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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家风家教解密》

第二篇  是父是子（3）

重点七、誉儿成癖。

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

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逮要义、摹而出新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

苏辙的孙子苏籀（zhòu）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却鼠刀铭》，苏辙作《缸砚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佳纸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

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符，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澹然有诗人之思”。

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誉儿本是两翁癖，积德已是三世种。”誉儿成癖，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

重点八、言传身教。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地去做。

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氏族谱》并作《苏氏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嘉言懿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序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

苏洵和程夫人是苏轼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愤，闭户读书”，苏轼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轼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

母亲程夫人“不残鸟雀”“不发宿藏”的“身教”，更是对苏轼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

重点九、严慈相济。

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

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dá）然悸寤（wù）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十二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二、三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

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荆树。相传，这棵黄荆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眉州有句俗话：“黄荆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荆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痛得人直跳，能让娃儿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已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轼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荆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这棵黄荆树，对童年时代的苏轼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

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精虑”。

供稿：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