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邓”“二小”的革命情谊

危春勇

1985年9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华灯璀璨,高朋满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邀请部分退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在此共进午餐,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等老同志参加作陪。

在几位老同志敬完酒后,邓颖超举起茶杯幽默地对邓小平说:“咱们‘两小’喝一杯吧。”邓小平一饮而尽,并对旁边的同志说:“今天我已经喝五杯了。”

邓颖超何以将邓小平与她自己称作“两小”呢?邓小平名中带“小”,一听便知,而将本人自称为“小”,则是因为长期以来丈夫周恩来和许多像小平这样的老战友、老同志,都亲昵地管她叫“小超”或“小超大姐”。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小超”这个称谓也不陌生。在1976年那个悲痛欲绝的一月哀思中,邓颖超敬献给“恩来战友”的花圈上,挽联落款便是“小超哀献”。

邓颖超向来幽默随和。在这次老同志欢聚的宴会上,她将自己和邓小平简称为“两小”,既贴近,又亲切,两人的关系也尽在不言中。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邓小平同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两人相差半岁多点儿。2024年,恰逢二人诞辰120周年。

邓小平与邓颖超,既为同龄人,又都姓“邓”,名中还带“小”,特别是在职务上也有承继处。革命战争年代,“两邓”先后担任中央秘书长;改革开放时期,又相继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加上他们一个为周恩来的终身伴侣,一个视周恩来为知心兄长,也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与邓颖超相识相处,互为信任;相知相交,协力同心。不论是在党和国家的大事要务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往来中,他们之间的交往都有不少让人关注并称颂的故事。

上海开展地下斗争相识

说起邓小平与邓颖超的交往,首先要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关系开始。1923年,两人在法国勤工俭学从事革命活动时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邓小平一生视周恩来为“兄长”,对于他的夫人邓颖超自然是敬重有加。

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与分别三年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重逢。周恩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在武汉,小平还与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中央机关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不期而遇。

1927年10月,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到上海。年底,担任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上海,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与邓小平,在上海相处共事,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

1928年,草长莺飞时节,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邓小平、张锡瑗举办婚礼,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有李维汉、王若飞等30多人到场,祝贺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

此后,周恩来夫妇、邓小平夫妇和中央组织部接待处主任霍步青及妻子朱月倩6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一起过组织生活,一个礼拜一次,主要内容是学习。为防不测,学习和工作、还有接头地点时常变动更换。凭着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以自己的机智和胆识,沉着应对突发事变,几次化险为夷。

邓小平和张锡瑗婚后有半年多的时间,与周恩来、邓颖超同住在公共租界小沙渡路遵义里的一幢楼房内。周邓夫妇住楼上,邓张夫妇住楼下。邓颖超后来曾向小平的孩子们回忆说,那个时候,常常听见你们父亲那小两口在楼下有说有笑的。小平女儿邓榕还向父亲打探并求证这事,已迈入晚年的邓小平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有说有笑了。

张锡瑗在邓小平眼里是“少有的漂亮”。二人同学加战友,感情笃深,然而命运不济。1930年1月,在广西领导起义的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顺便到宝隆医院照看临产的妻子。因医院条件较差,张锡瑗生下女儿便得了产褥热,不幸去世,孩子随后也夭折。邓颖超曾向小平的孩子们谈及,张锡瑗的死令小平十分悲痛。而广西龙州那边又有要事等着邓小平去处理,他只得含悲忍泪返回。途经香港时,邓小平找到受周恩来指派在此筹建秘密电台的中央特科成员李强,委托他回上海帮助料理张锡瑗的后事,自己则匆匆赶往广西前线。

这年春季,李强回到上海,将张锡瑗的灵柩安葬在当时江湾淞沪路旁的上海公墓。在为数不多的几名祭奠的人员中,便有邓颖超和她母亲杨振德,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张晓梅,原名张锡珍,当时在中央机关翻译处承担机要交通方面的工作。1928年9月,经姐姐张锡瑗和姐夫邓小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与邓颖超也是挚友,曾经一起工作和战斗。抗战前夕,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在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治病,是张晓梅丈夫徐冰通过自己的关系给予安排。邓颖超来去则都由晓梅张罗和陪伴。后在重庆,张晓梅作为助手,继续协助邓颖超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张晓梅担任北京市妇联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与“两邓”的接触也更多了。

一道送别苏兆征

并记下他的“遗嘱”

白色恐怖的上海险象环生,危险无时无处不在。邓小平曾回忆说,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真是吊着脑袋在干革命,半分钟都差不得。他当过杂货店、古董店的老板,以作为掩护。有一次,中央特科得到情报说巡捕发现了周邓的住处,立即通知周恩来搬了家。而邓小平当时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他回来敲门时,巡捕正在里面搜查。幸好特科有个内线答应了一声来开门,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赶紧离开,脱离了险境。

