研基本范畴,更关事业发展方向大局。

(二)善于学科借鉴的融合发展

中国方志学百年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各有关学科的影响,并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他各专门学科成果、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没有哪门学科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能够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学科交叉、学科融合与学科渗透,更是20世纪中期以后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向”。

其一,从“方志学”创立之初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看,除上述已涉及的因素外,其时西方学科的分立影响同样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向来按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分类,而西方学科的史学、哲学、文学等分类方法,则是西学东渐后才被中国学界所采纳并日渐普及。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便认为分科治学是以学为本,乃天下之公理,故视其为科学规律,并主张以学为单位开展学术研究。吕思勉则更清醒地意识到:“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不过现在既和外国的思想学术接触,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罢了。”这无疑是影响方志学创立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也是规范方志学科建设起步时对西方先进理念举措的一种借鉴融合。

其二,从方志学与有关学科相互间现实关系看,作为现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学与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等学科历来关系密切,其发展不仅注重遵循学术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相互间日显融合机制。李泰棻在《方志学》一书中便有“修志之辅助学识”一文章,包括有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法政学、商学、农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约20门学科及相关知识。例如,与史学一样,“地理学与地方志有密切关系,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观念”。以至长期以来,方志起源于历史地理并属于地理书也是业界的一种认识常态。如梁启超便早有“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的认识。同样,1934年,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中也曾指出:要搞清地理沿革,离不开地方志的研究。还有张其昀修志时所引“地理学之史料,大都为方志学之史料”,并于1939年,在贵州主修的《遵义新志》,被学界认为是“一反中国旧有的方志模式,成为‘区域地理’派以新方志命名的第一部著作”。有研究还为此统计了历史以来的志书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地理内容,等等。这都印证了两者间的密切联系和融合机制。

其三,值得关注的还有,改革开放两轮修志期以来,不仅是方志学对有关学科的学习借鉴,包括后者对方志学的借鉴融合同样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如有研究指出:“文学与地志,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但在中国传统的功用文学观念的熏染下,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颇为密切和频繁……文学和地志一直在渗透彼此的写作空间,形成跨学科之交融。”作者还以六朝文学与方志为例,据此提出了“地志文学”的概念。还有研究以现代乡村小说为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对方志的借鉴,认为无论是铁凝的《笨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还是阎连科的《炸裂志》,无一例外都是“地方志的形式”和“方志式的叙述”,而且它还“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的难题”。可见,方志学学科的独立及其与各有关学科的相互融合非但不矛盾,而且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未来发展趋势。

(三)注重守正创新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同样,守正创新既是百年中国方志发展史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事业未来发展前行的根本行动指南。

一方面,如何以“守正”方式认识中国方志民族传统的内在独特价值,无疑是其能否传承弘扬的关键所在,也是方志能否成“学”的重要根基。早在民国时期便有“地方志是中国特产”的传统认识,为此业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共识是:“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代代相继、血脉相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方志编修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朝鲜、韩国、日本、越南都有编修方志文献的传统,且有很多方志文献传世”。还有的以英国学者撰著并于1886年出版的《希腊史》《罗马史》(后清光绪年间中文版译为《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等为例,同样认为西方早有方志这类文献,而非中国独有传统。

应当说,上述观点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一种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但如何客观辩证看待这一问题,却事关方志民族传统底线和事业发展大局。所谓“传统”,首先应重其“统”的根基渊源,而后再观其“传”的流播嬗变,否则就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界经长期研讨同样普遍认为,首先中国方志的历史独创性毋庸置疑,但这种“特有”的先发优势并不影响其后各国的“共有”格局,两者完全可相容共存。从而清晰展现两者“先来”与“后到”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过程,因而“方志输出史,其实就是一部汉文化圈发展深化史”。

同样,如何看待西方相关类似文献,两轮修志期以来学界也做了大量研究。如有学者针对由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所著、1834年出版的《大英国统志》,认为其如仅从记述涉及面看它与中国方志似无二致,但“此书堪称一部简明的英国历史”。可见尽管其译为“志”,但实际并非“志”而是“史”。包括对上述《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当今校注者也反复强调它们“是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古希腊、罗马专史”,以及“比较典型的卷节体史书”。另有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还指出:“美国没有志这个字,在美国学者看来,两者是一个意思”,故“美国学者把美国地方史等同中国的地方志”。这都从不同侧面考究了中国方志与国外相关文献的历史渊源关系,也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志民族传统的本质属性。因此,“守正”的关键首先在于“守”住“正”本即坚守方志民族传统的底线,同时又应客观辩证看待其历史发展过程和中外文化的渐趋融合现象,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历史连续性与发展包容性的辩证统一。

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因而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同样是这一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百年方志学史看,早于方志学初创时,“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创新理念便已成为觉醒年代广大学人的不懈追求,其后历代方志人也从未停止开放融合的创新步伐。

特别应当看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对自身传统文明优秀特质的继承弘扬,更具有以开放融合等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时代特征。这样,就当前和未来方志事业发展看,既需通过自身改革、学科建设等途径不断转型升级,又应从“第二个结合”的宏阔视域和更高站位,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意识和举措,努力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与上述话题相关,百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两轮修志以来,在坚守民族传统的同时,学界还十分注重通过中国方志文化“走出去”和“传回来”的双向交流方式,力求实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不仅有《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七十年来海外收藏中国方志研究综述》《中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实施报告》《方志接受学基础教程》《方志传播学》等大量研究,还有分别在宁波、北京、长沙等地举办的多次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种重要平台与方式,包括《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等外国学者的相关成果,同样是中华民族方志文化传播与交流双向互动融合的典型之例,从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包容性和兼容并蓄的现代开放胸怀。总之,“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既是百年发展史留给今天的重要启示,更是当今中国方志学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应展现的现实担当。

来源:地方志研究(原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6期 )

作者:潘捷军(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