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学  君

    中华民族以悠久历史文化著称于世，撰写国史、编修方志是民族历史文化之一。从周代算起，中国方志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因此，近代学者梁启超明确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98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方志起源于“国别史”。《周礼·春官》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即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这些邦国相当于后世的府、州、郡、县，后世方志学者称这类专详邦国之事的“四方之志”为“国别史”，清代章学诚谓之“一国之全史”（《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国即方国、邦国、郡国。

    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在内的西南地区，是我国富有多姿多彩民族文化的内陆地区，方志编修的历史也很早。现存西南地区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就是一部全面记述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和湖北部分地区千余年历史状况的“四方之志”。从内容上说，是历史、地理和人物的结合，从体裁上说，是编年史、人物传和地理志的结合。它大体上属于学者所称“国别史”，由于它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史实的可靠性，成为后世编修省、府、州、县志的楷模之一。

    与“国别史”殊途同归的另类方志是“图经”。舆地之图在我国出现很早，周王朝设立专门官职，管理舆图。舆图的广泛运用，促进了《图经》的兴盛。《图经》是舆图的说明文字。古文献专家王明中先生认为：“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演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见王明中《山海经与职贡图》）

    《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图经，或曰《山海图经》，后来地图散失了，只剩下有文无图的《山海经》。西南地区也在它的记载范围。其内容包括《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其中《山经》成书最早，内容也最丰富，以山为主线，以方向、道里为经纬，附载动物、植物、矿物、民族、祭祀、巫医等。这部书对研究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我国古代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神话都有很高的价值。

    隋炀帝大业年间曾令儒臣前后撰修区宇图志1200卷（《隋书·经籍志·地理记》卷33著录为129卷），卷头有图，分绘甚详，这是官修图经之始，也是唐以后区域志的滥觞。清代学者认为，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继承了《三海经》详于方域、山川、风俗、物产的义例，后者还增设人物，又偶及艺文。这两部区域志不仅成为宋以后府、州、县志的范本，也是明清两代一统志的开端（《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68，《史部·地理类一》）。

    西南地区曾有《巴郡图经》、《陵州图经》、《云南图经》问世，后又陆续凐没失传。元成宗贞元二年，曾征得《云南图经》，为大德年间修订《大元大一统志》所采用。这部一统志卷目详备、内容宏富，“所记各事，较后来之明、清一统志详至数倍，故分卷至千三百之多，盖为隋区宇图志以后，方志图经之总汇。”（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20～121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可惜经历元末战火之后，明初仅存少量残本，采入《永乐大典》。今《永乐大典》也仅存残本，要从中寻求已佚《云南图经》的踪迹，那就更加困难了。

    与“颇涉古迹”的《三海经》不同，《禹贡》虽然晚出汉儒之手，作为一部地理志的价值却不在《山海经》之下。此书用自然地理分区法，按照山脉、河流的走向，系统记载了我国古代地理情况。它将全国分为九州，对黄河流域的山脉、河流、湖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作重点记述，也旁及位于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这部典籍的问世，开了历代正史、方志《地理志》的先河。承其旨趣者，有晋代挚虞所撰《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隋书·经籍志·地理记》卷29））南齐陆澄《地理书》、任昉《地记》，南陈顾野王《舆地志》，也类似。

    州郡之有志书，以记述一方之事，起源于《吴越春秋》、《华阳国志》。隋唐五代以前，问津者虽罕，亦有樊绰所撰事涉西南地区的《蛮书》十卷（见《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有樊绰所撰《云南志》十卷）。宋代宋敏求率先修《长安志》二十卷、附图三卷，继修《河南志》二十卷（前者尚有传本，后者已佚）。朱长文于神宗元丰七年完成《吴郡图经续记》，全书分二十八门，内含封域、城邑、山水、户口、物产、风俗、学校、牧守、人物、碑碣、杂录。明清方志体制至此成形，以后编修省、府、州、县志者大率以此为圭臬。

    明、清两代，编修省、府、州、县志成为风气，几乎无处无志，续修方志也成为地方文化传统。文人学者更以山水、寺观、名胜、风物、民俗寄托志趣，于是各类专业志书如雨后春笋，相继而起。在现存1949年以前大量方志文献中，除少量明代方志外，主要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宋元以前留存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十分罕见。西南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

