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镌刻在心中

——追记四川省邻水县委第一任书记张晓飞

邹元模

人物档案

张晓飞,又名张效翼,男,1899年农历七月十八日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城南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15军政治部主任,与刘伯承一道领导泸州起义;1927年任邻水县委第一任书记;1928年1月任梁山县委书记,8月调任成都从事文化、新闻革命工作,公开职业为《九五日报》编辑、西南大学教授、瀛寰学校校长;1932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从此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生涯;1952年8月29日原川东人民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5年6月7日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原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属于冤案,宣告无罪;1985年8月中共达县地委决定,承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恢复名誉,党籍不予恢复。

读着张晓飞的“人物档案”,使人既自豪、惋惜,又欣慰、遗憾。自豪的是,邻水这方人杰地灵的土地,养育了张晓飞这样与周恩来、刘伯承、李硕勋、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肩战斗过的出类拔萃人才;惋惜的是蒙冤受屈,被判处死刑;欣慰的是,虽历经33年之久,终于平反昭雪,宣告无罪,承认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遗憾的是,其党籍至今仍未恢复。

让我们循着张晓飞以坚强的意志投身革命,以坚定的信念不惧艰辛,苦苦寻党。为了生存陷污泥而不染,屡冒风险营救我党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的足迹,去了解他曲折的人生历程吧!

张晓飞(图片来源:红船杂志)

求学路上勤发奋

张晓飞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挹爽乡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无钱上学,少时只在族人的私塾里读了两年书。直到13岁时,父母看他聪颖活泼,总不安分,族人也觉此子尚可造就,遂将其送进县城学艺。起初在一家药铺站柜台照方抓药,后又到一家烟店学推丝烟。张晓飞心气极高,不愿习商,也讨厌商人的虚伪奸诈,常常藐视店主的管训,使店主很难堪。为缓解矛盾,族兄张巨川便介绍他到县政府征收局任缮录兼做杂役。由于他读书不多,字迹拙劣,遭到局人歧视鄙薄,张晓飞心中愤懑难平,发誓要努力读书,以求自强自立,遂于1915年到县城国民小学插读,以缮录的微薄薪金,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

1916年,张晓飞已17岁,在国民小学内是一个显眼的大个子学生。县视学熊吉先生到校视察,觉得张晓飞年龄过大,不宜再就读小学,又为他求学的热忱感动,于是送他进县立高等小学读书。

在高小读书期间,张晓飞经常阅读《新青年》《白话书信》《学生杂志》等新书刊,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他天性豪爽,好结交,年龄较大,颇有号召力,在校中召纳苏爱吾等一批同学结义,反对学校的封建教育,同学们都敬称他“张大哥”。

1918年,张晓飞高小毕业。因县内无中学,欲去成都投考,但家庭贫困,无力负担,族兄张巨川知道后,召集亲族商议,成立升学公益会,筹钱支持张晓飞去成都求学。

1919年上半年,张晓飞到成都后,冒充学籍考入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别科,未及一期,因学历不够颇感吃力,自动退学。第二年上年转入省立中学,后转入督军熊克武兴办的私立成都公学。此时,五四运动的洪流汹涌澎湃,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越过秦岭剑门,以不可遏止之势在蜀中迅速传播。张晓飞在各种学说、思潮中汲取着、思考着、比较着、探求着。1921年春,经熊子骏、熊贯一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夏,又经李硕勋、阳翰笙介绍,加入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学会,每周去高师明远楼旁的小院,听马克思学说的讲解。次年又参加了童庸生、袁诗尧等人的学行励进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启蒙教育,给正在迷惘中探索人生价值,寻找民族出路的张晓飞心头点亮了心灯,指明了方向。

在此期间,他频频与县内亲朋好友通信,剪寄《新青年》《四川学生潮》《新潮》《人声报》等新书刊,这些书刊的传播在家乡产生了很大影响,吸引了一批青年学生奔赴成都。

1922年夏,张晓飞在成都公学毕业,校长熊晓岩十分器重他,介绍他到督军府任三等书记;族兄张巨川也在邻水为他谋了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长之职。从家庭亲友看来,这已是他的造化了,力主张晓飞任选其一,以谋将来的远大前程、光宗耀祖。但此时的张晓飞已深受革命思想影响,满腔豪情要为国为民作一番贡献,不愿陷身昏庸腐败的官场泥淖,他婉辞了两处的聘请。年底,张晓飞不顾家族和家庭劝阻,只身东下求学。张晓飞乘船,随着浩荡的长江冲出三峡夔门,踏上武汉三镇,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投教于盛名远播的李汉俊先生,研习历史社会学。

