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1期

养天下之道自一身起

——张栻的家风家教及其当代价值

文建刚

天下之本在家。家族需要文化传承,传承则在家风与家教。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三苏祠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南轩先生张栻,出身绵竹张氏,其父张浚出将入相40年,以忠义名世,有“中兴第一”名相之称;其弟张枃也以“吏才敏给”著于史志,有廉能之声。张氏三父子无论政治影响,还是学术地位,可谓丝毫不逊于眉山“三苏”父子。从蜀中寒门到宰相之家,从地域边缘到权力中心,张氏家族其兴既骤,其泽也久,代有人才。那么,是什么让张氏家族有如此生命力呢?吴儆《祭张南轩先生文》中说“先生忠孝之节,世有家法”,笔者试从修身、治学、忠孝等方面梳理张栻的家风家教,并分析其当代价值。

一、清白正直,敬以修身

两宋之交,外有强敌,内有动乱,张栻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战和不定、世风日下的时代。但越是时势动荡,越是人心崩坏,张氏家族越是注重修身治学。张浚曾赞颜子以告张栻:“颜子陋巷箪瓢一夫耳,圣人直以王佐推许,诚以养天下之道自一身起。”张栻自幼便受到清白正直、循礼居敬的修身之教。

张氏家族清白正直家风可以追溯到张栻曾祖父张弦。张弦是一个“慷慨有大志”却不慕虚名之人,故其“不肯屑屑为举子业”,而是“于书无所不通”,潜心实学。后以《庆历御戎策》三十篇被荐举入仕。针对宋代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卒无练卒、士无选锋等军事问题,张弦提出了加强“陕西四路、河北三路、河东一路”防线,以及“割兵属将,公选其人、不拘官品”“使各得自辟其属,丁壮之目、财赋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扰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权”等一系列强兵措施,但这番言论极不合于宋代“强干弱枝”的祖宗之法,故而犯了忌讳,未得大用。张弦60即致仕,归家筑希白堂,自号“希白先生”。“希”为希求,指渴求、希望得到之意;“白”为洁白、清白,亦有佛家空、无之意。“希白”字面为希望保持清白,有不忘初心、守正本原之意,与元人王冕《墨梅》“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明人于谦《石灰吟》“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等诗句意韵相通。可见,“希白”既是张弦的自号,也是其对家人的训勉。

张栻祖父张咸以正直名世。张咸早登科第,好诸子而折衷于六经,文章“奇伟条畅”,才学很高,曾在贤良方正科取得天下第一的好成绩。但也正是由于直言极谏,在上疏的时议文章中直言“大忧”“深患”“博祸”之事,并明言“法之可行,无问于新之与旧;议之可用,无问于今之与昔”,朝廷应以大中至正之心“去私意、公是非、明可否”以行政令,此论虽为天下有识之士赞为“先见之明”,但调和新旧的做法,显然是变法派(王安石)和守旧派(司马光)都不能接受的。后来,张咸策论文章又被列为高等,但“其策不以元祐为非,且及庙堂用私意等事,无所回互”,令宰相章惇极为不满,以至于后来章惇专门废除了制举,改立词科。词科之文,大多是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文章。词科兴立导致蠧坏士心、驯致祸乱,而寻根溯源,张咸的忠诚正直竟是原因之一,这更说明张咸不畏强权、正直忠诚的家风。

张栻之父张浚亦秉持家风,“于器用取具,不问美恶,平生无玩好,视天下之物泊然,无足以动其心者”,在连州时曾作《四德铭》:“忠则顺天,孝则生福,勤则业进,俭则心逸。”绍兴二十三年(1153),秦桧指使党羽诬告张浚与蜀中旧部策划谋反,往来密谋的书信藏于其随身箱箧之中。宋高宗赵构派人彻查,尽取书箧,当堂开验,却发现只有一些书籍和信札,而信札中大多也是忧国爱君的文字,根本没有谋反的东西。除此之外,仅是一些破旧衣物,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高宗看后感动非常,叹息到:“张浚一贫如此哉!”于是马上颁赐黄金三百两以示奖勉。节俭清廉之风可见一斑。

受清白正直家风熏染,张栻亦以圣人颜回自期,崇尚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志向,作《希颜录》,以其清白正直、安贫乐道的风骨自勉,以循礼居敬为具体修身工夫。朱熹《静江府学记》:“(张栻)学近推程氏,以达于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为主‘明理’为先。”张栻以“敬”为字,即是张氏家族诚敬工夫的表现。张浚晚年榜书诏示张枃之言辞何其相似:“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在送别堂侄张焕、张炳的文字中,张栻曾写道:“上焉亲师求仁,发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居则讲业传道,出则继我魏公之业;次焉尤当服孝弟忠信之训,饬身谨行,无为门户羞。”“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从事于奢靡。”张栻也要求后辈时时小心警惕,作为张氏子弟,其上者,亲近师长、追求仁义,合天地之德,传圣人之道,济天下百姓,继张浚抗金恢复故土之志业;其下者,要遵循孝悌忠信之训,整洁仪容、谨慎言行,不做有辱门风之事。这里所提出的君子仁人修身养性规程,培养健康人格的切实之教,既是对二侄的警勉之言,也是张栻自幼而长所受家教所在。

