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中国杰出的

南行“流浪文豪”(下)

黄慧清

从鲁迅教诲中找到文学奋斗的方向

1931年2月,艾芜在厦门受到中共地下党的接待。在等候赴苏区龙岩、永定之时,他读到了上海出版的《萌芽》《拓荒者》《奔流》等进步刊物,激起了他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强烈渴望。于是,他写下散文《香港之夜》,描述了被押解到香港一夜的遭遇,发表在上海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上。同时,艾芜竭力了解搜集福建苏区的情况和材料,为以后在上海创作短篇小说《太原船上》做好了准备。

1931年4月,因赴苏区迟迟未得到音讯,艾芜去了上海,又开始了卖文为生。他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投去题为《缅甸舌》的一组散文,署名“荷裳”(“和尚”谐音,借以怀念万慧),还以“沙漠”为笔名,在《文艺》栏发表新诗。这些化名反映了他当时心情的孤寂。在这殖民地化的“十里洋场”,他的民族自尊心大受损伤。联想到漂泊南祥的经历,深感“对于反帝这一重大战斗,一定要出力,即使只在文字上表示一下,也是好的。”

1931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艾芜偶然碰上多年中断联系的中学同学沙汀。他们朝夕相处,探讨文艺创作。在沙汀劝说下,艾芜下定了以文艺创作为终身职业的决心。他住在沙汀家里,一边认真研读高尔基的早期小说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边写短篇小说《洋官与鸡》和《伙伴儿》。

20世纪30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存在着突出的“革命浪漫谛克”倾向,这使新起步的艾芜、沙汀等文学青年感到困惑。他们二人遂托人带去联名信向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的问题,并附去自己的作品请其审阅指正(后来鲁迅把他们这封信收入《二心集》内)。

1931年12月25日,鲁迅亲自把回信和来稿从景云里寓所送到恩德里他们的住处。信上劝告他俩不要趋时,不要硬造,可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写起来。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该信后来载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题为《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先生由表入里的教诲,对端正他们的认识,帮助他们循着革命文学的道路健康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鲁迅先生启导下,艾芜大胆采用南行漂泊的生活素材,以其异于当时“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纪实风格和白描手法,先后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生活实感和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品,为革命文学拓宽新的领域,树立了刚健质朴的新文风。

1932年春天,艾芜正式加入“左联”。并先后和茅盾、钱杏鄂、谢冰莹、丁玲、叶紫、欧阳山、草明、周文等在一个小组内活动。这年夏天,丁玲代表党组织口头宣布,批准艾芜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参加了“左联”内部的党组织活动,找到了文学奋斗的方向。艾芜被安排到杨树浦工人子弟学校义务教书,并兼做发展工人通讯员的工作。他后来所写中篇小说《某校纪事》,即以这段生活为素材。

1932年12月,艾芜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一卷五、六期合刊上发表《人生哲学的一课》,署名“艾芜”。至此,他以南行漂泊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陆续刊登在各地的报刊上。他的创作特色和高产,使他成为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成功的作者之中出人头地”的一个。但也就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兴起时,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加紧了对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迫害。

1933年3月的一天,艾芜在曹家渡一家绸缎厂找工人联系工作时被捕,上海、苏州高等法院将其关押了七个月。后经“左联”营救,鲁迅出资50元大洋作为诉讼费,请史良出庭辩护,才得以获释,任白戈去狱中把艾芜接回上海。艾芜在狱中,写出两部短篇小说:一部是《咆哮的许家屯》短篇,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兽行的殊死斗争;另一部是《南国之夜》短篇,反映缅甸人民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较早出现的反帝反侵略题材作品,受到当时文艺界的高度重视。

从抗战人事中找到创作的源泉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侵犯上海时,艾芜及时写出短篇小说《八百勇士》,歌颂当地驻军誓死抵抗日寇侵略的爱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接着,先后发表了《收容所内》《沪战前夜的断片》《马路上》《医院中》《两代人》等作品,揭露和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鼓舞了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民心士气。

1937年10月上海即将沦陷,艾芜让夫人王蕾嘉(原名王显葵,曾用名黄乐华,湖南省宁远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加入中国诗歌会)带着孩子回湖南宁远老家,然后只身乘车经嘉兴到镇江,乘船溯江而上赴武汉。他的中篇小说《江上行》,就取材于这段辗转流离的生活。这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已在武汉成立,艾芜会见了文化界众多进步人士,也见到了好友刘作宾。因国民党政府已迁都重庆,艾芜他们待在武汉无事可做,于是,11月乘车去长沙,在那里听了徐特立作的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事报告,年底到宁远与家人团聚。这段时间,艾芜曾在一所女校代课,并有机会接触城乡社会中各色各样的人物。湖南南部的县份和郴州、桂阳、嘉术、新田、蓝山、宁远、永州……艾芜都身临其境,详细采访,了解普通乡民的思想、生活及风土人情,搜集民歌民谣。为此,他曾称湘南为自己抗战时期的写作基地,后来所写《故乡》《乡愁》《萌芽》《意外》等文学作品,都是以宁远等地为写作背景的。