李汉俊先生对这位来自天府之国的热血青年厚爱有加,时时指教,常常关照。张晓飞在这里接受了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是解救中华民族于苦难的唯一道路。

1923年秋,张晓飞经同学任开国、刘昌绪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自此投身到革命队伍中。

张晓飞考入武昌高师半自费生,由于他的反叛,家庭亲族拒绝了对他的经济资助。但他毫不气馁,便又开始半工半读生活,或作家庭教师,或向报馆投稿,以此不稳定的收入维持学杂费用。虽生活很清苦,但他却感到很充实,洋溢着蓬勃的革命朝气,对前程充满了信心。他向家乡亲朋好友大肆宣传武汉的革命形势,宣传反帝反封建,号召青年们投身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谋自己的解放,谋社会民族的进步。鼓励一批青年学生冲出邻水,到武汉去。在他的鼓励下,邻水先后有五六十名有志青年到武汉求学。他介绍同乡倪佑之等人入团,同时,以武昌的四川会馆为依托,经常聚会,除读书外,还参加学运、工运、农运,使邻水在汉青年学生结成了一个革命的进步团体。

1924年夏,张晓飞等人在组织的指示下,发动了反对右派校长石瑛的学潮。由于右派势力猖獗,学潮失败了,张晓飞在高师已不能立足,遵组织安排,于1925年初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上海大学崭新的教学内容,强盛的师资,浓厚的革命氛围,火热的学习生活,使他倍感兴奋。在他的鼓励下,同乡好友苏爱吾等人也千里迢迢投考上大,后来又由张晓飞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红心向党志不移

1925年4月,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在西摩路上海大学宿舍,张晓飞经杨伯恺和杨思盛介绍,由共青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入党那一刻起,张晓飞就下定决心,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都不忘初心,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一心一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自述》中写道:“从兹而后,遂将学籍轻视,抛开书本,打入工人及学生群”。入党不久,受党组织委派,到杨树浦,小沙渡一带从事工人运动。从此,以一个职业革命者身份,满腔热情地投入日益高涨的民众革命运动。

上海民众的革命运动使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惊恐不安,切齿痛恨,终于5月30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镇压工人、学生运动的“五卅惨案”。张晓飞愤慨之极,深入工厂、学校,组织工人、学生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受党组织指示再度加入国民党,以便为我党搜集情报。这期间,他大量地给县内各所学校和亲友邮寄报刊、资料,介绍五卅惨案的内幕,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号召支援上海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县内引起强烈反响。县立高小的学生组织起宣传队,上街游行演讲,并在各学校和机关团体募集了200元大洋寄给上海总工会。

暑假时,张晓飞奉党的指示,组织上海、武汉的邻水籍学生组成旅外学生宣传团,溯长江而上,沿途宣传五卅反帝爱国精神。在重庆各大中学校宣传一月多后,回到家乡邻水,在县城公演了自编话剧《五卅惨案》。旅外学生的热烈宣传,促成了邻水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促成又一批青年乘着革命浪潮奔赴武汉、上海求学。

8月,张晓飞回到上海后,奉党的指示参加刘华白冤委员会工作,同时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中负责。

9月,吴玉章到了上海,张晓飞代表组织邀请吴玉章到上海大学演讲,与吴玉章结识。由于他不知道吴玉章在北京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商请恽代英介绍吴玉章加入共产党。

随着形势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愈趋激烈,在上海大学内这种斗争已从领导层、教授间发展到学生之中,为更好地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在党组织的筹备组织下,上海大学于11月19日正式成立“中山主义研究会”,张晓飞当选为候补委员。

年底,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需要,张晓飞奉命随上大副校长邵力子赴粤,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及政治教官。

