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眉山苏氏家风家教解密(四)

周云容

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附善者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唐·灵祐《警策文》)

三苏一生交游甚广,“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从皇族贵胄、文人学士,到僧侣歌妓、渔樵耕织、流民乞儿,朋友遍天下。纷繁复杂的朋友圈构成了苏轼生存的社会场域,殿堂上的纵横捭阖,贬谪天涯的人生无常都在此上演。如此庞大的“朋友圈”,显然形成于苏轼良好教养、超世才华的独特人格魅力光芒四射之中,同时也对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各个时期的情感、仕宦、生活、创作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相知互鉴、拱卫相扶、共同成长的作用。

为子孙得两宰相——与皇帝

“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钦仰,而累朝圣主,宠遇皆厚。”(宋·陈岩肖《庚溪诗话》)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兄弟双双中进士,三苏父子名震京师;嘉祐六年,苏轼兄弟又双双制科入等,仁宗皇帝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元·脱脱《宋史·苏轼传》)这番赞许,10多年后还救了苏轼一命。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诗案入狱(即“乌台诗案”),人们认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病中得知此事,对神宗说到当年仁宗的话语,“帝(神宗)涕泣,轼由此得免”(元·脱脱《宋史·后妃传》)。

在位仅4年的英宗亦听闻苏轼才名,打算重用他,但因宰相韩琦反对而作罢。

神宗尤爱苏轼文章,“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有臣将苏轼比作李白,神宗认为:“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陈岩肖《庚溪诗话》)熙宁年间,神宗欲进用苏轼,但因其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遂外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州了事。其后,神宗多次有意复用,均被当时宰相王珪极力阻止。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苏轼患眼病,逾月不出,于是说他病亡的传言四起。正欲用膳的神宗闻此死讯,“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宋·何薳《春渚纪闻》)。在苏轼贬到黄州4年后,神宗皇帝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遂量移苏轼于汝州。第二年,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他对苏轼的喜爱与期许也随之化为东流。

神宗幼子哲宗即位,神宗生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元祐初年某日,太皇太后高氏召见苏轼,问他前年任何官职,如今做的什么官?苏轼回答,自己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现为翰林学士。这可谓是日转千阶,扶摇直上。高太后又问,你知道这是为何?苏轼认为这是高太后和哲宗皇帝的恩典所致。高太后却说不对,那是神宗皇帝对你的赏识:“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而称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宋·王巩《随手杂录》)苏轼感激涕零,誓报知遇之恩。

当放子出一头地——与师长

苏轼一生,交游的师长前辈甚多,其爱人以德、玉汝于成,对苏轼可谓是“开发成就之者至矣”(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

张方平和欧阳修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两位伯乐。

张方平(1007—1091),北宋政坛一位很有话语权的人物。早在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初到益州任知州,便访知苏洵,后见苏轼兄弟,便“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苏辙《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引》)。为力荐三苏,他提笔给自己的“死对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推荐信。收到张方平推荐信的欧阳修,并未因三苏乃政敌所荐而起敌意,亦是极力推誉。足见二人的襟怀坦荡与高风亮节。苏轼兄弟终身奉二人为师,“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入狱,当时没人敢于出面营救苏轼,而时已致仕(退休)的张方平毅然向神宗皇帝上书求情。此奏疏虽未送达神宗,但其中对苏轼的保护与赏识之意昭然可见。南宋学者、岳飞之孙岳珂《宝真斋法书赞》评此二人:“先生(苏轼)于乐全,以道相从,投石以针,不约而合,谊兼师友,盖所谓千百载间二人而已。”

苏轼与醉翁欧阳修(1007—1072)师生情缘16年,受其教诲奖掖尤多,对苏轼的文学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人格操守产生极大影响。

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甚至到了“昼诵其文,夜梦见之”(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的地步。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省试的主考官便是欧阳修,二人遂结师生情缘。当欧阳修读到苏轼写与他的谢启时,忍不住向好友梅尧臣分享:“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宋·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他还与儿子欧阳棐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得文坛领袖如此赞誉,苏轼自是声名大噪。欧阳修“喜得轼,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孔凡礼《三苏年谱》),嘱托苏轼,“我将老休,付子斯文”(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与苏轼。

苏轼将恩师赏识与勉励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同时传承师道精神,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廌皆出苏轼门下,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终不负师恩与重托。

与张、欧直接的赞赏与提携不同,韩琦和陈希亮对苏轼兄弟的栽培与关怀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韩琦(1008—1075),仁宗英宗时任宰相。当年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考试临近,苏辙却卧病不起。韩琦得知后,向朝廷上书,请求延展考期,曰:“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宋·李廌《师友谈记》)其间,数次派人至苏辙住处探问病情,至其痊愈,延期了20天,考试方才进行。试想,如果苏辙未能参加这场考试,他的未来以及我们今日所言的三苏文化又会是什么样?“韩忠献(韩琦谥号)其贤如此,深可慕尔。”(《师友谈记》)

