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方志中

维护国权的理念和实践

——以《大中华地理志》为例

张 灵

提要:古代方志内嵌着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对维护大一统国家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助力。至近代,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侵略盘剥我国,在思想文化上也不断进行割裂和篡改。面对恶劣局势,国人希望在文化传统中寻找资源,与近代的科技相融合,找出一条在文化上自立自强的道路,让中华民族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在众多努力中,《大中华地理志》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以方志的形式为国争权益、启民爱国心,在艰难的岁月中用方志的文化能量呼唤吾国民众的觉醒。

关键词:近代方志 维护国权 理念 实践 大中华地理志

自古方志作为一种官书,具有宣告天下、昭示正统、辅弼教化的重要用途。明景泰年间,伴随着明蒙战争的激化和明英宗还朝带来的政治压力,明代宗诏命纂修天下地理志,景泰七年(1456),成书《寰宇通志》,“使偏方下邑、荒服远夷无闻见之人,咸得悉睹而遍知焉”。景泰八年,夺门之变发生,明英宗复辟,立刻禁止《寰宇通志》颁行,并毁去已成刻板,但却以此为底本,迅速编纂成《大明一统志》。由此可见,编纂方志不仅是政府了解治下山川、风俗、物产的门径,也内嵌了一整套关乎治统、顺逆、是非的道德宣教,是漫长历史中能够贯通上层建筑和基层社会的重要途径。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必须要建立起确定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清末,东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资源的觊觎和争夺中,不断制造出“某地非中国固有”的话术,特别是日本叫嚣的“中国分割论”“满蒙非中国”,试图以此为逻辑起点将割裂中国合理化,“(内藤湖南)提倡中国应该放弃对东北、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治,为日本政府的满蒙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中,觉醒的知识分子用各种传统和近代的方式,将华夏这一庞大的概念逐步明晰理清并加以诠释。其中,有学者致力于通过编纂地方志的方式,将全国各个地域系统且一致的归类,作为中国政治疆界和文化辐射的重要指标与象征符号,其核心逻辑即方志为中华固有之传承,方志所记之地即为中华之地、所述之人就是诸夏之民、所载文化正是华夏文化,天下一统是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铸就的真实景象。

这其中,林传甲总纂的《大中华地理志》就是一次重要的尝试。民国6年(1917),林传甲见到日本编纂《支那省别全志》,心惊于日本图谋中国之迫在眉睫,遂发起编修《大中华地理志》并任总纂。至其去世前,编成京师、京兆、苏、浙、皖,赣、晋、鲁、鄂、豫、闽、吉诸省地志12种,全部冠以“大中华”字样。在字里行间中表达出对国家疆域、民族认同、历史传统的强烈信心,是以坚持中国历史传统的方式对侵略者认知战的一种反击。

一、《大中华地理志》的基本情况与时代背景

林传甲,字奎腾,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文学、地理、数学尤为所长,17岁就以算术闻名于江汉。先后创办了湖北时务学堂、衡州时务学堂、常宁时务学堂,其后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日俄战争后赴黑龙江任职,主管全省教育。他主持编纂的《大中华地理志》内容主要为各省的地理信息、历史沿革、物产、风俗、近况等,基本架构为“总论、位置、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地方志、结论”等,结合各省情况略加变化,是民国早期重要的全国性方志编修,对后来民国的方志编纂在组织实施、资料征集、体例结构方面均起到先行者的作用,其中的一些理念在国民政府《修志事例概要》中得以体现。

民国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所编方志中都激荡着爱国爱乡、实业发展和科学进步等诉求。如《川沙县志》中重视社会调查、民生资料,《南海县志》《合州县志》记述丝厂、布厂建设,《南溪县志》列表记载物价变化,《瑷珲县志》记录沙俄的暴行,《临江县志》记载抗日斗争,《芜湖县志》记教会侵吞土地。当时的共识是旧志不合于共和时代,亟须变革,而“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推动了传统方志的近代转型”。《大中华地理志》在导人爱国、引入新知、实地调查、增加数据方面是秉风气之先的方志之一,在地理记述中嵌套外国侵略、国权丧失、外交失利、人民疾苦的内容,是坚持该志初心的疾呼。

