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

孔庆宗小传

吴会蓉 陈宇柔

孔庆宗(1895—1981),重庆长寿县人。其一生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期,亲历诸多重大事件,治事、治学与育人,皆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目前学界对孔庆宗的研究多侧重于其主藏与治藏行宪思想实践的研究②,鲜有其生平事迹著述的综合性整理成果。因此,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对孔庆宗的主要生平事迹进行简要概述。

晚清时期(1895—1911)

1895年,孔庆宗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长寿县合兴乡(今龙河镇)孔家湾。父亲孔宪鲁,母亲左氏。孔宪鲁与左氏育有4个子女,孔庆宗居长。庆宗5岁时,母亲左氏辞世。父亲后娶李氏,李氏与其父生有子女各二。孔庆宗11岁时,父亲身亡,内外事务皆负于其身。庆宗年幼时,得亲朋资助,就读于韩月波私塾,对经、史、集颇能背诵,且擅长诗文,被韩师誉为“神童”,其所写诗文常被老师选为同窗诵读的范文。后考入长寿县高等小学堂,得良师之教诲,考试成绩优异。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同盟会重庆机关部负责人张培爵等通知各州县革命党人到重庆集中,密谋起义。他们决定在重庆附近州县发动起义,以分散和孤立重庆的清军。长寿县人廖树勋于1906在上海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川后任长寿县体育教员。1911年11月18日,廖树勋根据同盟会重庆机关部的部署,秘密组织学生军,发动反清起义以推动重庆独立。孔庆宗突破家庭压力,积极参与长寿反清起义,又与同学奔走四邻乡镇开展宣传工作,发动民众参加反清起义,为邻县反正和重庆独立作出一定贡献。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

1912年,孔庆宗考入重庆府中学,勤奋好学,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任教于长寿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因诸子乏人教管,回乡自设私塾,教授族中与近邻子弟,同时兼做升学准备。后凑得盘缠,加上嫡堂伯父孔德轩的资助,得以继续学习深造。

1918年孔庆宗考入北京大学,并被国务院选取为录事员而半工半读,后考入外交部充任办事员。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北京,引发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10余所大学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孔庆宗抱病前往天安门参加游行。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孔庆宗对中国古代经济颇为关注,1922年,他相继撰写了《儒家之经济学说》《〈史记·货殖列传〉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上之价值》等文章,并在《创造》《北京大学月刊》等杂志上公开发表。

1922年,孔庆宗前往比利时留学,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他继续关注经济与国内母校的情况。1922年至1924年,他先后在《重庆联中旅外同学总会会报》上发表《银行概论》《吾川当局与母校近年之学潮》《母校财政问题之讨论》等文。1925年,又撰写《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研究》,刊登在《合力周刊》上。

因孔庆宗在外交部时做事踏实,为人谦虚谨慎,颇得该部王景歧器重。1926年,王景歧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即派孔庆宗为中国外交部驻比利时公使馆主事随员,不久升为副领事。这一时期,他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著有法文版《五权宪法与世界宪法之比较研究》。期间,他协助王景歧四处奔走交涉,大声疾呼《中比条约》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终致该条约被废除。这是中国人民废除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和弱国无外交的当时,实属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幸事。此外,他颇留心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的国内外形势,将国外的相关文章加以翻译,并介绍给国人。1930年,他将1929年巴黎时报上发表的Colonel Reboul所写《Larmee russe》一文,翻译成《苏俄之军队》,发表于《中外评论》上,阐述了苏俄军队的组织、征练与编制。

1931年,孔庆宗离开比利时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四川大学,致力于政治、经济与边疆事务人才的培养。1932年,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孔庆宗在四川大学发表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重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过,阐明日本侵略东北的动机,指出日本之所以能迅速长驱直入侵占东北,“完全是我国没有抵抗的原故”,而中国当局的退让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于1932年又进一步挑起“上海事件”。孔庆宗对上海十九路军的积极抵抗行为进行了高度肯定的评价,指出“幸而上海有十九路军出来抵抗,交战月余,虽以孤军无援,毕竟败退,但亦可以表示中华民族尚有不屈不挠之精神在也”。他还分析了日本侵华的传统政策,回顾了自甲午战争以后便怀“据朝鲜以窥东北”的野心,日俄战争后攫取南满利权,便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此后历届内阁对华方针皆以吞并满蒙为职志。接着,孔庆宗相继阐明了“东三省与日本之关系”“中国运命系于东三省之存亡”“中日冲突中之国际关系”“列强对华政策与态度”“列强在华之势力冲突”以及在此局势下中国应当如何应对,适应国际环境。针对中国应对的方针,他提出了三条根本原则:一是根本推翻退让政策,变为积极的抵抗行为;二是根本铲除信赖他人的思想,举国团结一致,以自己之决心、毅力和热血,冲出一条生路;三是善用国际环境,按照国际和平公约,将日本在华非法势力,一律排斥净尽,以谋东亚永久和平。