这样的危险还不止一次。1928年4月15日这天,邓小平到戈登路望志里,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秘密接头。谈完工作,他刚从后门离开,前门巡捕就闯了进来将罗亦农抓捕,前后不到一分钟。周恩来当即组织营救,却未获成功。21日,罗亦农在龙华监狱被杀害。

中央妇委委员李文宜与罗亦农结婚才4个多月,得知丈夫牺牲,她悲痛欲绝。邓颖超赶来看望安抚,并痛斥叛徒出卖亦农同志的可耻行径,告知她说恩来已派特科人员追查叛徒。在周恩来部署下,中央特科人员很快惩处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两邓”还送别了中共早期领导人苏兆征。1929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从莫斯科回国后病重。作为党中央机关的“管家”,邓小平迅速负责安排苏兆征住院治疗。2月24日,周恩来、李立三前去探望。随后,邓小平又与邓颖超等一道赶往医院。看到生命垂危的苏兆征挣扎着似乎有话要说,邓颖超赶紧掏出纸和笔,一边仔细倾听,一边记录下苏兆征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说出的话语:“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同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

傍晚时分,苏兆征告别人世。第二天,邓小平在邓颖超笔录的苏兆征遗嘱右侧空白处,提笔写下一段注释,叙述苏兆征弥留时的情形:“这是小超记的”“这是兆征临终时……说的。此时兆征同志的神志已极不清楚,且不能多说话了。就这几句话也是说得极不清楚而且极模糊的。兆征死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二十分。”

这份由邓颖超在苏兆征临终之际匆匆记录,事后经小平加注的遗嘱原件,现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我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行行笔迹,也是“两邓”“二小”这两位资深革命家早年合作共事的一份历史凭证。

抗战胜利兄嫂赠送签名照留念

1931年8月初,邓小平来到江西瑞金,先后担任瑞金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等职。不久,周恩来、邓颖超相继从上海出发,通过秘密交通线来到赣南中央苏区。

多年的战友又相聚战斗在一起。1933年7月,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而此时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公务极为繁忙,仍多次为《红星》报撰写社论及文章,以作为对小平的支持。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对干部进行了一些调整。邓小平从《红星》报调出,任中央纵队秘书长,即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也是他继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后,第二次担任中央的秘书长。这一职务原是邓颖超担任,她因患了肺结核病,经常发低烧,便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秘书长。

抗日战争期间,因所承担的任务、所处的领域不同,周恩来夫妇与邓小平没有在一起工作。周恩来、邓颖超常驻国统区,多奔波往返于重庆、南京、武汉、西安、上海等地,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操劳。而邓小平与刘伯承一直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抵御顽敌。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坐镇后方,“运筹于帷幄之中”;邓小平则是战斗前方,“决胜于千里之外”。

1939年夏,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邓小平,经同住一个窑洞的邓发热心介绍,结识了在延安保安处工作的卓琳。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与卓琳,还有孔原与许明,两对新人举行婚礼。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张闻天与夫人刘英、李富春与夫人蔡畅以及刘少奇、博古等人参加。

而周恩来因前不久在延安去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坠马右臂受伤,当时正由邓颖超陪同前往苏联治疗的途中。不然,小平的人生大事,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的。

尽管要事公务缠身,彼此分多聚少,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邓小平、卓琳始终挂念于心。1945年8月18日,在抗战胜利第三天,周恩来、邓颖超将一张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照片,签上名字后送给了邓小平和卓琳。照片的背面写道:“送给小平、卓琳同志留念 周恩来 邓颖超 1945.8.18 延安”。

小平调任中央一度在西花厅办公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颖超就在党内外担任过许多要职,还是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以她的资历、影响力和工作能力,在政府部门当个部长级别的领导,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新中国成立组建政务院时,就有不少党内外人士这样提议。然而,周恩来却坚决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作为丈夫,周恩来对妻子“小超”一再“打压”,仅让她在妇联任一名副主席;而作为兄长,周恩来对贤弟“小平”却多方抬举,委以重任。

1952年7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提议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再请他8月来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7月下旬,小平从重庆调中央工作。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一周后,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临行前,他和邓小平专门谈了政务院的工作,并在政务会议上宣布:在他访苏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此后,在周恩来出国访问时,他也多次代行总理职务。

邓小平到京后,曾一度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的西花厅办公。1952年8月26日,邓颖超致信问候在苏联的周恩来并聊及近况时说:“……我这里自你走后亦是疲忙不堪,亦无余情余力念远人。灯下作书,引起了怀人心绪,聊以寄意吧。”“你走后,小平按日按时来办公,但我和他的关系,亦和你一样,犹如参商二星,十天仅见了两次面,他未来我已外出,我未归他已离去也。”可见,初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当时的忙碌程度。

