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巴蜀史志》2019年第3期

暂时搁置手中的研究课题，来写一点拜读郑大谟老师诗词的读后感，是一种文化人的自觉，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部《郑大谟诗词集》，是不可多得的，正如它产生的那个“炼狱”般的时代一样，也是旷古未有。

青年时代的郑大谟（刘庆 供图）

壹

要论说郑老师的诗，就不得不说到半个世纪前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深受其害的国人而言，犹如一场梦魇。已经逝去者早已把不堪言说的心灵之痛带去了天国，而活着的人也早已年逾古稀，在苦难中度过人生下半场的下半段，大多又对世事几近淡然和麻木，也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提起，因为那意味着重新撕裂伤口，再次回味和咀嚼伤痛，又何苦呢！于是，对于前辈们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炼狱”中究竟经受过怎样的痛苦与磨难，后辈们就只能依赖自己阅读史料，或靠道听途说的传闻，来做一知半解的了解。

然而，史料不免于伪，传闻亦或失真，都难于了解历史的真相。当今国人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来人往往讳莫如深，后来者却又认知各异，难道，那一段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被抹去了吗？ 在“炼狱”中深受其害的先辈们所经历的人生磨难和灵魂痛苦，就这样如晨烟暮霭，渐渐消失于无痕吗？不！历史，是有记忆的；天地，是有良知的，所以，还是有人出于民族责任感，为垂鉴于将来，要忍着伤痛来写一些回忆，用事实告诉国人：往事并不如烟！为着民族的未来，为着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为着后人不再经历前辈的苦难，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不仅不应忘记，而且还应时时刻刻反思：那段灾难性的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偶然？它究竟带给了国人怎样的伤痛？它对社会文化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应当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后来者应当如何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

笔者虽不能在这篇小文中回答这些沉重的问题，但却坚信：要回答这些问题，重中之重，恐怕莫过于尽快还原历史真相，而要还原历史真相，其首要工作，便是抢救“文化大革命”文献，特别是还保存在民间的不少文化人的日记和诗稿，就应受到高度的关注。因此之故，我很敬佩那些在“炼狱”中经受苦难的先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笔，默默记下饱受摧残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伤痛，给我们留下了可以触摸和感知的真实历史！

《郑大谟诗词集》（2018年1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在前辈们的各种文字记载中，最为真切、最为生动、最为形象、也最为感人的，可能莫过于被一些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者们拒之门外的古体诗词，而置身“炼狱”之中的先辈们采用古体诗词这种形式来讥讽时事、调侃社会、书写伤痛、展示风骨，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抗拒，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定不移的守护。这类以古体诗词保存真实的“文化大革命记忆”的作者，其最令人瞩目、成就也最高者，无疑要推那些不仅思想进了“炼狱”，而人也曾经被关进监狱或“牛棚”的文化名人，如聂绀弩、胡风、李锐、杨宪益、李荒芜等等。他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思想上都历经磨难，却自始至终坚守自己宁折不屈的个性人格，李锐“五十知非犹未尽，骨头如故作铜声”（《五十自寿》）便是这种个性人格的形象写照；聂绀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归途之二》）便是面对“炼狱”逼压而精神不屈的生动展示。他们在坚持这种傲岸的个性人格和不屈精神的状态下的悲苦歌吟，是本可以形成时代潮流并翻卷起百丈狂澜的，只可惜因时代环境之故，他们不少泣心沥血之作，大多秘而不宣，或者仅在如生死之交的几位朋友间流传，所以，这种本应形成时代思潮的激流涌浪，结果变成一种地下潜流，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由地下喷薄而出，引起世人的回望与感叹。但因种种缘故，这些烙下鲜明时代印痕和闪耀着光辉人格的诗篇，它们的史诗性质和艺术光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应有的评价。

与这些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出现在时代潮头，可以卷起百丈狂澜的名家大家相比，那些沦落下层而又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难逃厄运。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文学素养较高，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的修养较深，同样也用古体诗词记录了自己在特殊时代环境中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当时真实的人生感受，于是成为另一类文学样本，《郑大谟诗词集》便是这另类样本中难得被保存下来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