而维护国权的自觉意识和可操作方法使其在当时的方志中自成一格,一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作为有着明确反对目标的方志,“倭人出版之山东半岛、山铁沿线状况,不禁瞿然而惧”。其从编纂过程到内容组织上都极为鲜明地反对文化侵略,措辞上都有着丝毫不苟的针锋相对,“倭奴不识中华,称为支那,是以各省志皆称倭奴”。另一方面是主动的乡土教材取向,“小学中学师范讲授乡土地理,此为最适用之教材”,让该志不仅编纂速度迅速,而且处处对损害我国主权的错误观念进行驳斥,成为启迪青年人的重要爱国乡土读物,让方志起到“让人们了解进化道理,催人奋起的作用”。

该系列方志在成书出版后就引起了当时学界的重视,《地学杂志》多次对其进行评论和推荐,“现在编修志书当与旧志不同,一在国体变,禁忌破,二在西儒专精地理,三在世易时移”。至目前,对该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纂过程和地域研究上,如谢皆刚的《浅述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完整论述了该套方志编纂的过程始末,董兴杰的《民国“直隶三书”出版考》偏重于其对清末直隶地区资料的保存和整理,钟一鸣的《首善之区:〈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则是是地理志的文本出发推究其编纂思想,杨继伟的《20世纪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从林传甲〈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来看》是通过该志具体研究了北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等。而本文是通过对整个系列方志进行全方位梳理,重点对其中“维护国权”思想进行阐发,以及这种思想是如何在编纂过程和用志实践中得以体现。探究其编纂过程、体例特色,有助于看清方志能够根据时代发展而不断开创的深厚底蕴,有利于在新时代为方志事业找到着力点,开拓新局面。

二、《大中华地理志》编纂过程中维护主权的鲜明意识

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演变,方志编修不仅是境域舆图、地方乡土的阶段性汇编整理,更成为地方权力对中央王权服膺,认同最广泛共同体文化的一个进程和宣示,即表明“修纂方志标志着当地已经成为帝国王化下的一分子”。编纂方志从最开始的目的、资料的收集运用、定稿出版都深深镌刻着“天下一统”的意识。民国时期的方志,因痛感国权丧失和民族危机,在编纂全程中都有借助方志来维护主权的鲜明意识,这点在《大中华地理志》中更是得到着意的强调。

(一)明确的编纂目标

“清季英划江洪,当局茫不识何处。日人得东沙群岛,竟罔知隶我版图”,此即为晚清以来地理学落后于世界中最可痛心之处,当时之中国,不仅昧于世界大势,而且唐宋时期就已形成三年一造图经的定制也早已废弛,大多数人对国内事茫无所知。列强凭借近代地理知识和测绘考察的优势,往往能将条约中的条款解释得完全合乎其侵略需要,我国限于国力和无知,则无可奈何,时人悲叹“欲求一省完善之地志,忧乎其难”,“旧时志书,类铺张声华文物,不实求地利民生”。各地的物产受外人觊觎而不晓,“赣南钨矿,田野遍是,可随意拾取而不知宝贵,一任外人廉价收买垄断权利,可耻孰甚”,“外人潜行测步,时肇交涉,路矿林产经外人指索而始恍然”,正因忧心于此,《大中华地理志》在初始就有维护主权、启迪爱国的明确目标。“其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使其爱国。必令自爱其乡始,必令自知其乡之历史、地理、山川、人物”,开宗明义地表明其编纂目的,通过《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一省一地的山川物产、风俗民情得到了有序地梳理,对于民国初年在外交交涉中唤醒民众起了重要作用,“今日倭寇深入,由吉长而贯吉会,蹂躏延珲”,“撰山东各县地理志序百有七篇……外交方棘,驰驱胶济道中十五次……每日讲演,听者逾千五百人”。团结地方有识之士勠力以赴,使《大中华地理志》成为振奋社会的凝聚力之一,以编纂方志的形式唤醒国民的责任感,为构建现代国家,促进社会进步,也为当时国人留下了奋斗目标:国家富强、民生富裕,就是中国再造文明成功的标志。