泸州起义智转移

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往武汉,吴玉章在沪停留时,嘱张晓飞随他去武汉工作。到武汉后,因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八、九、十三军互不协调,时有摩擦,张晓飞便随吴玉章去宜昌调节三军关系,并与周逸群取得联系。至其事毕,泸顺起义爆发,吴玉章嘱张晓飞立即回川参加工作。张晓飞返川途中,在万县遇刘伯承。刘伯承嘱其去泸州起义部队工作。张晓飞到重庆经杨闇公同意后,立即到泸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政治工作,继陈毅任政工会秘书,在刘伯承兼任的政工会主席领导下负责工会的日常工作。

1927年春,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四川革命形势逆转。4月9日,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辉、赖心辉、田颂尧联合发出反共拥蒋通电。4月13日,刘湘即以28个团的川黔联军围攻泸州,起义军被迫退回城内,就此开始泸州守城战。双方你争我夺,鏖战数日后,起义军弹匮粮缺,伤亡严重,形势十分险恶。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形下,刘伯承派张晓飞去武汉汇报情况,请求援助,以挽救危局,并筹备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张晓飞表示“为理想为组织虽牺牲亦不足惜!”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黑夜掩护下,巧妙化妆,悄悄将粗绳垂下城墙,顺绳滑到地面而出城,潜过敌封锁线,取水道往武汉。经宜昌时,发现曾煽动泸州起义军判离的杨维也到了宜昌,正准备投往南京。张晓飞立即与宜昌党组织联系,由宜昌总工会负责人徐佑根率人将杨维逮捕,随船押往武汉监禁。

张晓飞到武汉后,向吴玉章汇报了情况,随吴玉章一道去见周恩来、邓演达,商讨援救泸州的办法。吴玉章、周恩来、邓演达等人在国民政府多方努力,呼吁紧急援助泸州。5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电令刘湘等人立即停止进攻泸州,将泸顺起义军正名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任命刘伯承、黄慕颜为正副军长,张晓飞为政治部主任。随后,国民政府决定拨款10万元救助泸州,党组织指派彭定达、夏言、朱权鲁三人负责将款送往泸州。

孰料,此时泸州形势急转,总指挥部派人与涪陵李蔚如联系未果,撤退计划未能实现。起义军弹尽粮绝,泸州失守,起义失败。刘伯承数人突围,绕道陕豫,历尽艰险,于7月11日到达汉口。张晓飞又随刘伯承去见周恩来,详述起义情况,筹划下一步工作。此时,武汉形势诡谲,事变只在旦夕之间,被监禁在汉口的杨维于13日出狱,率宪特四处搜寻张晓飞和徐佑根,情况十分紧急。刘伯承遂厚赠川资,叫张晓飞立即回川,参加地方工作,同时了解起义军散落情况。张晓飞于14日夜离开武汉,乘船在长寿起岸潜回邻水。

县委书记第一任

1927年7月,张晓飞回到邻水后,负责邻水地下党工作。一方面以各种方式,与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经近一月时间,终于与省委联系上了。

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上级指示精神,张晓飞在福星乡雨台寨召开特支会议,决定将特支改为县委,由张晓飞任书记。因此,张晓飞是邻水特支改为县委后的第一任书记。经过认真研究,此次会议还作出了“把县委工作重点从城镇转移到农村,整顿发展农会,筹建武装,准备武装斗争”的决定。

雨台寨办公遗址(图片来源:邻水党史数字资源馆)

经过上海、广州、武汉革命斗争的锻炼,又经历了泸顺起义血与火的洗礼,张晓飞更加成熟,充满了战斗的愿望和革命的热情,以全部身心投入邻水革命斗争。加之他的革命经历和理论知识较丰富,又有领导才能,极富宣传鼓动性,深受同志们的尊敬。他和陈峻山等同志一道,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各区建立了区委,各大乡建立了支部。全县共设6个区委,14个党支部,4个直属区委领导的党小组。党团员发展到100余人。同时,整顿、发展农会,清洗劣绅和不纯分子,严密农会组织,建立小组及大组,由各党支部领导,农会由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活动。在凤泉寺、李家寺一带还组织了儿童团。