大学时代的郑大谟（刘庆 供图）

贰

《郑大谟诗词集》的作者郑大谟（1910—1984），字功禹，蓬安周口镇人。1942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蓬安县女子中学教导主任、蓬安兴华中学国文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蓬安县文教科长。继而先后在岳池师范、南部中学、南部县建兴中学等校任教。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在历次运动中皆遭受冲击。“文化大革命”伊始，即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78年后重新走上讲台，随后在南部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至退休。其诗稿 3000 余首，大多散佚，现存者不足半数。

青年时代的郑大谟（刘庆 供图）

拜读郑老师“文化大革命”中的古体诗词，你会感觉到他的诗词似乎既无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也无社会文化和个人命运的深层思考，更无某种人生理想破灭的忧愤与悲叹，他只是书写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即便有时陷入困境，也很少作愤激幽怨之吟，仿佛以达人的平和心态来对待各种人生际遇并作诗的歌咏，总体上显得清丽雅致。与前述诸多文化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古体诗词创作相比，它的时代感仿佛并不特别突出，给读者的心灵震撼也并不那么强烈，然而，它在清丽雅致的基调中蕴藏的一种孤凄之感，还是向我们透露了作者心灵深处的那一份迷茫，那一份孤苦，那一份无可告语的落寞与无奈，而正是这一份落寞与无奈，正是这一份欲告无人的心灵凄凉，让我们感受到了沦落下层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炼狱”悲苦。所以，它虽然并非“文化大革命”中诗歌的激流涌浪，却也是潜流在地下的时代潮流中的一道涟漪，依旧有它的时代特色。

南部县建兴中学任教师时的郑大谟（后排左二，刘庆供图）

在《郑大谟诗词集》中，最引起我特别关注的，首先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劳动改造时所遭遇的生活窘困。其中，有基本生活物质的短缺：

伙食难

二人伙食办来艰，九两三餐苕补添。

六十斤煤烧一月，下坛萝卜又无盐。

不羡人

三顿稀粥米一斤，无油无菜蘸盐吞。

隔灶虽闻香肉味，我行我素不羡人。

雨 天

人老衣单薄，苦寒不可支。

欲熬风雨夜，拥被读诗词。

布票之一

今年布票标准高，胸中却反涌波涛。

久望新衣缝半件，竟然一笑瘪腰包。

那种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的日子，那种闻肉香而又无肉吃、见新布却无力缝新衣的穷愁，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对这些啼饥号寒之作，读来也总令人格外动容。在现实中难以得到的东西，人们常通过想象来满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情景，常通过想象来实现，甚而形诸梦寐。郑老师对酒足饭饱的渴望，在当时似乎也只有在梦境中才能实现：

《五里十梦》之八

老妻招手笑嘻嘻，腌肉肥肠又腊鸡。

醉后狂呼伤醒早，余香在口尚依稀。

梦

酒肉何丰满，宴开桂树前。

山一雷惊好梦，可惜未终筵！

在缺衣少食的境况中，作者偶尔也能在现 实生活中打一顿“牙祭”，那可就是享大福了。 如他的一首七律《食鸡》：

备战备荒肉食稀，一家大小坐围齐。

三杯淡白高粱酒，两碗红烧芋子鸡。

为己贪多愚手足，互相劝食老夫妻。

孙玲爱啃双肥肋，说比头胸好吃些。

在今天看来，这《食鸡》所写不过一顿寻常酒饭，但在“肉食稀”的年代里，那“两碗红烧芋子鸡”，可就是难得的“盛宴”了，大家期盼已久，“一家大小坐围齐”。家人在饭桌上的表现，作者特别在意：首先是自己的亲兄弟，“为己贪多”，这似乎令作者不满；其次是老两口你推我让，“互相劝食”，表现出互相体贴关怀的夫妻情义；最后是小孙女经过比较后，“爱啃双肥肋，说比头胸好吃些”，如此天真烂漫，浑然不知长辈省吃以让的关怀。乍看起来，仿佛诙谐有趣，但实则是深潜悲辛！