1933年8月,孔庆宗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事。次年,他撰写《内蒙实况》与《解决藏事原则之商讨》,分别在《塞圃》与《蒙藏月报》上刊发。

1936年,孔庆宗担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兼蒙藏政训班的教员,致力于培养蒙藏少数民族骨干人才。为此,他编写了数十万字的《筹边政策》,作为教材使用。同年,他关注国际局势与殖民地教育,在《民生周刊》《民生》杂志上发表《国际危局与中国自救》《殖民国之殖民教育》《殖民地教育之研究》《殖民地教育》等文章。

1939年7月1日,孔庆宗等人由重庆取道西康入藏,12月27日抵达西藏拉萨。国民政府为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决定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1940年4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机构正式成立,孔庆宗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在其实际负责处长一职的任期内(1940.4—1944.7),孔庆宗为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并加强双方的关系,积极完善驻藏办事处的机构设置;坚持立场交涉、处理中印公路与“外交局”事件、维护国家统一。1944年8月,当其继任者沈宗濂到达拉萨,孔庆宗完成工作交接后经西康内返。孔庆宗驻藏期间,坚持不懈地与英国殖民侵略者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民族统一;同时,他还坚持撰写日记,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西藏的珍贵资料。1945年,他回到内地,受聘为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国立边疆学校校长。

1946年6月,国民党违背人民和平建国的意愿,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调集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争取和平无望之际,开始了3年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随着国民党政治与军事上的溃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开始做逃往台湾的策划。国民党当局得知孔庆宗搜集有大量有关西藏等边疆地区的资料,曾派员劝他携带家眷和资料前往台湾,遭到孔庆宗的断然拒绝。他毅然辞去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于1949年回到重庆,相继执教于重华学院与西南学院,直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49—19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解放军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支持配合下,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此后,人民政府任命孔庆宗为西南财经委员会计划研究室边疆组组长。1949年底,当云、贵、川相继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开始考虑解放西藏的问题。1950年初中央决定由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的任务,而当时西南局指战人员对西藏极不熟悉,急需了解西藏的情况。孔庆宗即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信息。为此,他积极撰写《西藏概览》,以供西南军区团级以上的进藏干部学习和参考。该书于1950年写成,1950年8月1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作为内部资料印发。该书印发后,西南军区政治部曾将稿费给孔庆宗,但他以在职期间已给薪酬,婉言拒绝。同时,还献出入藏时自备的军用望远镜以及勘测器材等物资。《西藏概览》分为20个部分,共计218页,字数达14万余字,主要记载了清顺治九年(1652)至1950年期间(尤其记载了晚清民国时期)西藏的自然、社会、政治、交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和平解放西藏以及建设西藏提供了重要信息;该书也记载了近代英美等国侵略西藏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该书记录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反映了西藏人民与祖国内地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也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民族团结统一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3年,西南公安部设立研究室,孔庆宗被调去编写边疆史料。当时,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减薪,由十三级减为十七级,在民主人士中发挥了模范作用。1957年,孔庆宗调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工作(简称四川省政协),并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此后,他相继撰写了《第九辈班禅回藏挫折记》《西藏插手西康、大金、白利纠纷酿成康藏战争的真相》《辛亥革命声中驻藏四川陆军起义的始末及其影响》《国民党政权时期对藏事活动的开端》《中国人民第一次废除中比条约的斗争》等文章。

1964年,我国政府与苏联谈判中苏边界问题时,孔庆宗将其珍藏多年的孤本《中俄界记》一书(二册)献赠给国家,作为我国政府谈判的依据之一。当时,他还将珍藏的1万余册古今中外书籍捐献给四川省图书馆,并将江苏省南京市琅玡路五号的一幢住宅主动捐献给中共江苏省委作招待所使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1979年,为抢救文史资料,全国政协嘱托孔庆宗撰写回忆录。时值其卧病在床数年,因身体原因已无法执笔,故由其口述,其妻子王敦行负责记录和整理。正当其准备继续撰写《西藏见闻纪要》之际,因受病魔折磨而于1981年1月9日逝世,享年86岁。

正如开篇所言,孔庆宗一生经历晚清、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期,亲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治学、治事还是育人,他均精勤自励,为人正直谦逊,做事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他生前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四川省政协于1981年1月17日在成都为其举行追悼会。为其撰写的悼词对其一生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孔庆宗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接受党的教育。建国初期在减租退押中,他积极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在和平解放西藏时,他积极提供情况,撰写资料,为解放西藏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工作积极负责,认真踏实。勤学习、爱钻研,对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他的著作出版后,曾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和鼓励。1957年调省政协后,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努力学习,工作主动,待人谦和。1964年3月,正当我国政府与苏联谈判边界问题时,他主动将《中俄界记》一书(共二册)献给中央。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孔庆宗同志欢欣鼓舞,心情愉快,拥护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表示要为四化建设,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吴会蓉 (西华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陈宇柔(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