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影响了

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

李 辉

导  读

 西安事变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一次重大事件。用外国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捩点。也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兵谏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华民族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灭种危急关头。西安事变之前的1931年到1936年,总是传来让人气愤的消息,日本人认准了中国的致命弱点:蒋介石在解决中共之前对日本只会忍气吞声——尽管他并不愿意。因此,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铁蹄不断南侵。

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置民众的呼声于不顾,对日寇的侵略一退再退,对共产党红军则是一“剿”再“剿”。自从1930年通过中原大战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后,地方军阀表面上服帖了,这使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蒋介石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取胜,迫使中共从江西腹地万里跋涉到偏僻的西北。

但是,蒋介石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被广泛斥责为投降卖国政策,而且这种不满情绪直接转化为行动:1933年5月,当《塘沽协定》使中国失去华北的5个省时,曾经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抵抗日军而威名远扬的第十九路军发起了“福建事变”;1935年,当何应钦与梅津(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秘密签订的《何梅协定》被南京政府批准时,又激起了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进入1936年,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而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则是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一次大爆发。

不合全国之力,强敌岂能抵御?不合全国之力抵御强敌,中华民族如何避免亡国、灭种?在此危急时刻,西安事变爆发,张、杨两将军挽狂澜于将倾,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以达合全国之力抵御强敌的目的。应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中华民族。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各派军阀的长期混战,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分裂、涣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态。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怎样才能团结,怎样才会统一,用什么方式才能统一,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集团都有自己的主张。民国以来,各个军阀和政党都采取了武力统一的方式。武力统一的结果,就是连年内战,造成更大的分裂。各地军阀相继勾结和投靠外国帝国主义,外国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和内战。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全民族抗战发动和最后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这个团结和统一是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开始的。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对的不再是西安事变前那样的一个孤立软弱的政府、你争我斗相互残杀的军队、涣散分裂的民族,而是在一个统一政府领导下英勇善战的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国内看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全国各界抗日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它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总的来说西安事变是胜利的,是中国历史新阶段的胜利,是中国抗战的重要转折点,在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图源:参考网)

有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的中国局势可谓异常复杂,历史走向并不清晰。日本军国主义正加紧侵华步伐,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抱守“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紧“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从1935年10月起,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而在此前后,红二十五军、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也先后到达陕甘苏区,实现了战略转移。部队需要休养,人员、财物、弹药需要补充。

然而,在地瘠民贫的陕北,一下拥进四五万之众的红军主力部队,且不说对敌作战,单是吃饭问题都不容易解决。何况强敌环绕,东有山西军阀阎锡山,西有蒋之嫡系胡宗南和盘踞甘、宁、青的地方军阀,南有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北边是浩瀚的沙漠,中国共产党所处环境之险恶可见一斑。

1936年刚刚平息了粤系、桂系地方军阀反蒋举动的蒋介石,又调集30万兵力,欲对抵达陕西不久的红军发起大“围剿”。然而此时的红军立足未稳,东突西进均未见成效,打通新疆的计划因西路军惨遭马家军的围歼而失败。争取苏联支援也受到交通、地理等条件的严重限制。中共处境仍然十分险恶,就战力而言,抵达陕北的老红军加上新增战士,红军战斗部队仅有3万余人。按蒋介石的部署,此时驻于陕西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兵锋所指就是这支红军队伍。

毛泽东深知,要解除眼前的威胁,除了对来犯者给予军事上的重创以外,还必须对张学良、杨虎城努力做政治上的争取工作。因此,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剿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西安事变研究学者普遍认为,这一决策与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有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与督战,屡遭“剿共”挫折的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将士不能不心有余悸,他们宁可血洒抗日疆场,也不想再干兄弟阋于墙的傻事。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实际取得领导地位,并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对蒋政策,最终推动整个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可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同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共成熟的标志。

甚至,蒋介石直到1949年还在说:“如果张(学良)、杨(虎城)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军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

在这里,我们不假设张、杨听了蒋介石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被消灭,但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困难和损失,则是不容置疑的。何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亦是经过此事变才最终实现。所以我们说,西安事变有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国民党也是西安事变的受益者

必须实事求是地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不仅有益于中共,也有利于国民党。不管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否承认,是西安事变的冲击波把陷在内战泥潭中不能自拔的蒋介石救了出来,并拥戴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在此事变之前,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使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下,其统治地位受到多方挑战。

回想1930年的中原大战,他虽然打败了阎锡山等人的反蒋联盟,保住了南京政府的中央地位,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那时他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东南几省,其他广大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和北方,仍保持着半独立状态,与南京若即若离。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截留税款,南京无可奈何。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统一局面才大为改观,蒋介石开始受到国人的拥戴,这时也是他威望最高的时期。

而且自此以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声音也小了许多,直至抗战胜利,再也没有发生过诸如“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乃至“西安事变”之类的反蒋行动。西安事变提升了蒋介石的声望,巩固了国民党在中国的地位,使全国人民统一于全面抗战的大旗帜之下。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当然也就使他取得了全国的领袖地位。八年全面抗战也因此成为蒋介石人生的亮点。

正是蒋介石顺应民心,停止了“剿共”内战,国共双方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各地方实力派也率众聚集到蒋介石麾下,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大好局面。不仅中共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带领全国人民抗日,中国工农红军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受国民政府节制,开赴抗日前线。

举全国之力,团结对外的大好局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起码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没有出现过。抗战期间这种大好局面的出现,正是西安事变结出的硕果!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注入新的、最具活力的血液

日军在西安事变前企图能够兵不血刃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利用中国国内矛盾的结果,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这个条件不复存在,日本人一时不知所措。不过,日本人很快决定继续武力侵华,西安事变半年后的1937年6月16日,日军增兵东北两万,并不断寻衅滋事。6月25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开始频繁演习。

7月7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日本企图采用“速战速决”战略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尽早结束中日战争,避免陷入持久战。中国则采用了“持久战”战略,将日本引入持久战之中。面对强敌入侵,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共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历经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重创日军。在敌后战场,1937年9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战役中全歼日军1000余人,取得了“七七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同年11月太原失陷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共抗日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启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始终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日军在中国被迫进行两线作战,深陷于中国持久战之中,导致其“速战速决”战略破产。

1945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曾赞扬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各国从来都是互相支援的,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南进战略、西进战略、结盟战略的展开,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总之,中国当时作为一个弱国,在二战中敢于奋起反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也始终是亚洲主战场,坚持持久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并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创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安事变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西安事变以实现国内和平、政治统一、共同御侮为目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解决国内政治争端的一个少有的成功范例。

改革开放以来,以香港的回归和澳门主权的收回为标志,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祖国和平统一尚未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说明,各阶层、各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坚持爱国,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就一定能团结起来,携手共进。

两岸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真诚相待、坦诚相商、精诚团结、热诚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所以说,西安事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危急态势,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西安事变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来源:新周报

作者:李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