郑大谟成都杜甫草堂留影（刘庆 供图）

缺衣少食，这只是“炼狱”生活中物质层面的窘困，还有精神上的彷徨无助和孤独落寞：

七绝一首

前年此日来此间，忽焉七百二十天。

文化革命我劳动，不知何日是归年！

无 题

六十途程七字编，苦愁辱贱老病冤。

身无长物唯余死，一日醉眠且醉眠。

郑大谟晚年照（刘庆 供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作者便被放农村劳动改造，与家人离散，已长达两年之久，仍不知何年能结束这种“劳改”生活，其精神忧伤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种忧伤与痛苦，作者用“苦愁辱贱老病冤”七字来概括自己所经历的不幸：苦难、悲愁羞辱、卑贱、衰老、病痛、冤屈，人世间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除了“死”，还能有别的向往么？这仿佛便已处于绝境之中了！痛苦忧伤，担惊受怕，就像幽灵一样难以摆脱，甚而追之入梦：

《梦润成》三首之二

山中猛虎吸人脑，洞里黠狼摘我心。

恶梦缘何如此多，宵宵全在受虚惊。

郑大谟诗词被收入《当代中华诗词集成·四川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猛虎吸人脑”“黠狼摘我心”，诗人何 以会梦见如此惨烈景象？而且还是频繁地做着这类噩梦：“宵宵全在受虚惊”！呀，“恶梦缘何如此多”呢？这难道不是成为被“改造”对象之后思想恐惧的一种幻化吗！

物质短缺，缺衣少食，有饥寒之患，身为另类人群，遇社会高压，有怀璧蒙冤之愤，此等忧患与怨愤，除了曲折地表现于诗，在现实生活中，真是欲告无人！这种苦闷情怀，这种落寞孤独的心境，有一首《小重山·病心慌》的词，表现得十分真切：

昨夜上床想下床，难寻千里梦，实心慌。

新鲜苕饭亦不香，腹空空，信步到牛房。

何老询衷肠，瞠目罔知对，望遐方。

桥头独立又彷徨，惊回首，怯影水中央。

这种精神折磨，已经让人睡不安寝、欲语无人，于是“信步到牛房”。这是要向牛去诉说吗？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近乎痴癫的行为，表现了诗人无以复加的落寞孤苦和幽愤凄凉！诗人的痴癫之举，引起了那位养牛老人“何老”的关注与询问，可是，这满腹的伤痛和幽怨，又岂是一位善良的乡野老者所能理解的呢？所以，在四目相对之际，竟不知如何回答了。最终，诗人不得不怏怏离去，独立于桥头，彷徨无依，在蓦然回首之际，连水中倒影也给了他无端的惊吓。这些近乎痴癫的心神慌乱之举，不正是一种“病”态吗？诗题《病心慌》，也正是对这种近乎病态的心神慌乱的痴癫之举内容的揭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的先生，竟然在那场“炼狱”中被逼压得几乎走投无路，这难道不恐怖吗？这类作品虽说是作者个人的经历，但未尝不是时代的画像，它为经受过思想折磨和精神蹂躏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苦痛传真留影，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2019年4月6日，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在南部县举行。图为本文作者赵义山教授与郑大谟女婿张仕明合影（蓬州闲士 摄）

叁

在“炼狱”中经受煎熬，终于能挺过磨难，这是很不容易的。这当然首先离不开亲人的关怀与体贴，尤其爱人的情感慰藉。郑老师在其所著《郑氏家乘》（手稿）中曾深情地回忆说：“余关牛棚时，老夫人对余仍真挚无渝，关怀备至，虽受牵连，患难与共，更未有一句怨言，此诚和好偕老之象征也，难能难能。”郑老师与老伴琴瑟和鸣的温馨，在诗词中也时有书写：