秋天,邻水驻军罗泽洲无理增派捐款15万元,全县民众怨声载道。在张晓飞领导下,县委通过农会发动农民抗捐,组织了“连枪会”,联络回乡民团,准备武力抗捐。罗泽洲慑于众怒,被迫让步。这年冬,罗泽洲部和接壤的长寿驻军范绍增部频频发生武装冲突,邻水民团暗地串联,欲借机武装驱赶罗泽洲。张晓飞和陈峻山向省委提出,待机发动武装暴动。为准备暴动,县委在石稻、兴仁等乡组建了几支秘密武工队,有50几名队员,70几条枪;又派党员担任乡大队副,掌握了100余名团练武装,还争取了开明的民团首领,团结了一批外围力量。

这段时间里,张晓飞住在中法大学回县的共产党员熊芬兰家里,他的豪爽豁达和革命经历使熊芬兰十分敬重,熊芬兰的端庄开朗和革命精神也使他倾慕。两人渐生爱恋,于是年冬结为夫妻。年底,省临委派张晓飞去万县任川东行委,后又命他去梁山县开展工作。

1928年1月,张晓飞带上简单行李,将省临委的指示信缝在枕头中,翻过东山,徒步两百多里,到了梁山县城。他先到东门外木牌楼管家院,和熊修五接上关系,又同至城门洞曾国元家,传达了省临委指示,建立了梁山县委,由张晓飞任书记。县委建立后,积极发展组织,由原先的4名党员发展到30余名。组织起“穷人会”,有一千多会员。又在县立中学和女子中学建立了学生会,在虎城、沙垭、太平建立了秘密武装。同年夏,张晓飞率领秘密武装在佛耳岩截击吴佩孚的护卫尾队,使农民武装得到了战斗锻炼,为日后的农民武装暴动和建立“虎南游击区”打下了基础。

5月,张晓飞奉命调广汉特支,以广汉中学训育主任身份从事军运,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常与陈离部队的中级军官游玩、同吃喝,讲学论道,结盟拜把。与下级军官和士兵则以学生同志任之”,工作很有起色,上级党组织很满意,加快了广汉起义的准备工作。

局势突变失联系

1928年8月,张晓飞调成都从事文化教育及新闻战线的革命工作,公开职业为《九五日报》编辑、西南大学教授、瀛寰学校校长。由于工作性质、环境的变化,经常出入上层社会及公开社交场合,渐成为文教新闻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到处都被反动派注意。张晓飞与他在成都公学时的校长熊晓岩以及张澜、王旭东等老一辈师长保持着友好往来,常去诸位先生的公馆拜见,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经诸位先生介聘,先后去工学院、文学院和法学院任教,讲授社会学、伦理学。

1929年6月,梁山县熊白庚等人因不能立足,跑到成都求学。成都党组织认为这几个人思想动摇,贪生怕死,不予接洽。熊白庚是张晓飞在梁山时介绍入党的,他对这几个同志比较了解,觉得在他们困难时不帮助是对同志不负责任,遂出面接待了熊白庚等人,给他们作了必要的安排。

张晓飞的做法,引起成都党组织的不满,怀疑他革命意志不坚定。为考验他,党组织就指派他参加一些公开激烈的革命活动,如白昼飞行集会、公开的群众演讲、社会募捐等。张晓飞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以他这样的社会身份去参加这些公开的活动,异常引人注目,将会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经过反复思量后,他向组织提出,请求调离成都,或从事秘密工作,或到苏维埃根据地去。但均未得到党组织同意。

1930年6月8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逮捕西南大学负责人,15日查封西南大学、岷江大学和民力大学,逮捕师生百多人,并连日在城乡戒严,搜捕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查禁革命书刊。张晓飞由于多次公开参加进步活动,早已引起伪军警注意,是这次抓捕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境况十分危险。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只好隐匿于王旭东公馆内。在此情况下,他再次向组织申请去湘赣苏区。他的申请终于得到成华特区候补执委、城中区委书记郭戴霖同意。7月中旬,王旭东要出川北上,代表刘湘到北平参加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扩大会,允张晓飞与他同行。行前,张晓飞向郭戴霖索取关系,郭称已通知重庆,让他去重庆曹家巷“川东禁烟处”接头。他将妻子熊芬兰送到华西医大附属妇产院学护士,然后随王旭东离蓉东下。8月初刚抵重庆即生变故,反蒋扩大会已于7月28日召开,王旭东不再北上;张晓飞又突患急性盲肠炎几濒于死,经抢救脱险后借住老街“川康日报社”同乡甘树人处治疗。熊芬兰闻讯急赴重庆护理。

