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学道街：成都近代出版业中心

成都方志

 成都市学道街曾是清代四川最高教育机构所在地，亦是成都近代印刷出版业的聚集地。之所以能够成为成都印刷出版业汇集区和最早的书刊市场，其背景大概在于此处自康熙伊始，便是全川文化教育中心的缘故吧。正是这历史特定形成的背景和氛围，铸就了它“印出来的学道街”之美誉。

成都市学道街

清康熙年间，重建成都城及各官署，设一省学政机构——提学道于城东南，紧邻巡抚衙门，所在之街道便取名为“学道街”。

1736年，一家名为“严正古斋”的书店在距学道街不远的指挥街上开张营业，从此拉开了以学道街为中心、辐射四邻街道的成都书刊市场和出版印刷业核心区的帷幕。

严正古斋是一家专业经营传统蜀刻印版书籍的商号。其刻书技艺高超，颇具自唐宋以来的蜀中木刻之风范。成都的蜀刻印版，可上溯至唐代，并一直辉煌至元代，元末以后，成都的刻书业趋于衰落，至清初几近灭于兵燹，古蜀刻本绝迹于成都。

宋版蜀刻《论语》

直到严正古斋开张，蜀刻印刷工艺方才重现人间，并带动了学道街一带逐渐成为近代成都印刷业中心。嘉庆时(1796~1820)，上述提及之张介候继严正古斋之后又于卧龙桥街创办了“二酉堂”，继续经营传统蜀刻印刷业务。自此之后，各地书商陆续至成都开设书店和印刷作坊，店址均在学道街一带，尤以学道街最盛。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江西书商在学道街开设的商号，他们中店名带经字和元字的被业内美赞为“经元八大家”。如肇经堂、玉元堂、一元堂等。佼佼者则要数赣人周舒腾开设的尚友堂，其出售的《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十三经注疏》等均深受读书人欢迎。这批江西书商自乾隆时入驻学道街，延传至光绪时已达五十余家之众，成为成都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先驱。周舒腾不仅贩售外省书，还钻研失传的蜀刻工艺，其子周承元袭其手艺，另创了“九思堂”。后有周承元之徒王述斋艺成后合并原志道堂、志贤堂和翰缘堂三家老店，在学道街上创立了规模更甚的“志古堂”，周承元之子周达三任志古堂经理，其精通业务，熟悉四库书目，成为名噪一时的蜀刻专家。史籍有载，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拨银三百余两，由志古堂负责刻印《说文解字》。书成后，因其印刷精美，字迹清晰传誉业内，志古堂之声誉更盛。周达三亲手校刻的《玉海》《十七史商榷》《读通鉴论》《湘军志》《文史通义》等书，前后约一百多种，均受好评。此后又为总督吴棠监刻《韩诗外传》《杜诗镜铨》，后证实此二书为吴棠私人珍藏。

志古堂刻本书籍

从光绪至民国初年，尊经书院、存古学堂等先后兴起，研究经史辞章者日多，志古堂所刻之书籍因校勘精确，印工精致越发兴旺，而周达三本人亦更为学人所称道。源于乾隆年间重新现世的蜀刻历经变迁，至民国后铅、石印刷技术的传入，才又再呈萧条，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与此同时，学道街，这条承载了古蜀雕版印刷历史的老街又迎来了新的生命力。

1884年，与东御街“绿海山房”同年开张的“二酉山房”亮相学道街。其创办者之一樊孔周是清末民初时颇具名声的成都实业界代表人物。在樊孔周主持下，二酉山房不仅转贩江浙刻本的书刊，还敢于销售当时朝廷所禁止的禁书秘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戴南山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具有反清意识的书刊。此外，西方著名政法译著《天演论》《民约论》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著作也在二酉山房出售。店中还设有陈列式书架，专供思想进步的贫困学子免费阅读。受其影响，加上学道街历史形成的文化背景，全国规模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0年后选址距学道街甚近之青石桥北街开设成都分馆，1917年又迁至古卧龙桥，亦与学道街邻近。全国排名第二之中华书局也于1913年设分店于卧龙桥，一段时期内，以学道街为中心辐射周边街道的大小新派书店如雨后春笋。上海铅、石印刷等新本书籍在成都大量流行开来。

《扬州十日记》书影

在此期间，著名本土出版家、实业家、爱国商人樊孔周于1908年在卧龙桥创办了昌福印刷公司。这标志着成都乃至四川从此告别了传统手工木刻印刷，正式与世界同步，拉开了四川铅石印刷的帷幕。后因樊孔周被军阀刘存厚之部下暗杀，公司就此倒闭，时间约为1919年，其厂址亦变成昌福馆街。从“二酉山房”到昌福印刷公司，其创办人樊孔周连同书店和印刷厂为成都的印刷出版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传播西学、导入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弘扬反帝反封建革命理念方面功不可没。同时，樊孔周与“二酉”乃至昌福公司均为古老的学道街添上了一缕飘扬后世的墨香，成为成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辉煌。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成都方志 原标题：成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