其后,英宗打算将苏轼召入翰林,授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但被韩琦劝阻。为什么呢?因为韩琦认为:以苏轼的才能,日后必成大器,但现在资历尚浅,如果破例授予要职,“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师友谈记》),可能难以服众,这反而会拖累他。苏轼得悉原委,深明韩琦的良苦用心,感激道:“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欤!”(《师友谈记》)

陈希亮(1014—1077),字公弼,苏轼步入仕途(凤翔府签判)的第二个直接上司。陈希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苏轼《陈公弼传》),从不给人好脸色。有一天,见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尊呼苏轼为“苏贤良”(源于苏轼制科考试的科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陈太守大发雷霆:“府判官,何贤良也!”其实就是警告苏轼不要洋洋得意得很享受这种虚名。后来,苏轼所作官府公文,总是被这位上司反复涂改。这样一来,两人关系紧张起来,偶尔还会针锋相对。中元节这天,大小官员依惯例须到知府厅聚会,苏轼偏就不去。陈希亮也不客气,直接上书弹劾,害得苏轼被罚铜8斤。

后来陈希亮修建凌虚台,让苏轼为之作记。你这个凌虚台不就是搞的面子工程吗?正窝了一肚子气的苏轼写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台不足恃以长久,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苏轼《凌虚台记》),把陈希亮扎扎实实“文骂”了一通。“太难为太守矣。一篇骂太守文字耳。”(明·杨慎《三苏文范》)。然而,陈希亮读罢不仅不生气,反而大为赞赏,命人一字不改铭刻于凌虚台。陈希亮道出实情:“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陈希亮乃眉州青神人,苏陈两家有数代交往,按辈分苏轼乃陈希亮孙子辈的人,平日对其苛刻,就是要挫挫他年少成名志满得意的锐气,这是在磨炼他。

后来,苏轼渐渐明白了这位长辈的良苦用心,为其作传,承认自己“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苏轼《陈公弼传》)。同时,他与陈希亮儿子陈慥(字季常)结为莫逆之交,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归隐歧亭的陈慥与其往来甚密。

苏母教子蜡像(蓬州闲士摄于天府家风馆,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此心安处是吾乡——与知己

苏轼一生得知己无数,而他与王诜、王巩生死契阔之交则最为动人。

王诜,字晋卿,出身富贵,娶英宗之女、蜀国长公主为妻,是神宗皇帝的妹夫,喜爱书画和收藏。王诜与苏轼算得上是皇亲贵族与士大夫之间关系最好的。著名的文人雅集“西园雅集”,就是在王诜宅邸中进行的。

王诜对苏轼的真心崇拜,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给予苏轼很多的帮助。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朝廷决定逮捕苏轼时,在京的王诜得知此事,快马加鞭将消息通知苏辙,苏辙才得以抢先一步告知苏轼。后来,王诜在“乌台诗案”中被以“泄露密命”罪名,受到追两官勒停、贬谪均州(今湖北丹江口一带)的处分。7年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还朝回京的苏轼和王诜,在宫门外意外相遇,两人执手相对,颇有一番感慨。

王巩,字定国,世家子弟,张方平的女婿。早在嘉祐年间,王巩的父亲王素出任成都知府时,就让王巩跟着大他12岁的苏轼学习。王巩文采斐然、书法妙绝,苏轼十分欣赏他。在“乌台诗案”中,王巩是受牵连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人,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监盐酒税。其间,痛丧两个爱子,本人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异乡。

苏轼对此内疚不已,在与王巩的信中说道:“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苏轼一想到王巩受其拖累,便觉心、肺间有汤火芒刺之感,其内疚之情,可想而知。王巩到宾州后,主动给苏轼来信,对连累之事只字未提。两人间的这种生死之交令人动容。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与异见者