(二)坚定迅速的编纂历程

自民国6年,《大中华地理志》始启编纂,至民国10年,共编纂成省志12部,编者本着编纂省志必至该省的经验,坚持将实地踏勘和文献积累相结合,以期名实相符,总纂得法。编纂过程如此“学生百余辈佐助调查,不三月而志稿竣”“身历各地,亲任访察,常以三数月之力辄成一省之地志”。常年以这样的强度编纂方志,正源于其编纂目标“增地理常识,爱国之思必油然而生”。《大中华地理志》计划出版的范围包括“大中华二十二省、六特别区域及外蒙古西藏凡三十篇,一千八百四十四县地志”。总纂者林传甲在去世前仍在感慨青海玉树已响应地理志的编纂,准备远赴以修成此志,可惜转年就因病去世。

方志编纂中必然遇到的人、财、资料等问题,《大中华地理志》本着修志为守土、读志启民心的原则加以解决。编修人员的构成,其因地制宜,既有动员高等学府,“《京师志》为京师大学之夙志……《京兆志》得高等师范协助”;也有借助当地文化学者,“此三子者在胜清皆实大声洪人文之牛耳者……追前轨而卜复兴亦教育家之责也”;还有中国地学会同仁亲身查访编纂,“舍弟传涛赴鄂校刊……《湖南志》已交门人龙承曦调查地质”。于财力方面,坚持原则,进退有节,“用中国钱,办中国事,不借外款”;于资料上,旁征博引,兼容并蓄,实际踏勘,综核名实,“中国地学会评议长通饬各属调查,先得四十三县”,“福州乡土志,于地理、民业、兵事、商务、物产、制造特详,四乡之村镇山川尤晰”,“地方志各县人口皆依统计载入”。可见,痛感于日本人图谋中国亟须抵制,又寓国民教育于地理知识中,《大中华地理志》编纂在较急迫的环境中开展,然传承古法,收罗新知,以踏实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迅速而坚定地出版了十余本地理志。

(三)长期的人才培养

方志在明清进入鼎盛,首要即是有大量人才进入方志编纂领域,“士人群体壮大,本地精英们修纂方志的主动性提高了”。而到晚清民国,因科学知识的不足和修志领域人才的匮乏,我国方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都被日本编纂的方志所超过。因此,《大中华地理志》不仅是一项以地理志传承来宣示河山一统的类书,同时也通过地理文献的编纂,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具有新知和眼界的新人,以传承悠久的方志传统,拓展方志记述的内涵与外延,为我国方志的承继和创新底定重要的人才基础。

《大中华地理志》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项参与广泛的社会工程,以不同形式培养出各类型的编修人才。既培育有通撰审稿的方志人才,如“直隶苏莘,山西李泰棻,力任分纂……宛平县知事汤铭鼎,劝学所长崔畏三,约定教育界同辑之”。这些人中有人成为方志学家,如李泰棻,后任《绥远通志》总纂,完成著述《方志学》;有人成为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学者,如苏莘、汤铭鼎等。也有因机缘而投身科学事业的新型知识分子,如“湖南方克刚、甘肃王天柱、河南何日章、热河宣本荣……亦毅然以调查自任”。其中何日章后成为河南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方克刚、宣本荣、王天柱均成为当地平民教育事业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还有大量参与调查的在校生,通过乡土调查和笔记撰述,初步懂得了何为方志以及如何编纂,也在青年心中留下了知史明志的印记,其动员方式为“督全校七百人述乡土记”、“二十区学生实地调查”等做法。通过广泛参与,方志的影响力扩大到青年学生中,为将来的方志事业播下了种子和希望。