二、好学敏求,崇儒重道

张氏家族极为重视教育。张栻曾自谓“予家起寒素”“以儒学显”,张栻祖母计氏夫人也曾对张浚讲:“门户寒苦,赖尔立,当朝夕以尔祖、尔父之业为念。”张氏子弟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显”与“立”靠的就是读书治学。

读书要有踏实问学、终生不辍的好学精神。张栻《答陈平甫》:“世固有天资之美者,苟不知进乎学,则终身安于其故而已。盖气质虽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难明,是以君子必贵乎学也。”直言后天的学习对于成就人才的重要性。张浚16岁入郡学,即“讲诵不间蚤夜,同辈笑语喧哗,若弗闻者,未尝一窥市门”,以致苏氏后人苏元老盛赏:“张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观其文无虚浮语,致远未可量也。”直至晚年被贬官地方,仍日日读《易》,更定前说,并与学人讲谈论学。张栻自幼随侍张浚,受过庭之训,得张浚易学真传;青少年时代,张栻受教之良师,如王大宝、刘芮、胡宏等,皆一时贤士名达,儒学精深之士,学问因之不断精进;其后虽为仕宦所累,但终其一生,张栻都是手不释卷,讲论不断,著作颇丰。朱熹赞扬张栻“学造精微”“足以名于一世”,而其根源正在于“未尝一日以是而自足也”的勤学、好学精神。可见,张氏家族学有根柢与其好学不辍的读书治学精神息息相关。

读书要有榜样和目标。张栻曾讲“学圣人必学颜子,则有准的”,颜子的“准的”,并不在于财货之富,也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得道之正,故张栻“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学习的目标是为了“成身”,即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由此突显出教育的重要性。如何“成身”呢?张浚对族中子侄后辈有“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之训,认为“学者当清明其心,默存圣贤气象,久久自有见处”。这里的意思有二:一,“清明其心”,过多的外物之喜是不利于修身成德的,故而要扫除物欲私念;二,“默存圣贤气象”,儒家读书求学,修习的是圣人大道,要的就是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仁人,虽不能至,亦要有这种大气魄与大志愿,不然只是咬文嚼字、钻营取巧、庸庸碌碌的小人之儒,何以成学、何以卫道、何以治世?

读书要守持正道,以儒为本。故张栻认为,教育之本在于儒学。张浚曾有《谢表》:“敢不专精道学,黾勉身修?求以事亲,方谨晨昏之养;庶几报国,敢忘药石之规?”这里的道学,指程、朱等人传承孔孟之道的宋代儒家道统之学。张浚早年得苏氏蜀学后传苏元老栽培,后得蓬州老儒严赓传《易》,又师从谯定为程门弟子、洛学传人谯定,故虽然张氏家族有好佛、信佛的传统,但张浚融汇洛蜀的治学特色为张氏家族奠定了以儒为本的家学根柢。张栻多次从学理上抨击佛学的“空”说,“寂灭”是虚伪、荒谬之说,认为佛教世界观乖戾不堪,违背天命,只有儒家“实理”之学才是万物根本,才能济世淑民、拯危扶困,故朱熹以“醇儒”赞其学问之纯粹、守道之坚毅。正是由于张浚等家族长辈的好学敏求家风奠定的深厚家学功底,张栻才能成为综贯洛蜀、衣钵湖湘的一代学者宗师。

三、孝以事亲,忠以报国

孝悌乃为仁之本,忠信乃为政之先。张氏因张浚而成宰相之家,张栻虽未拜相,但《宋史》称其有“公辅之望”。从西蜀边鄙的寒门庶族,到南宋政治中心的宰相之家,孝与忠是始终贯穿张氏家族家风家教的两大要素。

张栻认为:“孝弟乃为仁之本,盖仁者无不爱也,而莫先于事亲、从兄。”①“盖人性之德,莫大于仁义,仁莫先于爱亲,义莫先于从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②恭行孝悌是修德成仁的基础,是人们成就盛美德业的阶石。

首先,对于父母,既要以孝奉养,听从父母之训教,更要秉守其志。张浚4岁而孤,但张浚及其夫人宇文夫人事母至孝,宇文夫人经常训导晚辈:“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①张浚虽贵为宰相,日理万机,宦游不定,但在条件稍为安定之时,总会将母接到治所奉养,如张浚治幕府于淮西之时,“上为降旨,召公兄滉俾迎侍(太夫人)而来”“公戴星而出,经处国事,至暮入侍色养,委曲奉承,中外观感歆慕,传相告语,以为美谈”。②听父母训教,爱惜身体,如计氏夫人不让张浚饮酒,张浚则多年未饮,以免母亲在家担忧。计氏夫人逝世,张浚“哭泣应接不少倦”。张栻解《论语》“父没观其行”句,认为 “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恶”,张浚一生坚持对金主战,以收复中原,张栻、张枃兄弟也从未改此志业。