    已于2004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这部《西南稀见方志文献》，选取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区历代稀见方志文献91种，侧重收录稿本、精善刻本、著名学者、方家批校和稀少刊本。其中，除《华阳国志》（清乾隆李调元《函海》本）远溯晋代外，选取明代9种、清代71种、民国10种。从方志的记述方域划分，省区以上的区域志8种，府志15种，州志14种，厅、县、卫志47种，山川志7种。入选方志大多为珍稀版本，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试举其中《四川通志》、《西藏志》、《富顺县志》、《峨眉山志》四种方志，作一简要介绍。

    一、《四川通志》

    自明代成祖诏令官修各行省以及府、州、县、卫、所志书以后，四川即出现官修各类志书。清康熙、雍正时期，因编修《大清一统志》，严谕各省限期修志，于是省、府、州、县纷纷设局修志。现存明中叶到清代前期四川省志即有7部之多，计有：熊相纂修正德《四川总志》37卷，刘大谟、王正元纂修嘉靖《四川总志》16卷，虞怀忠、郭棐皞纂修万历《四川总志》34卷，吴云皞、杜应芳纂修万历《四川总志》27卷，蔡毓荣、钱受祺纂修康熙《四川总志》36卷首1卷，查郎阿、张晋生纂修雍正《四川通志》47卷首1卷，常明、杨芳灿纂修嘉庆《四川通志》204卷首22卷。

    上述四川省志，虽然各有不可取代的文献资料价值，但在相比之下，学者公认，常明、杨芳灿纂修的《四川通志》体例最为完备，内容的宏富也无与伦比，是明清时期7部省志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此书除卷首“圣训”、“宸章”、“历代诰敕”外，正文部分有：天文、舆地、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经籍、纪事、西域、杂类等12门，每门下又划分为若干目，如食货志下就有田赋、户口、赋役、榷政、盐法、茶法、钱法、木政、仓储、蠲赈、物产等11目。这样完备的纲目，自然具有网罗繁富的容量了。

    二、《西藏志》

    迄今流传的西藏志书，通志类约有十余种。佚名乾隆《西藏志》，传说是果亲王允礼所纂，有乾隆年间的抄本，也有乾隆五十七年关中承宣使者和宁的刻本。此书分为四卷。卷一正文为全书主体，下列事迹、疆圉、山川、寺庙、天时、物产、岁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婚嫁、夫妇、生育、丧葬、医药、占卜、礼仪、宴会、市肆、房舍、刑法、封爵、头目。卷二程站、卷三收录清康熙时泾阳知县焦应旂所撰《藏程纪略》、卷四附录西藏志地名、寺名索引。原本《西藏志》为无名氏撰，传说是果亲王撰，今署名焦应旂撰，《西藏志》的作者究竟是谁，需要在此作一辨证。

    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和宁在刊行《西藏志·序》中称：“传为果亲王撰，得抄本于成都而付剞劂。”因此，后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许光世、蔡晋成的《西藏新志》、日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等书均沿用和宁说法。但马揭、盛绳的《卫藏图识》凡例、卷首鲁华祝《序》均称《西域记事》、《西藏志》为“无名氏”之作。《卫藏图识》为乾隆五十七年的的作品，撰者和鲁华祝为久居藏地之员，均无法判定作者是谁。此外，马俊良于乾隆五十七年所辑《龙威秘书》，将《西藏志》全文采入，更名《西藏记》，也不著作者。

    再从果亲王的入藏及死亡时间看，其撰者身份更是疑窦重重。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奉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藏，十三年回京，乾隆三年去世。《西藏志》却记述到乾隆六年班禅喇嘛坐床事，撰者连自己身后三年的事也记述了，这可能吗？

    这次选取《西藏志》，署名焦应旂撰，缘于原书所附焦应旂所撰《藏程纪略》。焦应旂在康熙五十年前后任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后四年，他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又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他五十七岁（康熙六十年）时，“援笔以纪其略”（《藏程纪略》）。查《西藏志》记有乾隆元年章嘉呼图克图自藏入都、六年班禅坐床事，当时焦应旂已经77岁，虽然无力再履藏地、撰写实录，但也可能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完成《西藏志》。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想，要断定《西藏志》是他所撰，还应当有更多的确凿材料（参阅《西藏志·卫藏通志》卷首，吴丰培《前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三、《富顺县志》