三、为维护国权在篇目体例上的继承和创新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感到亡国灭种的强烈忧患,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不止是船坚炮利的明火持杖,还有伪装在“进步”“现代”名义下对中国历史的篡改、地理信息的窃取、对华夏民族精神的刻意歪曲,污蔑“中国国民具有先天的盗窃本性,是食人族,以欺诈为能事……中国人不知道保存资源,道路毁坏不知修葺”。仁人志士被激发出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从实业到教育到解剖民族性,试图以各自的方式将中国传统和近代化进行对接,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大中华地理志》将古代方志优势领域和近代科学方法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在体例和编纂语言上继承古代方志的优秀成果和一些固有传统,对时人通过方志接受新知极有助益。其中维护国权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编纂的方志,如《永泰县志》中即有“夙昔文物之荣光,日以泯没,所谓实业、教育之大端,未有兴起之望”。所以该方志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规模,为抵抗“外人谋我之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篇章首推地理,以明中华固有之疆域

方志自《图经》起即重地理,《大中华地理志》更直接以《地理志》为名,览其篇目,地理为重中之重,如《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共24篇,地理相关的有“总论、天象、疆界、山脉、水道、水利、地质、地势、建置、气候、交通、县治、巨镇、模范村”凡14篇,《大中华福建地理志》共7篇160章,与地理有关的有“总论、位置、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地方志、附属”共6章133篇,可知地理信息是《大中华地理志》中权重最大的部分,这与古代方志中地理信息占比普遍在50%以上一脉相承。“地理之学,古今几嬗变矣……知九州之地域,辨其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地志之书往往得吾国周官古意,举凡天文地文诸端网罗巨细,萃为一书。”

在地理信息编纂上,《大中华地理志》避免旧方志不求实际地理、漫延空谈的弊端,使用近代的科学成就,与传统的地理记述取长补短,得出符合科学检验、能够修志为用的重要成果。既有传统类目加入近代科学论述的,如“山东最南为郯城县南红花埠故驿之西南杨家集,北纬三十四度三十二分”,“雪量渐稀,比全年约百分之二”,将传统记述和近代科学表达熔于一炉。也有对当时新兴学科与事业加以描述的,如“京汉铁路总局呈准交通部,以大智门缩为二等车站,将循礼门大加扩充,改为运输总站”,“京兆气候,为大陆性,土脉皆含沙性”,“自南口镇起,先见石英岩、板岩、片麻岩,次为砂质灰岩”等,表达新事物和新概念在全书中并不突兀,可见方志文体顺乎时代的适应能力。

《大中华地理志》从修志传统和西方舶来品中撷取所需,自成一体,为后来编纂探索新的范式。新的地理记述体例,让方志科学性大增,文字平易也使方志阅读门槛大大降低,一方面有利于对抗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如“全国各县物产……吾人不知其可贵则不为开发之,一听外人攘夺之、割取之、租借之”,“胶州一隅,又日人所垂涎地也……此志之成,必有所寄托”,科学的地理解读和清晰的历史脉络,让我国在对外交涉中能够有所凭据,为挽回国权尽一份力。另一方面,易于普及的地理知识,也让爱国教育迅速扩展,如“全国地理志必告成,中国必不亡也”,“招第一班师范生五十余人讲授乡土志”。在教育中普及地理,启迪爱国爱乡的情感,呼应了教育救国的初衷。

(二)关注记述实用,以增国家富强之根基

《大中华地理志》摒弃了原先地书中“各省区之地势民物,茫然莫辨”的现象,关注国计民生最关切之处,极重视各省物产与实业的记录,以期达到“经营地方进于经营国家,转贫为富,化弱为强”。其所记录往往直指具体,如“钢铁厂,汉阳赫山,分炼钢厂、无烟火药厂”;同时也记录在不平等条约下,民族实业和产业工人的艰难处境,“苦欧美资本家之专制,山东之工厂,大者多失败”,“华工多在下级,纵艺术优良,总不逮俄工所得之多”,推演出实业关乎“国家领土主权之关系,不可不慎也”。《大中华地理志》编纂既汲取西方地理调查作为专门学科的先进之处,替代原先不求实用的定规,将物产、实业、交通作为富国强兵的主要脉络来书写,深符当年为救国而求文明于世界的社会风潮,又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对帝国主义者觊觎我国丰饶的物产、非法测绘我国的地理信息、通过不平等条约榨取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予以痛斥,希望在收回国权的基础上开展独立自营,增国民之幸福。