由于穆青、刘愿庵等省委负责人相继被捕牺牲,省委机关被破坏,致使干部星散;张晓飞借寓老街,多方联系未果,没能得到组织的消息,致函成都,也杳无音信。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感到惶惶然不知何从。

初心不忘苦寻党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张晓飞心神不安,像失航的轮船,不知行向何方;像断线的风筝,飘飘揺摇,不知飘落何处。唯有坚强的信仰支撑着,他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一定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从此,他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生涯。

张晓飞在重庆经数月活动,也没能和组织接上关系。1931年初,他决心去苏区,便回到邻水,安顿家室,筹措费用。令人没料到的是,回乡不久,刘湘的特委会派出侦缉组来邻水清查共产党,邻水党组织负责人杨道明叛变,出卖了邻水、大竹党组织。3月23日,特务和地方军警搜捕张晓飞,张晓飞仓促转移,其妻熊芬兰不幸被捕。刘湘21军部赓即发出对张晓飞的通缉令四处张贴。张晓飞几经波折,巧妙周旋,好不容易逃脱魔爪,急急潜往丰都,庇匿于小学时的老师陈兰亭部副官长唐诵三处。一边打听熊芬兰的消息,一边发信重庆“川东禁烟处”熊泽湘,继续寻找党组织,想得到去苏区的介绍信。但先后发信4封,最后由川东禁烟处门房一并退回,称收信人已他去。适逢外甥黄伯生从邻水送衣物来丰都,张晓飞遂嘱其去重庆,到川康日报社找甘树人。不料黄伯生一去杳无音信,自此失踪。丰都形势也日益紧张,不可再藏匿。张晓飞得唐诵三资助,乘丰都“福源轮”自往上海。

1931年6月,张晓飞到达上海后,寄居在公捕局西区小学帅如先处。后来,同样失掉组织关系的刘披云也来到上海。两人在寻找党组织的同时,仍不忘革命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成《中国农村经济之研究》和《江浙中小学教育实施鸟瞰》。

1932年1月28日上海战事起后,张晓飞秘密返渝,继续打听党组织的消息,并托人营救熊芬兰。这年夏天,熊芬兰在邻水出狱,张晓飞由同乡甘筼举荐,任东北义勇军委员会驻西南代表,他和但懋辛、李雅材、麦孟尧等人结伴往贵州宣传抗日,并在暗地里寻找党组织。

张晓飞到贵阳后,见到了同在泸州举义的袁品文、皮光泽和上大、武高时的同学李仲明、赴作孚等人,先后依食袁、皮各两月有余。后来因袁、皮诸人的关系,任贵州省政府参议和《新黔报》记者。因这身份,有机会接近省主席王家烈,遂极力劝说王家烈接受民族团结、共抗日寇的主张,建议王家烈“亟应注重教育,解放夷苗各民族的脑子。想借办平民教育方式和人民大众靠近,图有所作为”。

直到1933年下半年,张晓飞在贵阳也没找到党组织的踪迹,无心再留,遂辞去参议和记者之职,返回重庆。

1934年初,张晓飞偕熊芬兰离渝乘船东下,欲去江西、江苏寻找党组织。霜天寥廓,江风料峭,不幸染病,到万县时离船,投寓刘湘部特遣司令、熊芬兰胞兄熊晓璜公馆内治病。在万县数日间,发现熊的部队里有两位十五六岁的姑娘,整日愁眉不展,颇觉奇怪。张晓飞叫熊芬兰把两位姑娘接到住所,询问她俩的情况。原来两位姑娘是重庆职校的学生,因受革命思想影响,准备去北京。后来又受朋友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的“战地宣传队”。他俩原想俟机投奔红军,现陷在军阀的部队里,不知怎么办。听了她俩的诉说,张晓飞完全明白了情况。他告诫两位姑娘,住在旅馆里不要乱走。随后,他给省职校的校长去信讲了情况,由学校通知家长到万县把两位姑娘接回了重庆。后来两位姑娘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几十年后,当她们“每一想到年幼无知的万县之行,都不禁心惊胆战。如果不是张晓飞、熊芬兰同志有一颗闪光的、关心别人安危的真正共产党员的心,放下自己的困难痛苦,全力帮助素昧平生的青年人,巧计安排,使我们转危为安、化险为夷,重新走正确的人生道路,那就真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4月,张晓飞到南京,CC派因其异党嫌疑以逮捕下狱相威胁,要其加入CC派。张晓飞不得不又匆匆逃离南京到九江,住在同乡好友赖振声处。适逢张晓飞在武昌高师时任过其家庭教师的张笃伦任南城专员,张晓飞便去张笃伦处,张委以专署参事。他借此身份,几次托故去赣东南一带,想寻找机会进入苏区,无奈敌人封锁盘查太严,无法通过封锁线,终未进入苏区。后见报载红军已于11月转移他去,方打消了去苏区的念头。

