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学习老一辈 深刻悟“初心”
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图为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人民动员起来,保卫革命圣地延安。 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回顾党的历史,看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是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的,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当初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打倒旧王朝,自己当皇帝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一再发出警告,对此给出了鲜明回答。1949年初,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提醒全党,要预防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离开西柏坡时,他把这称作是进京“赶考”,说:“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全国胜利后,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党内出现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他敏锐抓住苗头,及时领导全党开展了“三反”运动,对个别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高级干部处以死刑,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做忘记初心的人,绝不做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事,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集中力量建设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在此过程中,对主要任务也一度迷失方向。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那时虽已七十多岁高龄,但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如何安度晚年,而是如何领导人民为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他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带领全党实行改革开放,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
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始终不变的;最低纲领则是根据革命或建设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不同而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重新审视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为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尚处在初级阶段,并据此制定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纲领,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时,有人对改革开放的目的、性质、方向产生了各种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有的说共产党最好改个名字,否则影响国外投资;有的说,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今后要少提。陈云同志听到后,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当他听说有些人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论调,便及时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并在讲话最后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上出现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此,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从共产党领导人民搞改革的最终目的上阐明道理。他强调:“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因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因此,“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老一辈革命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仅表现在处理党和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对待个人和亲属等相对小一些的问题上。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堪称全党的楷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自从新中国成立起他就担任总理,直到1976年去世,长达27年之久。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清正廉洁,鞠躬尽瘁,从不搞半点特殊化,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谆谆教导自己的晚辈,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能因为他是国家总理,就有任何特权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切实弄明白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并把初心化作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就一定会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压倒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就一定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作者: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
来源:《求是》2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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