编纂过程中,编者要求所录内容要从切实调查中得来,多次发动同仁和在校生开展实业调查,“京兆第一中学诸生,勖以调查……多方访问,比官书详数倍”,“山脉注意林矿,据实业厅最新调查”,“物产据商业陈列所陈列,国货调查录调查,农业工业矿业学校调查资料”。一边是通过所成文献来告诉大众,需要引入新知,务求实用,推动国家的进步,另一边通过编纂过程培训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方法、能开展实地调查的人员,使得方志不再是一门“贩钞故籍,陈陈相因”的陈旧学问,而是能够在颠沛之中为国家争国格、为人民谋幸福的有用之学。

(三)重视体例创新,以达维护国权之成效

《大中华地理志》直接目的是针对日本所编《支那省别全志》,内在要求是较短时间内拿出一定的成果,在其最高速的时期是每三月而成一省志,这需要在体例上拟定一些可以操作的规范,使得各省志编者能够相对简单的对各类纲目进行“填充”,从而降低编纂难度,加快编纂进度,使这项社会文化工程在温度尚暖之际回应受众的呼声。《大中华地理志》篇目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为《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20余个小篇形式,同此篇目的尚有吉林志和京师志两种,一种为融为大篇的形式,即福建志的形式,采用此种的有浙江志、江西志、山西志、河南志、湖北志、山东志、直隶志、安徽志,以“总论”叙建置沿革和整体山川物产特色,“位置”书经纬度和边界所达,“地文地理”详述地理山水走向及资源禀赋,“人文地理”讲地方风俗民情、行政实业交通等,“地方志”分述各县详情,“结论”采撷民间风物或畅论地方发展。总之,编纂形成了一套由初经训练人员调查乡土,少数专业人员整合总纂的快速成书模式,为《大中华地理志》实现其既定目标打开一条成功之路。

《大中华地理志》不仅在省志编纂上摸索出一套成功做法,还为之后县志编纂拟定了同类模式,“一千八百四十四县地理志,何时可成?每县得一同志,则三月成,事在人耳”。而县地理志的基础就是各省志“地方志”篇下各县记述,将其中所记载的基础信息参考省志的篇目结构加以编排,增加实地调查的内容,的确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县志编纂的大范围覆盖,其规划已定“乙篇分县,每县一册……一百七县之地理志由省立各师范中学生暨劝学所分任(调查)”,“至一县则成一县,至一省则成一省”,“六十八县诸君咸肆力于本县地志之编辑,而一律告成”。可知对不同层次方志的篇目结构进行一定的模块化设计,能够大大提升方志的编纂进度,及时响应社会的需求,实现方志编修的目标。

(四)畅言军事地理,以思民族利益之抗争

多人将《大中华地理志》比作明末大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于顾亭林、李益溪之后……把酒从谈,于南北各省利害大势”。在沿边沿海的地理记述中,该志畅言需要防备的帝国主义势力,并就如何军事准备进行探讨,“(吉林)勘界损失已多,今有知觉晚矣……妄指为间岛,致酿中日间多年之争执”;“两师分驻国境,近则援闽出发”。而记述各省实业中,着意于兵工企业的记载,为全国一体的国防设计提供思路,指出“兵工厂,汉阳龟山阴,为钢铁制造品之最重要者,全国军械钢轨多取于此”;“军装布以双钱为商标%承办纱布丝麻四大厂”。该志在地理形势、实业民生的记载中,始终不忘军事准备,饱含着修志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希望从资料中找到制御强寇的道路。

书中还专门记述了我国在历次不平等条约中遭受侵割的土地,对之前的军事准备进行反省,以求亡羊补牢。其言道:“日本初次侵台,即以生番为借口……办防务恒春等处,尚属荒莱”;“昔三姓副都统统辖境远及库页岛,今东海滨久沦于俄矣”;“盖咸丰失地以后,盖缩退千四百里……人民战斗力不如酋长时代也”。《南京条约》后,中国在对外交涉中屡屡面临国土沦丧的苦痛,侵吞中最尤甚者即俄日两国,外东北和台湾两处也是吾国有识之士心中至痛。《大中华地理志》不仅对两处失地过程做了详尽描述,还对当年武备松弛,不知利用地利,军队训练松懈的情况加以反思,既为当时的国土防御提供镜鉴,也为将来能够重申我国固有的权益,保留法理上的依据、文化上的根脉,“今虽统治权属于日本,而家塾所教仍以经文为重视,可以见民心矣”。