咏 怀

离家才半日，一切空吾庐。

衣食缺犹可，伊人不得无。

相见欢·离家前夜

千言语，万情绪，两依依。

坐伴窗下挑灯，看补衣。

落难时有这份家庭的温暖，对诗人挺住压力，顽强生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019年4月6日，郑大谟女儿郑砚琴在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上（图片来源：四川新闻网南部论坛）

除了家人的真情关怀之外，还有郑老师自己较为通达的思想修为，也是他能挺过磨难的重要原因。他在《郑氏家乘》中曾回忆当年的不幸遭遇和心境：“在运动中遭批斗数次，搜家搜出我平日所作之日记四本，诗词三千余首，诬为反动诗词，坑人莫此为甚！判刑管制三年，发生活费 25元，复下放艾家沟劳动。余对此遭遇，心阔似海，既不怨尤，亦不丧气，我心中有数。”面对一般人难以忍受之冤屈，可以做到“心阔似海”，的确难能可贵！这种通达的胸襟，在诗词中也有表现：

卜算子·莫怄气

谁能百岁春？帝乡非吾意。

宇宙是一阔舞台，人生在做戏。

得固无所欢，失仍不足虑。

事大如天醉亦休，千万莫怄气。

西江月

莫为减薪低态，休教人老悲穷。

原知死去一场空，决不丹心摆动。

眼里金钱小事，脑中思想全红。

东风继续压西风，“宝书”朝夕与共。

郑氏家乘（刘庆 供图）

如果说《卜算子》一词比较理性地表现了人生无常、不以得失为意的豁达胸襟，是历代失意文人自慰自解的传统表达，那么，《西江月》一词的自慰自解，除以虚无之感作自我麻醉外，更以通过“思想改造”而取得“思想全红”的效果来消解愁苦，这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完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今天看来，则难免既显得滑稽而且又潜含着一点辛酸了，这应该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自我安慰。

郑大谟塑像，邓楠先生创作（蓬州闲士 摄）

家人的贴心关切和自我胸襟的豁达，应该是诗人度过劫难的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与诗人对教书育人的执著和真诚的师生情谊的慰藉，以及他以诗词作为自己生命构成等因素都密切相关。诗人对教书育人事业的执著精神，很令人感动，即便在经受磨难的岁月里，他依然心向课堂，情系学生。他有一首题名为《改文》的诗写到：

上课恍如昨，改文兴亦豪。事与愿违久，空有梦魂劳。

诗前有小序云：“昨夜刚一上床，觉得在学校上课，忽而又在寝室改文，改到高应洪、陈宗甫文中的排句，气势豪迈，高兴得吟咏起来，乃醒，始知是梦，乃口占一绝。”为人师者，能时时刻刻牵挂着教学，关怀着学生，即便“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社会抛弃之后，他仍旧睡里梦里都还在“上课”“改文”，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最大满足。作为学生，得师如此，自是莫大的幸运；作为教师，赢得学生的尊敬，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对于一些心地纯洁善良的学生而言，他们与老师之间真挚的师生情义，是超越了当时政治高压下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所以仍有学生大胆地给他写信：

获 书

一信飞来使我惊，勤民克佑忒关情。

三年师弟惭形秽，寥寥数言已泪盈。

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会场（张仕明 摄）

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成为另类，一般人要与之“划清界线”、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居然有勤民、克佑等学生写信给他，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这令他又惊又喜。令他惊恐的是，两位少不更事的学生居然在这种时候写信给他，如果一旦因此而受到牵连，岂不毁了前程？喜的是人世间并非只有邪恶与虚假，还有善良与真情，这自然给他莫大的精神慰藉，所以尽管是“寥寥数言”，也让他感激涕零，“泪盈”双 眸了。这虽然不是“家书”，但却胜过“万金”！成为诗人在潦倒沦落、寂寞孤苦中顽强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