其次,兄弟之间不仅要兄友弟恭,更要善意规劝与勉励。《定叟弟生朝遣诗为寿》:“祝子以爱身,永佩过庭规。勉子事远业,昔贤以为师。”此诗中,张栻不仅叮嘱弟弟要爱惜身体,也劝勉其遵从家训家规,立志于远大的事业,以圣贤君子为榜样。《别离情所钟十二章四句送定叟弟之官严陵》:“义路本如砥,利径剧羊肠。……敬始以念终,君子贵守身。”③张栻、张枃兄弟二人虽因职事所需,分隔异地,但时常书信往来问讯关怀,兄弟之间的感情相当之好。

国之栋梁出于家之苗圃。《思终堂记》有言:“行身以其道,则虽处贫贱,而其所为事亲者未尝不得;不以其道,则至于居富贵而所为辱亲者,盖益以滋甚矣。”29张栻认为,孝始于修身齐家,终于立德行道,“不以其道”而“居富贵”是不孝的行为。真正的孝并不以显达与穷困作为评判标准,而是要有正大的志向,要将心系天下、矢志为国的爱国爱民精神践行在忠君报国的事业之中。

首先,明于义利,报国当不避艰险、不畏强权。当秦桧把持朝政时,张浚既想忠君报国,弹劾奸佞,又恐惧牵连到年迈的老母,陷入忠孝两难的境地。深明大义的计氏夫人知道后,郑重地诵出张浚父亲张咸元祐年间制策中的文字“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陛下”,以此忠义之言劝勉张浚。张浚受此大义感触,决意以身许国、不避生死,于是上书直言,旋即为秦桧所害,贬居连州。张浚虽去国20余载,但未尝一日改易其忠君忧国之心!

其次,爱惜民力,报国当扶危救困、救世济民。张栻在朝之时,每有进奏“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倖、屏谄谀之意”,又常言“夫治常生于敬,而乱常起于骄肆”“天生民以立君,非欲立其乎民之上以自逸也”。张栻认为,民为邦本,君臣之立在于使民得以休养生息,不可擅动兵戈。当金国内乱,国势衰微之时,不少朝臣认为可以出兵征讨以收复失地,但作为抗金主战派领袖张浚之子,张栻这时却认为近年来国内水旱频发,“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实在不足以应付强行出兵远征的国力消耗,直谏于廷,使得孝宗皇帝最终改变了贸然用兵的想法。可见,张栻极为重视民生疾苦,不敢草率行事以坏民力。

第三,实事求是,报国当重践履、干实事。张栻治学极重躬行实践,及之于经国治世,张栻认为腐儒言谈汗漫无纪、行事迂阔无成,故“天下之事所以难立者,以夫所谓君子者不能任事”,而小人得以趁机得进,国事遂坏。因此,想要治国平天下,最重要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仁人君子。无论是作为幕僚出入军帐幕府,还是宦游四方、为官州郡,张栻均有不凡治绩,为国为民做了很多实事。在病重临终前,张栻依然心系国家,亲手写下了“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的奏疏,为天下传诵。

四、结语

当代中国,小到重养轻教、重智轻德、重少轻老、炫富秀权,大至辱华媚外、南京夏日祭、供奉侵华战犯等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缺乏良好的家风家教,以致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缺失。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可见,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进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新时代家风建设,应在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特点,做创新式的继承发展。因此,在回顾张栻家风家教的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和发掘其当代价值。

在个人修养层面。张栻解《孟子》“天下国家”之说,认为天下是超越国家的存在,而其本在国,国又以家为本,家之本在于个人。张栻的家风家教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基础,故既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致知求学,又善于将忠孝仁义践行在兼济天下的行事之中。具体而言,我们要成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人,即清白正直,又能知晓人情世故,且时常能反省自身不足、谦恭待人的人;要“入孝出弟、谨行信言、泛爱亲仁,皆在己切要之务。”在家庭关系中,对父母要孝顺,兄弟之间要友好、恭敬,平时做事要认真严谨,说话要诚实可信,要有仁爱之心,这就是我们个人“以孝悌为本”的具体做法。与此同时,对于领导干部家庭,领导本人既要清白干净、廉洁守正,领导家属也要发扬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守住拒腐防线,坚决抵制奢侈腐化、以权谋私等一切不法行为。

在社会教育层面。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从张栻的家风家教和具体经历来讲,首先要培养心系天下、为国为民的远大人生理想,知晓民族大义,则读书治学才能守持正道。其次,要培养社会责任感,张栻代表了宋代士人保国保文化的思想主张、文化诉求,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凋零,正能量的不被认可、不受重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今中国要实现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就需要我辈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第三,要培养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长远的发展眼光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追求。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礼仪和文明的民族,我们之所以是一个礼仪之邦,也正在于我们不是一个残暴、贪婪,对外掠夺成性的国家,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我们带给世界和平与进步。

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应深入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将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不断整合、转化、创新,结合时代特点,开展相关专项活动,注重社会协同作用,让张栻的优秀家风家教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日常生活,古为今用,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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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文建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