1939年,艾芜全家迁居桂林,历时五年,担任过桂林“文协”分会理事和《抗战文艺》编委。他是文艺习作指导组成员,除积极参与有关座谈会、讨论会外,还要担任逸仙中学教学工作和报纸副刊编辑工作。

1944年夏,湘桂大战爆发,艾芜和其他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向大后方撤退,在党组织帮助下,他全家于10月份辗转抵达重庆。在重庆,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有幸与老朋友沙汀重逢。他们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投入到党领导下的反独裁专制、争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艾芜从未间断写作,并以笔耕为生。先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共计有《逃荒》《海岛上》《萌芽》《黄昏》《荒地》《冬夜》《秋收》《爱》《锻炼》等,中篇小说有《江上行》《落花时节》《这是春天》《丰饶的原野》等,长篇小说有《故乡》《山野》,另外还有一本自传体小说《童年的故事》,一本散文杂感集《杂草集》,以及辅导青年作者的《文学手册》等。其中,《故乡》是他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运用科学的社会学观点,分析了许多富有本质意义的典型事件和人物,展示了抗战期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不仅揭露了各种社会弊端,还指出了人民谋求解放的光明前景。《故乡》在艾芜的创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抗战文艺创作中的可喜成果。

1946年初,艾芜由南温泉迁进城内张家花园孤儿院居住。这时,他担任《大公报》(重庆)副刊《半月文艺》主编,发表了大量针对时弊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同年5月,内战爆发,他应中共南方局《新华日报》之约,写了《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内战》一文,表明了自己坚定不移的正义立场。

1947年夏,他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党组织因此安排他随育才中学迁往上海郊区。此时,他完成了名篇《石青嫂子》等作品。

1948年,艾芜又回到重庆。从这年秋天开始,在重庆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在异常清苦的生活中,艾芜仍勤奋笔耕,迎来了战后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期。计有短篇小说集《烟雾》等,中篇小说集《我的旅伴》《乡愁》和《一个女人的悲剧》等,回忆散文《我的青年时代》《我的幼年时代》以及散见于报刊上的小说、杂文、随笔等。这些作品总的主题倾向是: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现实,集中表现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反抗以及对民主、和平和光明的渴望。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新的进展,为中国40年代小说创作走向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深入生活后创作出大量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曾先后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兼文化局长、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1950年,艾芜在重庆市郊区歌乐山参加土改,体验农村生活。1952年春,去鞍山钢铁厂体验工厂生活,并进行文艺辅导工作。之后,艾芜历任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3年,艾芜由鞍山去北京,成为全国作协驻会作家之一。同年,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他写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夜归》《新的家》《雨》《春天的风》等,出版了《艾芜短篇小说集》《艾芜中篇小说集》。

1954年,艾芜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归途中又去华沙和莫斯科作短暂访问。

1957年冬,艾芜第二次出国,应邀赴苏联游历了3个多月,写有散文集《欧行记》。

1958年1月,艾芜担任《人民文学》编委。

1961年冬至1962年春,艾芜去云南边陲调查。这第二次南行,回忆往事,对比今朝,他感触良多,写出了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续篇》。回北京后,他又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初春时节》《浪花集》。

1965年春,艾芜回四川郫县安德铺(今郫都区安德镇)参加“四清”运动。同年冬,全家迁回成都。艾芜以两次参加“四清”运动的生活体验写出长篇小说《春天的雾》,后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止创作。

1968年夏,艾芜遭受迫害,含冤入狱。1972年3月获释。

1972年7月,艾芜去四川大小凉山调查彝族同胞生活,回成都后重新提笔,写了《高高的山上》,发表于《四川文艺》创刊号。但随后遭到“四人帮”控制的“文化组”的攻击和四川帮派体系的歪曲批判。他只得再度搁笔,埋头研究《诗经》,陆续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艾芜重新回到文艺战线。

1977年,艾芜担任《四川文艺》顾问。

1979年,艾芜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全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全国作协第三届理事。

1981年2月,已77岁高龄的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邀,与著名作家高缨结伴,赴云南作了第三次南行,历时50余天。

1982年4月,他作为中国文联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林默涵一起率团赴朝鲜访问。

1982年9月,艾芜赴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983年,应广东作协之邀,去深圳和珠海特区参观访问。

1985年10月,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并接受香港电台采访。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艾芜在创作方面,写了不少评论、杂文和散文,大多收入《艾芜近作》里。小说则有《山中历险记》《南行记新篇》《风波》等。此外,《艾芜小说选》《艾芜谈小说创作》《艾芜儿童文学作品选》等,都已重新编辑出版。

1992年12月5日,艾芜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

200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艾芜全集》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芜》集。半个多世纪以来,艾芜辛勤创作的内容丰厚,正陆续走向世界。目前,他的作品己被译成英、俄、日、德、匈牙利、朝鲜、越南文等文本。日本汉学家中田喜胜已写出了5本关于艾芜的专著。

2013年10月,艾芜故居恢复重建。2014年11月,艾芜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并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成都市名人故居保护名录,成都市首批文化地标。

在艾芜家乡新都区 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艾芜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中国杰出的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参考资料】

1.《艾芜年谱》,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2.《四川文史资料》文化人物专辑。

3.《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慧清(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纪实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