喜欢苏轼的人很多,政敌也不少,其中王安石、章惇先后对苏轼仕宦生涯产生极大影响。

王安石与三苏关系似乎从嘉祐初年第一次见面就不好。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士大夫皆往吊唁,独苏洵不去;后苏洵去世,王安石也不吊唁。王安石对苏轼的印象也不好。他曾对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为患甚大”(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苏轼屡上奏疏反对新法,让王安石十分恼火。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无中生有地弹劾苏轼用官船护送父亲灵柩回蜀期间贩卖私盐之事,将苏轼外放杭州通判。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入狱,已罢相退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的王安石竟替苏轼向神宗皇帝求情,“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宋·周紫芝《诗谳(yàn)》)王安石在神宗朝两度为相,其在神宗心中的分量不言而喻。王安石的态度对营救苏轼应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事对苏轼的触动不小,同样是反对新法,王安石当政时,他指名道姓驳斥,结果不过是外放;王安石下台后,自己就写了几首诗,就被新党往死里整,反而是被他骂作“小人”的王安石出面营救。王安石毕竟是有道君子,苏王之争还属“君子之争”——政见不同。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量移汝州,过金陵。王安石“野服乘驴”去江边拜访苏轼,苏轼“不冠而迎”,并对此表示歉意,王安石说:“礼岂为我辈设哉!”(宋·朱弁《曲洧旧闻》)在此和谐气氛中,两人政治上的纷争烟消云散,只剩下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两人同游蒋山,诵诗说佛。王安石甚至劝说苏轼在金陵买房置田,与他相邻而居。苏轼在《次韵荆公韵四绝》中说道:“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送走苏轼后,王安石向他人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苏轼撰《王安石赠太傅制》,评价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章惇,字子厚,与苏轼同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有同年之谊。《道山清话》载:“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可见早年两人间的亲密关系。

熙宁年间,章惇与苏轼虽政见不同,却惺惺相惜。元丰年间,苏轼被捕入狱,作为新党中坚人物的章惇极力营救,“子厚(指章惇)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苏轼贬谪黄州,“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来往”,但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章惇拜参知政事,仍不忘致信劝勉安慰。苏轼作《与章子厚参政书》,以表祝贺,对其在落难之际的出手相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苏章友谊的小船终抵挡不住党争的大浪。元祐时期,两人关系恶化。绍圣年间,哲宗亲政,章惇为相,苏轼自此在昔日好友的“精心安排”下越贬越远,直至天涯海角的儋州,甚至想置其于死地。

徽宗即位,苏轼兄弟北归,章惇被贬雷州。不管两人有多深的纠葛,但北归途中,苏轼收到章惇儿子章援为父亲求情的来信,苏轼拖着重病的身子,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但以往者,更说何益?”(苏轼《与章致平二首》)苏轼坦言彼此相交四十年,政见不同,交情仍在,往日恩怨无须再提。字里行间闪烁着宽容大度的人性光辉。

苏母公园内的苏母教子塑像(图片来源:成都日报)

文字相娱嬉,神思交融契——与苏门弟子

苏轼是继欧阳修后的文坛领袖,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人群体,时称“苏门”。苏门以黄庭坚、秦观、晁(cháo)补之、张耒(lěi )“苏门四学士”,后加上陈师道、李廌(zhì)的“苏门六君子”为骨干。他们以文会友,以道相合,同升共黜,堪称北宋文坛一段佳话。苏门六君子从“文人”到“君子”,即在于其卓著的文学成就及不易其守的人格节操。

苏轼对苏门弟子“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宋史·苏轼传》)。苏轼认为“使人同己”为文学之患,主张“和而不同”,苏门六君子虽同出一门,却保持了不同的文学风格:“长翁(苏轼)波涛万顷陂,少翁(苏辙)巉(chán)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蒨藻舒桃李,晁论峥嵘走金玉。”(宋·张耒《赠李德载》)

苏轼与苏门弟子诗文唱酬,互相砥砺,构筑起鼎盛的北宋文坛。南宋徐度《却扫篇》载,苏轼为富弼撰写神道碑,写好后,苏轼拿给张耒看,张耒却说:“有一字未甚安。”张耒建议将“然一赵济能摇之”的“能”改为“敢”。苏轼听后,“大以为然”,《富郑公(富弼)神道碑》就此定稿。

有一天,苏轼与黄庭坚针对彼此诗文、书法之不足进行讨论,乃至相互讥诮。苏轼说,黄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则说苏的诗文“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苏轼评价黄书“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苏字“间觉偏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苏轼对苏门弟子“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苏轼《与李方叔书》)。古有云:“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隋·王通《中说》)苏门弟子“交由神契,非以势利相攀”(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轼共升沉同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诗文往来,与苏轼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观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七年,蒙恩东归,至荆州,病几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黄庭坚《寄苏子由书》)。苏轼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之终身,且不畏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轼墓碑书写碑文;张耒听闻苏轼的死讯,在荐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黄州安置;李廌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

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与方外友

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研习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

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张晓丽《苏轼与禅僧酬唱诗研究》)。苏轼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苏轼《东坡志林》)江浙一带的高僧,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不下30人。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苏轼《答参廖书》)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高风,果在世外”。