    现存西南方志文献中，县志数量最大，涉及面广，蕴藏原始资料丰富，地方特色浓郁。本丛书所选乾隆《富顺县志》，是现存五种《富顺县志》中最早的一种（此外，还有道光、同治和民国续修的两种《富顺县志》）。这部县志为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主持编修，是清代名志之一。

    段玉裁编修《富顺县志》的时间，是他“再署”富顺知县的乾隆四十年以后的任期内。据刘盼遂先生所撰《段玉裁先生年谱》记载：乾隆三十八年，署富顺县事。乾隆四十年六月，入报销局；冬，再署富顺县事；又重修《富顺县志》。鉴于“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乾隆《富顺县志·后序》），段玉裁决定重修县志。与他倾心合作的，是一位重要学者李芝。李芝，字瑞五，富顺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曾任山东招远令和湖北宜都知县。乾隆四十年他卸职回籍，主讲学易书院，所著《盐井赋》、《火井赋》文笔优美、生动，史料价值也很高。修志中他们合作默契，段玉裁“粗举崖概”，厘定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李芝则“网罗阙佚，属藁商订”，负责收集整理资料和具体撰稿工作。这样的合作，珠联璧合、效率倍增，“五阅月而书成”（乾隆《富顺县志·后序》）。

    段志传世有两种版本，一为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原刻本，一为光绪八年富顺重刊本。段志体例严密、网罗繁富，举凡地理沿革、区域变化、治地兴废、文物胜迹、田赋户口、盐业里镇、民情风俗、学校书院、寺观坛庙、历代著述、官师名宦、忠孝节义，无所不包。段志非常重视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保存，如明人韦调鼎《诗经考订序》、清初杨鸿基《蜀难纪事》等珍贵资料，都在志书中保存下来。段志对史实的考证十分谨严，对谬说歧见多所匡正，如犍为郡、江阳郡的建置时间，“富义盐井”是否自流井的问题，都做了精辟的辨析。段志不仅内容宏富，而且语言精练、文笔生动优美，因此学者说此书“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也”。

    四、《峨眉山志》

    在诸多山水志中，《峨眉山志》算是富有特色的一种。峨眉山既是秀甲天下的名山，又是道教胜地、佛教丛林，的确是自然奇观与人文胜迹的有机结合。

    最早记述峨眉山的志书，应当是明末胡世安所撰《译峨籁》，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清康熙十一年，蒋超在《译峨籁》的基础上，编纂了《峨眉山志》。康熙十二年，稿本尚未付梓，蒋超即病逝。康熙二十六年，按察使曹熙衡重加修订，于二十八年前后刊印成书，以后屡有增补。蒋超《峨眉山志》原编为18卷，末附《志余》1卷；后合为18卷，有序、及星野、形胜、寺观、高僧、神仙、方物、典籍、古迹、艺文、志余等。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峨眉山自然风光、宗教历史和人文流变。作者撰稿于离乱年间，疏于考证，也存在不少史实错误。由于胡世安和蒋超思想都倾向于道教，肯定峨眉山是道家“第七洞天”和道教圣地，因此引起后世僧侣的不满。民国二十三年，在印光大师主持下，重新修订《峨眉山志》。修订本虽然保留了原志框架和基本内容，但根据印光“道教绝响已千余年”的思路（民国二十三年重修《峨眉山志·序》），着重记述了峨眉山作为佛教名山的传说和事实，不适当地忽略了道教在峨眉山的早期历史（民国重修《峨眉山志》为了弘扬佛教，竟将胡世安的“第七洞天”改为“普贤愿王法界”）（参见龙达瑞《蒋超和〈峨眉山志〉》，载《巴蜀史志》1995年3期）。因此读者在阅读这部志书时，应当明了编撰者的个人状况以及与志书相关的时代背景。

    综上所述，这部《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的确具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它的编纂出版，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方志文献资料，而且使广大读者得以阅读过去难得一见珍稀方志，明了还有庞大的西南方志文献宝藏尚待开发。我们也感到，整理这类方志珍稀文献，是一项艰巨繁难的专业性工作，涉及的专业领域很广。限于学识水平，我们虽然竭尽全力，可能仍有错讹之处，殷切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