1935年,张晓飞回到重庆,已经随蒋介石参谋团入川的王元辉介绍,到“新生活运动会”和“新四川社”谋职,以解衣食之窘。后来因原上大同学钟梦侠自作主张将他夫妇列名反动组织“忠义救国会”,为脱羁缚,张晓飞偷偷跑到涪陵投靠族人。族人举荐他作了区长,刚刚3个月,得知贺龙、萧克的部队已到酉阳,他立即弃职前往。谁知赶到酉阳,红军已跨境而去,他气得捶胸顿足,十分懊丧。他在心里呼喊着:“亲爱的党啊,我何时才能找到你。”

陷入污泥保清白

1938年后,张晓飞在武高、上大时的老师胡庶华、叶元龙先后任重庆大学校长,因这关系,他得就聘于重大,先后任事务、注册、出版和教学工作。

自1932年与党组织失掉关系以来,想尽办法,历经艰辛,东寻西找,南奔北走,张晓飞也没能找到党的组织,此时,他才跨入不惑之年,因日夜思虑,白发早生,额纹增多。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抗战全面爆发,他以满腔热忱,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重庆发起成立上大同学会,联络同学各尽其力,共赴国难。同学会里有一些他早年的革命同志,后来也因各种原因失掉了党组织关系。他要大家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寻找党,争取回到组织中去。他告诫大家,虽然为了生存,不得不屈身在反动政府任一官半职,但一定要入污泥而不染,千万不要和反动派同流合污,不要做危害革命的事,要保守自己的革命节操。

1938年上半年,张晓飞得知自己的老战友陈峻山因积劳成疾已于几年前殁于巴县蔡家场一破庙中,就地安葬在山坡上。他为自己的老战友英年早逝而万分痛惜,在重庆请人为陈峻山刻了一墓碑,雇一只小船护送到蔡家场,请几个农民抬到山坡上。但荒山野岭,草深林密,荒塚累累,找不到陈峻山的坟茔,只好怅然而归。数日后,他再到蔡家场,找到一位当年参加安葬的农民,才辨识出陈峻山的坟。他请农民重新修了坟墓,立上了墓碑。他在战友的墓前久久停立,追忆战友的音容风貌,回想当年在党的旗帜下并肩驰骋的战斗生涯,为自己这数年来失掉组织关系的孤寂凄苦而潸然泪下。他发誓要继续战友未竟的事业,为自己的信仰竭尽心力。回到重庆后,他多方打听陈峻山家属的情况,终于打听到陈峻山的儿子陈祝儒,年已9岁,两月前和母亲到渝寻父。他立即把陈祝儒接到家里,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并供其读书。

1939年下半年,张晓飞在重大被迫集体加入“三青团”。1941年上半年,他的伴侣熊芬兰在邻水因拔牙引起败血症不幸去世,遗下两女待哺待教。1942年上半年,又因反动派的排挤,被迫从重大辞职。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张晓飞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1943年初,张晓飞应乡友张孝礼之聘,就职成都华西大学,借此之便,邵力子、胡庶华二人联名荐他任“三青团”四川支团监察会候补监委及书记,他碍于两位师长的情面,违心地接受了此任命。在成都“三青团”期间,他平时采取消极应付态度,一有机会便以此招牌作掩护,做一些帮助革命的工作。他借机注销了成都、阆中“三青团”呈报的“异党活动案”,辗转相托营救革命同志黄梦谷出狱,热情支持并倾力资助同乡甘止善和24兵工厂练习生杨正清到陕北参加革命,揭发“三青团”四川支团负责人任觉五、李天明等人的贪污案等等。他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三青团”的怀疑与仇恨。