四、方志使用中对增进国权的促进

相对于有“藏之名山”的古代方志典籍,近代方志有着用于实际的迫切刚需,更接近图经的实用倾向。《大中华地理志》直接缘起于抗日文化侵略,因此,《大中华地理志》修成后的使用有着明确的设计和顺畅的执行,一方面以乡土地情教导人以爱国,另一方面以其所记事物的在对外交涉中争回权益、在科学事业上力求进步,以方志的广泛运用为中国在艰难困顿的年代中贡献一份力量。

(一)以方志为教材,发挥育人作用,待有新知的新人卫护国家权益

民国初年因缺乏新式教材来开展教育,不得不大量直接引入国外成品,“吉林地志,原无适用教科”,“凡诸适用教科,莫不译自东籍者,在科学后进之国,固属通例,然未闻本国地理历史亦取材外籍者,文化凌夷,滋可慨焉”,所以《大中华地理志》一经出版,立刻成为重要的教材,“(京师志)节取教授高等小学及乙种实业学生”。该丛书在编纂中就已对教育上的运用有着完备的计划,“计分一百六十章,程度如中学师范教科书,每星期加课一小时,四年教授可毕”。这套书成为从小学教育到师范教育通用的教材,为当时中国爱国爱乡教育提供了基础内容。

《大中华地理志》对于外国教材中某些错误观念和包藏祸心进行了有力的正本清源,指出“闽滨大海,台澎割弃以后,藩蔽既撤,眈眈者乃倡为势力范围之说”,从历史和风俗上有力驳斥了《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中日本将福建视作其势力范围的险恶用心。“(泰山)适日本军阀相率而登者数百人……读该国有贺博士支那正观,谓以武力制服支那国民……保国必自保山东始”,即针对当时日本欲以武力强夺山东的企图,从国防到民族感情上痛斥日寇的狼子野心,以乡土教材的形式将山东问题广泛地向社会大众进行宣传教育。对于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铁路沿线用各自语言扭曲我国固有地名、进而篡改地方历史的企图,《大中华地理志》进行有力回击,“所定之名,虽俄兵南犯,倭寇内侵,莫能易焉……交通轮路邮电仍用原名……足见吾民意所公用者,确不可移”。乡土地理教育对青少年爱国心的培养、科学观念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加辨识地引入外来品,容易让一些内藏“地雷”的错误观念成为文化入侵的先锋,毒害青年人的思想和认知,所以《大中华地理志》将修志为用落实于教育上,从乡土出发教导人以爱国,发挥方志育人的源头功效,为近代中国的地理教育探索了可追迹的正途。

(二)控诉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为将来争回国权留下实据

近代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最终要靠先进思想武装下的民众觉醒,然在唤醒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长路上,还有着各方面的努力,“中国历届政府一直朝改订平等新约努力,尝试过各种方式,融合法律和政治路线,并与国际局势、潮流相呼应,努力摆脱条约束缚”。《大中华地理志》就是将大量吾国吾土历史沿革、习俗传承的内容记入书中,以期在当时和未来为中国争回被掠夺的权益提供过硬的凭证。当时最棘手的交涉就是山东问题,《大中华山东地理志》详述山东建置由来、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和其权益丧失的经过,指出“禹贡九州之名山大川至今尚为山东人习用者”;“东方文明首出是之谓山东”;“青岛租于德,又夺于倭,失之东隅”。又记述在国权丧失下,人民生活受到入侵者压迫,“胶州湾产鱼最盛各处,多被倭人以强力侵夺之,是以倭船少而得鱼多,华船多而得鱼少。”该志还“(呼吁)于全国父老子弟,胶州一隅,不能为日本所有”,为争回山东权益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和强大的社会影响。