除了家人、学生的真情关怀给诗人以莫大的精神慰藉之外，还有诗歌创作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郑大谟诗词手稿，一般会标注写作时间，其最早者为1965年8月13日，当然这不能说作者的古体诗词创作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因为手稿中有《旧诗一束》尚不知具体的写作时间，而有具体写作时间的诗词，大都集中在1967 年至1970 年这四年间，这恰巧是诗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经受“炼狱”磨难的孤苦岁月。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古体诗词创作，是帮助诗人度过劫难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是诗人诉说痛苦、排解幽愤、寻找慰藉的灵魂伴侣，是诗词伴随他走过了寂寞孤苦的春秋冬夏。郑老师的诗词，除记录他缺衣少食的物质生活的窘困，表现寂寞潦倒的穷愁与哀怨之外，也记录了他在乡村的劳动与见闻。

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会场（张仕明 摄）

在对乡村劳动和见闻的叙写中，则一改穷愁苦吟的面目，多给人以清新明丽之感。比如其劳动纪实诗有云：

铲渣纪实

白云蓝天小涧东，流水曲曲山重重。

浓荫树下抬望眼，身在自然画图中。

相见欢

大地浓雾严霜，似海洋。

涌出层峦处处，红太阳。

问何事，铲渣滓，上山岗。

喜看蓝天红树绿田庄。

2019年4月6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赵义山在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图片来源：图文南部微信公众号）

这些诗词中写到的“铲渣滓”，是川东北乡下最常见的农活之一，干这种体力活，是要出大力、流大汗的。如果要让一般人在这种繁重的体力劳作中来感受诗的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诗人笔下的铲渣，不仅不苦不累，却洋溢着一种诗意的美。“白云蓝天”“曲曲流水”“重重山峦”“蓝天红树”等等，都构成了美丽的“自然图画”。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发现和感受诗意，这不是忘掉辛苦与劳累的最好办法吗？

诗人不仅用诗歌创作来淡化和消解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苦和累，而且也借诗歌创作，借对自然美的发现，来淡化和消解社会政治高压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因此，出现在诗人笔下的农村山野风光，无论春夏秋冬，总是那么恬静优美，那么清新自然，那么令人陶醉！例如作者笔下醉人的春光、恬静的夏夜、如画的秋色和迷人的冬景：

《春雨》二首之二

原上疏疏雨，陇头淡淡烟。

牧歌芳草地，人醉杏花天。

夏之一夜

星疏空寥廓，山静夜深沉。

塘远蛙声细，天高月半轮。

芦 花

冉冉物华并未休，芦花荻荻浪悠悠。

虽然红蓼开他岸，一样江天水国秋。

大雪之二

长河成玉带，草屋似银庐。

天空白螭斗，一幅好画图。

2019年4月6日，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希凡在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图片来源：四川新闻网•南部论坛）

读着这些清新自然的诗篇，陶醉在诗歌之美的艺术享受中，你会忘记作者特殊的处境，甚至也忘记作者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读者的这种忘记，却源于作者的忘记；作者的忘记，则源于通达的修养，源于生活的智慧，源于对诗词的酷爱。诗人在物质生活的窘困中，在有巨大思想压力的恐惧中，在被社会抛弃的沦落孤苦中，在对前途渺茫的绝望中，他已经没有了“远方”，只有“诗”！是坚持诗歌之美的发现与创造使他终于走出困境，挺过人生旅途中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诚如诗人自己在一首《长相思》词中写到的：

朝悠悠，夕悠悠，唯有诗词解心愁，东风带暖流。

2019年4月6日，参加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的全体人员合影（刘庆 供图）

是的，正是靠诗词作为苦难灵魂的寄托，消解了心中万千悲愁；还有大自然的无私眷顾，和煦的春风仿佛给凄苦悲凉的心境带来阵阵暖意，这才让诗人忘怀现实的苦难，在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美的诗境中“悠悠”然度过了朝朝与暮暮，度过了春夏与秋冬！

“文化大革命”已矣，诗人已矣，但诗人在“炼狱”中的寂寞歌唱，却余韵犹存，它对于“文化大革命”生活“传真留影”的认知价值，以及诗人睿智的生活态度、执著的诗意追求留给后人的启示，当是跨越时空的！

（原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3期，总第223期）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郑大谟诗词集》。图为赵义山教授（右）与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曹成建合影（赵义山 供图）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赵义山（天府学者特聘教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