1945年9月,张晓飞在华西大学的聘期已满,决定回渝,“三青团”为他举行告别会。他在讲话中公开提出要向工农看齐,要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天明、徐天秩等人据此上告“三青团”中央监察会和干事会,指控张晓飞从事共产党宣传。幸得上海大学的同学胡庶华和张治中二人鼎力相助,极力为他开脱,方免于难。同年底,张晓飞与邻水县银行女职员彭绍仁结婚后,经邵力子等人介绍,在重庆的几所学院讲授社会学、农业经济学。

支持革命屡冒险

张晓飞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但他始终把党的信仰镌刻在心中,用自己的职业作掩护,以各种方式,屡冒风险支持革命事业。

1947年,张晓飞经冯均琏介绍,参加了以“油大政策”笼络各方人士的“四川建设协进会”,同时任《西南日报》主笔。他除约请陈剑衡、税西垣、游时敏、甘树人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撰稿外,还将避难转移到重庆的邻水共产党员王古泽等人介绍进报社工作。由于报纸进步色彩太浓,数月后被反动派强行接管。

1948年,张晓飞的老朋友、地下党员任廉儒和梁佐华要他利用私人关系,搞策反起义工作。他暗下决心,哪怕是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把支持革命的工作进行到底。

同年下半年,张晓飞在同学周开庆支持下,出任陪都工商学院教务长。他利用这个职务,介绍汪扬、李元杰、马善庆等进步教授到校任教;把从事学生运动的邻水共产党员刘德修等人安排到学院读书,帮他们办理有关证件。他对刘德修等人十分信任,坦诚相交,赞赏他们是有为的革命青年,常常给他们介绍刘伯承、陈峻山等老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革命业绩。谈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情况和十多年苦苦寻党的坎坷生涯,希望刘德修等人设法把他介绍到解放区去。

1949年,地下党员甘泉、梁维中、刘尧夫等人被捕入狱,他在邻水、重庆多方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出狱。5月,任廉儒从香港受命返渝后,加快了策反起义工作。张晓飞在邹容路4号、天府别墅等地苦口劝说立法委员冯均琏、川东挺进军第一纵队司令包衡、第二纵队司令谌克纯、达县区副司令张继任以及陈宏谟、李放六等人认清蒋家王朝必将覆灭的形势,弃暗投明,待机起义。屡冒危险和酷暑到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与72军军长郭汝瑰及政工处长任纯儒密商起义事宜。屡劝周开庆认清前途,不要做国民党的殉葬品,鼓励他“去当共产党”。通过这些策反工作,对推动国民党军警起义,维护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夏,黑暗的旧社会风雨飘摇之时,国民党政权已是大厦倒倾。蒋介石国民党凭借西南山区和长江天险苟延残喘,加紧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血腥镇压,派出罗广文部一个团的兵力在邻水“清乡”,屠杀共产党人、游击队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400多人,制造了一片白色恐怖。在重庆的邻水共产党员刘德修、甘立福、张良忠等人联络知名人士重建邻水同乡会,上书请愿制止清乡。张晓飞积极支持,热情筹备,并捐钱做茶话费。在选择确定同乡会成立大会地址出现麻烦时,不畏风险,主动提出将会场设在其任教的正阳学院教室。他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下旬在重庆正阳学院举行了有70多人参加的邻水旅渝同乡会。会上揭露和声讨了罗广文“清乡”军同国民党邻水党部勾结,屠杀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罪行。会议决定由张晓飞等人为请愿代表,将请愿书分别送交行营、省政府、大竹专署、重庆警备区和罗广文军部,强烈要求停止清乡,制止杀害无辜民众。还通过私人关系拜见廖忠泽、周开庆等人和罗广文的父亲,指出邻水近年来所起事端皆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矛盾斗争,根本不存在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经过四处陈说,反复呼吁,迫使罗部清乡军没执行第二期清剿计划,提前撤离邻水,使革命事业和邻水民众避免了更大损失。