中南海的孩子们,都称周恩来为“周伯伯”,称邓颖超为“邓妈妈”。因为同姓邓,又是同年“老庚”,在邓小平眼里,小超大姐确实如自己的姐姐一样亲近,于是,他便让自己的孩子们管邓颖超叫“姑妈”。

小平审改大姐在“八大”的发言稿

1956年9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邓小平,是大会筹备组的重要成员,为八大的召开做了大量繁重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从起草大会的报告到安排大会的具体日程,从审阅大会的发言稿到安排大会发言,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起草大会通知,有关八大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参与了。

邓颖超在八大前后也十分忙碌并引人注目。1956年8月22日,在为中共八大作准备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邓颖超与王首道、陈少敏被增补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为了写好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稿,她作了认真精心的准备,集思广益,征求和听取周围同志的意见。9月19日,邓颖超对发言稿作了第十一次修改。小平收到大姐送来的这篇4600多字的发言稿,审改后批示:“我看可以。改了几个字,如同意,请即送尚昆同志。”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和邓颖超同为63人的大会主席团成员。邓小平担任大会的秘书长,邓颖超则是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

9月16日下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自身建设、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党的团结和统一等问题。

在9月17日下午举行的大会上,邓颖超作为执行主席之一,代表大会接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大会的祝贺与赠礼,并逐一表示感谢。9月22日,邓颖超在大会上作题为《团结和发挥广大妇女群众的力量 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

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两人均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颖超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仅有的4名女中央委员之一。在全会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她的得票数排在第19位,是比较靠前的。

大姐所在的妇联为小平所分管

邓小平党务国务齐抓,内政外交共管。在他所负责的日常工作中,包括分管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的工作。但凡妇联党组的工作报告、妇联执委会的决议,重大事项与人事安排、重要会议与大型活动等,妇联都向小平同志报告或请他审批。与妇联的老大姐们一起研究工作、决策部署,也是邓小平繁忙事务中不可少的一项。而邓颖超作为妇联的主要领导,对小平同志的批示和意见极为尊重,总是全力配合落实到位,表现出了工作上的高度默契。

1957年8月,在筹备召开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两次讨论妇女三大的报告。他指出,应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报告的指导思想和妇女工作的根本方针,特别要把“勤俭持家”这一节写好。邓颖超在会上发言,对此表示支持和拥护。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组成员重写了报告,再次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并通过。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报告时,也给予肯定并通过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报告。邓颖超出席了上述相关会议,并在会上详细阐明这个方针的重大意义。

1957年9月,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邓颖超在闭幕词中指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发动和组织妇女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是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根本方针。

尾声

可能有不少人看过这样一段影像,一次会议前夕,相聚在一起的邓颖超与邓小平、陈云,交谈时比起了年龄。当各自说出自己的出生年月后,邓小平指着邓颖超对陈云说:“还是她大!”顿时现场传出欢快的笑声。

走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两邓”“二小”均已是古稀老人,却迎来了革命生涯中更辉煌的“高光”时刻。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邓小平和邓颖超夙夜在公,殚精竭力。随着工作上进一步密切,两人的交往也更为频繁。无论是在党和国家及有关方面的重要会议上,在重大国务活动和外事交往中,或是在接见各界代表、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等场合,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们二人的身影。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颖超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参与制定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建议,为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走过了她88年的人生旅途,与世长辞。在她病重期间,邓小平曾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以93岁高龄去世。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书房办公桌的抽屉里存放有三件纸质物品。一件是邓小平自己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一件是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状,再有一件就是半个多世纪前周恩来、邓颖超赠送的那张签名照片。不消说,这是小平视为自己这辈子最重要的三件“宝”。

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经历曲折,且功勋卓著,光环无数。然而,他单单将这张兄长、尊嫂赠送的照片,与见证自己人生旅途重要节点的履历表和任命书放在一起,并近身保存了几十年,可见他是多么地珍视与在意同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份情谊。卓琳深知照片的珍贵和丈夫的用心,接着将这张照片带到自己的卧室,放置身边,又珍藏了12年,直到2009年7月她离开人间。

周恩来去世后,他的骨灰撒在了江河大地;邓颖超去世后,她的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邓小平去世后,他的骨灰撒在了东海。

三位志同道合、生死相依,为党和国家奋斗了一生,为民族和事业奉献了一切的革命者,以同样的方式回归自然,汇合在祖国的江河湖海,继续着他们伟大的友谊。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危春勇(江西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国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