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航空强国梦

直上云天锦江厂

成都太平寺机场有一家历史悠久的航空企业——国营锦江机器厂(以下简称锦江厂)。它发源于福建马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中国航空萌芽、孕育、探索、发展的百年历程;它得益于风吹罗带的锦城孕育,集合了中国近现代航空业的精华,是几代航空人奋斗不息的写照。

锦江厂是当年航空科研和飞机制造基地,汇聚了旧中国最大的飞机修理厂(即第八飞机修理厂)、最早且唯一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即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四大飞机制造厂之一的第三飞机制造厂以及航空研究院的两家工厂,可谓撑起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半壁江山。

锦江厂是航空科研策源地,容纳了中国最早航空研究所(院)的两家工厂,集聚旧中国航空科研一批精英,又走出了一批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师和航空专家。

锦江厂是航空教育重地,囊括原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机械学校和通信学校。特别是空军机械学校,为当年中国航空教育最大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锦江厂的前身作为人民空军第一大修理厂,是我国早期最大的飞机修理厂之一,也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强军路上,锦江厂向信息化、高水平发展,强劲履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使命,书写光辉篇章。

一

一江飞剪起马尾

锦江厂源头是1918年成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是中国第一个成规模的飞机制造厂。创始人巴玉藻、王助曾分别是通用电气公司首任航空发动机工程师和波音公司首任飞机设计师。工程处于次年自主制成中国首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至1930年,制成甲型2号、甲型3号、乙型1号和海鹰1号等各型飞机三十多架,并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桴船。工程处于1931年迁至上海高昌庙,制成江鹤、江凤双翼水陆两用侦察机,并装配一批教练机。

巴玉藻

王助

左起为曾诒经、巴玉藻和王助

甲型一号飞机

抗战全面爆发后,工程处改组为第八飞机修理厂,迁址成都太平寺。搬迁中,修理飞机79架,装配飞机69架。到成都后,主修空军军士学校、机械学校的教练机和新机。

锦江厂的制造能力强化自第三飞机制造厂(以下简称三厂)。1942年,三厂在成都建立,由时任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的黄光锐兼任厂长,有员工约400人、机床30余台;仿制 “弗里特”15架,自主制造“研教1”教练机15架、“大公报”滑翔机30架,改装A-29轰炸机为运输机10架。三厂与航空研究院在“斯勃-2”和“斯勃-3”基础上,共同研制了“研轰-3”轰炸机,并于1944年首飞成功。它总重13吨,是我国最早研制的轰炸机,也是当年制造的最大的飞机。

黄光锐

研轰-3轰炸机

在航空研究院中,锦江厂吸收了麂皮厂和层板厂。1939年,航空研究所在成都成立;1941年扩建为航空研究院,有余仲奎、王助等任职,钱学森、李约瑟曾受聘为“委托研究员”。研究院在“器材、飞机、气动力”三组基础上,改编为“器材、理工”两系,下设蒙布制造厂、电器修造厂、麂皮试造厂、层板试造厂,研发了“研教-1”、“研教-2”等机型。麂皮厂制造过滤汽油的麂皮,并鞣制飞机和飞行服用的皮料;层板厂发明竹木层板制造飞机外挂油箱,供中美空军对日作训使用,共生产9500个。

王助与钱学森

锦江厂的发动机维修能力源自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以下简称大定厂)。大定厂位于贵州大定县羊场坝乌鸦洞,是航空界首次从国外引进技术资料和生产专利的样本,也是战时中国所成立的最重要且最精密度机器工厂。大定厂于1939年筹备,1941年建厂,至1945年共制“赛克隆”发动机32台,经C-47飞机试飞获得成功。

安装大定厂赛克隆发动机试飞的C-47 飞机

欧阳昌宇引用钱学榘的语言,评价大定厂为“中国航空工业摇篮”。她汇聚的精英在海峡两岸乃至全球都做出巨大贡献。第一任总工程师李耀滋是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政策的见证者,第二任总工程师钱学榘受聘波音高级工程顾问,第三任总工程师程嘉垕曾任台湾航空研究院院长,研究课长曹有诚赴美参加了阿波罗登月计划。留在大陆的专家,有海防导弹之父梁守槃、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主持研制新中国第一台发动机的王玉京、新中国航空材料奠基人荣科、航空仪表领军人昝凌、机械行业泰斗余承业、天津大学机械系创始人彭泽民、上海船舶研究所发动机总工程师张汝梅以及贵州政协副主席、贵阳矿山机械厂总工程师汪福清等人。

汇入锦江厂的空军机械学校是另一个航空人才基地,于1935年在南昌建立,1937年迁到成都。此后十余年间蒋介石、刘芳秀、钱昌祚、王士倬、刘牧群、李怀民、文士龙等人先后担任该校负责人。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航空工业科研骨干约80%出自该校,包括中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徐舜寿、歼-8飞机总设计师黄志千、强-5飞机总设计师陆孝彭等人。