道潜,字参廖。苏轼与其结交20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极大影响。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参廖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又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致问”,“殷勤累幅,所以开谕奖勉者至矣”(苏轼《答参廖书》);元丰六年,参廖再次不畏险恶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身陷逆境的苏轼莫大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年近花甲的参廖决定从杭州泛海历风涛之险南下探望他。他对苏轼始终追随,友情弥深。正因为此,这位出家人也被牵扯进朋党之争的漩涡,身陷囹圄,被迫还俗,编管兖州(yǎn,今山东济宁),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不忘营救并托友人妥为照顾。苏轼去世,参寥写了十多首诗组成《东坡先生挽词》,追忆了苏轼一生功业遭际以及两人的过从交游,情出肺腑,感人至深。

佛印是苏轼另一重要的方外友人。佛印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声誉,神宗曾赐高丽磨衲金钵,以表彰其德行。苏轼贬谪黄州,佛印屡次来书,“劳问备至”(苏轼《与佛印禅师》);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过润州,欲访时居润州金山寺的佛印,佛印出山相迎。苏轼贬谪惠州,两人仍有书简交往,佛印以佛法鼓励、安慰苏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官游道、比苏轼年长30岁的“远游先生”吴复古。两人曾尽情交流探讨养生之道,苏轼《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轼苏辙兄弟得意于元祐政坛时,交往似乎没有那么亲密,反而在他们落难后却反复出现在二苏身边。苏轼贬居黄州期间,多有书信往来,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还特意赴黄州探望;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赴惠州与吴途中相遇,他在长谈中反复提醒苏轼——人生不过是邯郸一梦,不必过于较真;随后,吴复古先往筠州看望谪居那里的苏辙,又与眉山道士陆惟忠前往惠州,日与苏轼相游;苏轼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轼苏辙兄弟互通消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听到苏轼兄弟将遇赦北归的消息,已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轼,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十一月,吴复古感疾不起,苏轼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逝。几个月后,苏轼也病逝。

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轼临终关怀的人。

千里相访,义气可书——与义士

苏轼贬谪儋州,在“元祐党祸,烈于炽火”(宋·费衮《梁溪漫志》)极端险恶的政治氛围下,仍然有些人不畏连累风险,不惧海涛风浪,渡海陪伴,给予苏轼莫大的慰藉。

苏轼初到儋州,州府长官张中对父子俩极为照顾,允许他们住进官舍,还差兵士对住房进行修缮。朝廷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将苏轼驱赶出来。张中又亲自搬砖运土,带领当地百姓帮助苏轼建造桄榔庵。只因对苏轼的关照,张中被贬雷州。张中“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宋·费衮《梁溪漫志》)。

雷州太守张逢对二苏也是礼遇有加。苏轼赴海南岛途经雷州时,张太守率官员出城迎接。后也让苏辙一家入住雷州官舍。张逢因此受到除名勒停的处罚。

“公在海外,欲奔而至者,参廖则将挈颖沙弥自杭浮海,公以书止之;杨明、王箴自眉以达河南,而闻公内迁;杜子师将自淮上挈家以从,事甫集,而公归;巢谷则自眉徒步以来,既度岭,卒于新州。皆未能毕其志。”(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眉山人士杨明。苏轼兄弟宦游在外,即拜托杨明父子帮忙照看父母坟墓。得知苏轼被贬到儋州后,父亲即命杨明从眉山赶赴儋州探望。

杜子师,一个特立独行、讲义气、守信用的盱眙人士。曾从苏轼学,其名和字就是苏轼给取的。他准备卖掉家当,带着妻子迁居儋州陪伴苏轼。因稍后得悉苏轼即将北归,才未成行。

王箴,苏轼第二位夫人王闰之的弟弟。苏轼被贬岭南,亲旧纷纷疏远。但王箴独然不顾,只身渡海前去看望姐夫,结果病逝于途中。

巢谷,字元修,眉山人。苏轼贬谪黄州,巢谷赶去,与之为友。元祐时期,苏轼兄弟政治顺达时,巢谷从未去京城拜见。苏轼兄弟贬谪岭南,“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时已73岁的巢谷慨然而言——欲徒步访询苏轼兄弟,听闻者皆笑其狂。历经数月长途跋涉,巢谷在循州见到苏辙,“握手相泣”。转身就欲往儋州看望苏轼,苏辙见他“老且病”极力劝阻。见劝说无效,苏辙便给他补充了一些盘缠。刚刚走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地界,行李和盘缠就被盗贼抢走,一番折腾之后,巢谷在此病逝。苏轼闻此死讯,悲恸不已。他立即给老家去信,请杨明的父亲资助巢谷之子前往新州迎丧。苏辙闻此,后悔不已,为其写下《巢谷传》。

这些人虽未达成其愿,但此举动着实令人感慨。诚如苏轼给杨明的信中所言:“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苏轼《与杨子微书》)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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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云容(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