蒙冤陨落终昭雪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从五四运动的雷声把中华民族惊醒,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张晓飞和人民大众一起迎来了祖国的解放。他自觉这近二十年来离开了革命队伍,思想觉悟已落后于这伟大的新时代,难以适应即将大规模开展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要求去西南革大学习,因年纪过大而未被录取。西南革大本拟开办教授班,又因各种条件所限迟迟不能就绪。朋友们劝他暂时回乡,先安顿家室,听候革大消息,同时也好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遂于1950年初携家回到邻水老家。回乡后,他见家乡一带十分贫穷落后,十室难有一子上学读书,就将自己的两间老屋拿出一间来办所村小,自己当老师,免费让近邻农家子弟识字念书。就在村小即将筹备就绪、村人一片欢欣之时,谁也没有料到,因错综迷离的原因,他被不明不白地押解到县城监管,从此不得复出。

在看守所里,张晓飞学习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学习时事政治,向党和政府交心。全面的学习和严肃的思想斗争,使张晓飞知道了许多,感受到了许多。他深深自省:失掉党的关系“这十数年来的我,好像丧魂失魄的游子,行尸走肉的僵尸;也好像泛洋归来的摩登儿郎,硬被生活现实环境套上燕尾礼服,在向四面八方作揖打拱。”虽名为教授,也曾一度作过教务长、院长,但收入一直不稳定。在重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垅,长时间辗转寄居友人、同乡处,一家5口踡在10平方米的屋子里。除了他上课堂、拜客人有一套磨得发亮的蓝色西服、一双旧皮鞋外,一家人无像样的衣物,有时还得靠典当家什以维持清贫的生活。但他始终“不曾埋怨过党或错怪过任何同志故意离难我。”并时时勉励妻子“不依赖,不剥削,成一个科学时代的好人,替进步的、革命的多多做些善事。”

夏热冬寒,管所夜长,他常常夜不能寐,百感交集。他回首五十年生涯,自念“在组织以内的十年生活中尽了应尽的责任;在离开组织旋落到国民党统治与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的恶劣环境里,而且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谓无一念、一言、一字、一事对不起党与同志。”他深深地慨叹:“我这失却轨道的星球,只有这点热与能,故只能有这些微的表现罢了!”他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把自己的问题查清楚,还自己一个清白。

令人遗憾的是,在还没有听到党组织查清自己的问题的声音时,1952年8月29日,川东人民法院发出138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张晓飞死刑。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结束了。

张晓飞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家人悲痛欲绝。谁也不相信张晓飞是反革命。其女儿张茂群克服种种困难和阻挠,以原判事实不符为由,多次提出申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组成合议庭,对张晓飞案件进行了再审。查明:张晓飞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因党组织暴露无法在四川工作,而去沪、杭、滇、黔亦想进入革命根据地,均未获成功而脱党。脱党后虽在伪政府机关、学校任职,但未发现有叛党和危害人民的行为,且在1942年、1947年和1949年设法营救我党同志,为解决进步青年职业问题和反对国民党屠杀百姓,间接直接为我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原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属于冤案。据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82)川法刑二字第15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

一、撤销1952年8月29日,川东人民法院刑字第138号刑事判决;

二、宣告张晓飞无罪。

中共达县地委组织部干审(1985)60号文件批复:同意中共邻水县委《关于对张晓飞早期从事我党工作及脱党的结论报告》。张晓飞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脱党,1952年错被判死刑。现承认张晓飞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恢复名誉,党籍不予恢复。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 (图片来源:红船杂志)

1985年9月,中共邻水县委决定,为张晓飞及其遗属落实有关政策。将其二女张治林安排在邻水县计委下属的城镇监察队工作。

张晓飞被错判死刑,蒙冤受屈33年,1985年平反昭雪,还了他一个清白,解了家人及亲朋的心头之结。但张晓飞的党籍至今没有恢复,能不能恢复还是个谜。但愿早日解开这个谜,以告慰张晓飞在天之灵。

参考文献:

1.《失却轨道的星》,《四川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2.《中国共产党邻水县历史》(1926—1949)。

3.《艰难不折革命心,蒙冤还存奋进志》,《邻水县革命先烈传》。

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川法刑二字第150号。

5.邻水县委组织部《关于转发张晓飞党籍问题结论批复的通知》,邻委组干审(85)字第71号。

6.《张晓飞自述》。

作者简介

邹元模,笔名向岩,四川省邻水县政协原常务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邻水县文联副主席,邻水县作家协会主席,《潾州文苑》主编。在全国4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23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8部,编辑出版文学作品集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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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元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