二

八方汇聚太平寺

在中国极为艰难的对日抗战中,大批航空力量迁至成都及周边,成为锦江厂的来源。新中国成立后,本地十多家厂、所、院、校陆续汇集,历经西南人民空军修配厂、国营411厂和空军第11修理厂三个阶段,铸成锦江厂最终的辉煌。

人民空军于1950年1月17日组建西南人民空军修配厂,为锦江厂打下基础。它由成都和重庆地区遗留的第三飞机制造厂、第八飞机修理厂、空军军士学校、机械学校、通信学校和太平寺机场等单位组成。西南军区派出一批干部,召集原技术人员和工人来厂, 开展建设和维修工作。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中央决定由空军向航空工业管理局移交西南人民空军修配厂、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第四飞机修理厂以及航空研究院所属的麂皮厂和层板厂。航空工业管理局将他们合并为国营411厂,成为当时最大的航空企业,由当时的西南空军工程部部长郭佩珊兼任厂长。航空工业管理局曾拟在工厂选址的太平寺机场扩建飞机制造厂,后因地勘原因作罢。

郭佩珊

大定厂是锦江厂浓墨重彩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地下党员、副厂长汪福清与其他同志组织武装护厂,保留了大约80%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刘伯承、邓小平闻讯致信五兵团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指示“在贵州大定有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因为武装护厂自卫队保护,尚未遭到破坏,请派强有力的干部去接管”。杨勇因此过路羊肠坝,并对护厂作出部署。1949年12月,47师补训团接管大定厂,并移交至西南军区航空处。1951年8月,航空工业管理局陈一民副局长来厂,宣布大定厂划归航空工业管理局,迁成都并入411厂。

1955年1月,按照中央要求,411厂划归空军管理,命名为空军第11修理厂,1958年确定公开厂名为国营锦江机器厂。新生的锦江厂如大定厂歌所唱“建设新中国,大业在航空”,续写“我工厂华夏之光荣”。

三

辉煌业绩耀锦江

锦江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克服多重困难投入到航修保军任务中。从解放大西南、进军西藏,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再到维护统一、世界维和,处处闪耀光辉业绩。

成都解放之初,锦江厂抢修 “弗里特”“拉-5”飞机,迎接成都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有力地维护社会稳定,壮大军威,震慑反动势力,鼓舞人民保卫新中国的信心与决心。

解放之初抢修的“弗里特”“拉-5”飞机

1950年1月,中央决定进军西藏。中共西南局制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策略,调集当时全国包括C-46、C-47、里-2、伊尔-14等机型在内的所有运输机,组建空运大队开辟拉萨航线,用空投方式支援陆军进藏部队。锦江厂前身的西南人民空军修配厂派出主要力量抢修飞机、发动机,为在“空中禁区”康藏高原开辟航线做出贡献,有力支援进藏部队。

支援陆军进藏时承修的C-46运输机

支援陆军进藏时承修的里-2运输机

锦江厂是全军直升机唯一的修理基地,始终将保障部队放在首位,服务全军、支撑全域。工厂从承修早期美系、苏系固定翼飞机和发动机,到现在承修全军全系列主战直升机及发动机,功勋卓著。1991年,锦江厂成功拼修黑鹰直升机,创全球首例。

黑鹰直升机

党的十八大后,在我军战略转型、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锦江厂按照航空装备系统“两成两力”和“一力、两融、三能、四最”的建设思想,着力加强战场抢修能力建设,建成一支品格优良、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抢修队伍。锦江厂相继完成“5·12”抗震救灾、国庆阅兵、奥运空中安保、亚丁湾维和护航、驻港部队直升机“换装”等任务的装备保障工作,体现军队保障性企业的本质属性和责任担当。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随着装备水平新发展、保障需求多样化的新形势,面向“创建世界一流军队、一流装备”的新要求,锦江厂用先进技术支撑航空维修能力,形成先进战斗力,成为我军航空装备信息化、智能化的维修保障基地,满足部队作战训练装备保障需求。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国营锦江机器厂由旧中国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发源,在航空救国的战火中辗转,在解放大西南时涅槃,在新中国航空报国的建设中重生,到航空强国的新时代,锦江厂经历百年洗礼,走进复兴之路。现在,锦江厂的战机如鹰击长空,直上云天;锦江厂的航迹如烟霞似锦,与万类霜天竞自由。未来,锦江厂在航空强国、建设一流军队的征程中,将发挥日益光彩夺目的作用。

(来源:《国防科技工业》2月刊,文安、齐贤德、王亮著,国营锦江机器厂刘怡岚提供。微信发布时有删改)

来源:方志武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