《大中华地理志》记载晚清以来各地累次所失权益的过程,以期将来能够富强国力、外争国权。如其记载“(九江)前清同治元年开为通商口岸,租界在城西”;“天津租界,除德奥外其余尚未收回,主权不完,大沽炮台,久已撤毁,门户洞开”;“东陲边要,极于绥远,殆不忘沿海及库页岛之荒服”,显示不平等条约对国家主权的伤害和各项权益的丧失,帝国主义在铁路、矿产、关税等方面攘夺的特权对我国的发展极其不利,编者意识到必须打破这种桎梏,应在各类乡土文献中均留下了国权丧失过程的详记,抵制侵略者对历史的歪曲,为我国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保存下坚实的论据。

(三)在方志中引进先进知识,为国民素质提升做好科学普及

方志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本土文献,在当时社会受到广泛认可,通过它来对一些新知识进行普及,能够起到较好的作用,便于大众接受思维定式之外的新事物,为科学文化的推广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具备近代科学知识、思维逻辑的国民则是中国捍卫主权、自强于世界的希望所在。于地质学上,《大中华地理志》普及了很多当时的新知识,如其载道“青龙桥一带,黑云母呈薄片状,大小不一,显微镜下,惟见棕绿色针状”;“固地球热度渐散,其收缩横压之力,使地皮皱曲益达,成大部分之褶曲山岳”。在工业门类上,很多新的分类和记述大开当时国人的眼界,“站台设有机器以为运转原动力,仅凭电话,以定车之行止”;“铁作所所制水龙、保险箱、手摇制篾机,无异于东西洋”。编者融新知于方志中,也将科学知识带到了城乡各处,推动了国民科学认知程度的提高。

《大中华地理志》助力了部分专门学科的进步。在地图学上,该志将准确的经纬度数据和翔实的山川走向加以记述,对地图的绘制和普遍使用提供了基础,“以经纬度控制地图投影法成图,且用等高线表示地貌,并有较科学的图式系统和测制规范”。民国方志中城垣都以实际山川、城池、街衢呈现在地图上,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圆形轮廓,在科学性和实用性上都大大提升。在气象学上,该志对风向、雨雪、温度都以四季和十二月来分类记述,记述方式以定量形式阐述,“夏雨初期,比全年约二十分之一”,相较于古代方志,显出了较强的科学性,推动了气象记录从模糊表述到精确记载,为气象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观测材料和广泛的知识普及。

结 语

方志在明清时期已是一种被要求“具有史义,能够经世”的文献,其中自有一套关于国家、民族、传统的论述体系,在长期的编纂实践和方志使用上与“天下一统”的价值观深度契合,成为在大众中开展家国大义、人伦礼仪教育的重要途径。延至近代,在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时,知识界纷纷寻找救国道路,作为一种能够沟通上层建筑和基层组织的文献,方志也受到重视,修志者试图通过方志编纂来论证我国固有之权利,驳斥割裂中国的妄语,启迪民众爱国心,普及先进科学知识。这些理念和实践在《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和使用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在编纂中凝聚了广泛社会的共识,成为各种思潮流派都愿意助力的事业,其所述所记在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看来,就是维护国权的一次呐喊与抗争;另一方面,该丛书作为教材长久地影响了青年人世界观的形成,坚定的爱国情操和追赶世界先进科技的决心,是那个时代救国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可以说《大中华地理志》正是古代方志中家国天下理想和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一次接榫,古代和近代在这部书中消弭了界限,让人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接续前行的勇毅与坚韧。

《大中华地理志》对今日方志编纂有深刻启示,每三月成省志一部以抗衡《支那省别全志》的矢志不移,正秉承着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为文初心。方志从图经肇始就有着极强的实用性,绝非注定束之高阁的文牍,而今日新方志编修进度之慢、内容之庞杂、运用范围之狭窄似皆甚于古代方志。因此,新志编修者应该从编修目标、篇目设计、体例架构和方志运用上学习在国家危难中力求方志救国的前人,让新方志能够达到记述时代、人所共信的效果,也要具有针对急务、通权达变的能力,才能起到“谋国治民之根本”的效果,才算接过了方志自古而来、与国同戚的文化火炬。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1期

作者:张 灵(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