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委全力支援四川三线建设

毛天彤 刘奇淇

三线建设启动伊始,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建委、国家计委、交通部、物资局等部门派遣43名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到四川三线建设工地调研,不仅组建了指挥机构,直接指挥和管理项目建设,还从政策上、体制机制上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保证,这对于有效调动各方资源,全力推动三线建设开展,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一、各司其职,构建权责清晰的体制机制

有序开展三线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成立有力的指挥机构,构建权责明晰、分工明确的体制机制,以便于各项命令的顺利执行和工作的正常开展。1965年6月14日,国家建委党组在《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几个问题的汇报》中提到:“要完成任务,仅仅依靠地方力量是不行的。中央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各综合部门,应当把西南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加强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做好综合平衡工作,以便把三线建设任务完成得更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相关各部委、各建设基地组建了指挥机构,负责本系统在西南三线建设中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还注意做到与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密切配合,从政策上给予各方面充分保证,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针对攀枝花钢铁基地这种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特殊的管理体系,在《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任命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为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冶金部基建司司长李非平为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总指挥。至此,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正式成立,西南局所委派的攀枝花临时工作组停止工作。工业区内的各建设项目依照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1965年11月底,邓小平视察攀枝花,再次作出指示:“同意你们汇报的攀钢建设设计方案,批准所选定的弄弄坪厂址,你们就可据此进行施工设计。其他各厂矿的设计也不必送北京审批,我们授权由你们建设总指挥部在现场审批。在三线建设项目中,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而且何时供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少运量,三家都要制定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这就扩大了攀枝花建设指挥部的权限,可使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更灵活地调整项目建设和投资。

围绕攀枝花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的配套交通运输问题,1964年6月下旬,国务院工作组到西南三省考察,为建设钢铁基地、水电站、铁路提出初步方案。7月26日,国家计委攀枝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特殊的管理体系,在《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任命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为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冶金部基建司司长李非平为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总指挥。至此,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正式成立,西南局所委派的攀枝花临时工作组停止工作。工业区内的各建设项目依照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1965年11月底,邓小平视察攀枝花,再次作出指示:“同意你们汇报的攀钢建设设计方案,批准所选定的弄弄坪厂址,你们就可据此进行施工设计。其他各厂矿的设计也不必送北京审批,我们授权由你们建设总指挥部在现场审批。在三线建设项目中,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而且何时供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少运量,三家都要制定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这就扩大了攀枝花建设指挥部的权限,可使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更灵活地调整项目建设和投资。

围绕攀枝花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的配套交通运输问题,1964年6月下旬,国务院工作组到西南三省考察,为建设钢铁基地、水电站、铁路提出初步方案。7月26日,国家计委攀枝花调查工作组自成都出发,围绕着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地区,分成12个专业小组,进行了一个多月实地调查工作。1965年7月23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召开关于攀枝花地区建立专业汽车运输公司问题的会议,会上徐驰指出:“目前四川、云南两省汽车运力不足,不能保证攀枝花地区的运输任务。因此,建议交通部成立直属汽车运输队伍,专门承担攀枝花工业区的运输任务。”由此,交通部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在北京成立。国家计委从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抽调精兵强将4650人,各方至少调拨300辆卡车,共计调拨各类汽车1550多辆,担负从成都和昆明两个城市运输生产、生活物资到攀枝花的任务。中央部委的参与使建设物资得到及时运送,保证了攀钢一号高炉按时出铁。

为保证基本建设项目打歼灭战有充足的物资供应,中央打破按行政区划设物资供应机构,按行政渠道调拨物资的常规,改为按建设布局,按经济合理的流向设置物资供应机构,就近就地组织物资供应。国家物资局在西南地区设立指挥部,在成都、重庆、自贡、渡口等中心城市及重点地区设立物资局,划分供应范围,统一负责所辖地区内建设项目所需物资的供应。

其中规定一、二类物资由物资局配套供应给建设单位;机器设备则由国家成套设备总局组织成套供应;三类物资由财政部门组织货源,由所在地区物资局统一供应给建设单位。这些措施保证了打歼灭战的物资供应。为进一步改进经济计划的管理,优化四川三线建设总体进程安排,1965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与国家建委、财政部、物资部拟定的《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草案)》《关于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留给地方使用的几项规定(草案)》《关于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草案)》等3个文件,更好地贯彻了“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在人员安排和调配上,中央部委全力协作配合。下达文件选取指派专门负责指挥建设的干部人选,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分工的科学配置,还能有效防止职务重叠发生责任推诿。对于重要项目的实施,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为保证支援三线建设工作顺利进行,四川省委还建议从中央各部门抽调有经验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加强省级机关各有关厅、局的工作。中央各部门成套配齐新建中央企业的干部,使三线建设初期工作中出现的干部不足问题得到缓解。1964年11月30日,国家计委下达《关于西南基地基本建设指挥部的组织编制和干部调配的意见》,提出采取委员会的形式组织指挥部,任命李井泉为主任委员,成员共15人,指挥部设4个局,1个办公室,编制40人。1965年2月,为加强对整个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局三线建委),并撤销原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西南局三线建委由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闫秀峰为副主任。除人员安排外,还明确规定西南局三线建委的工作任务,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促进三线建设的更好开展作了良好铺垫。

二、重点攻坚,优化重大项目推进机制

国家一方面强调攀枝花特区执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央各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工业基地的责任,实行对口责任承包制度,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按基地建设的行业划分提供对口支援,实行建设与生产的责任承包制。各对口支援的厂矿从规划、勘探、设计、施工到投产等各个环节都实行以老带新、沿海带内地、对口承包,负责到底。例如:煤炭由阜新矿务局和云南煤管局承包;电力由华东和华北电管局承包;林业由黑龙江和吉林林业局承包;建材由唐山水泥厂承包。这些承包单位不仅要把对口支援的厂矿企业和公共设施建立起来,还要抽调干部或职工成建制支援对口单位。196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老基地、老企业支援三线钢铁基地建设的决定》,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负责包建攀枝花钢铁基地。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从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提供设备和原材料到承担试验研究工作、提供技术资料和备品备件等,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非常重视,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全面负责,一包到底。这种安排既强化“特区”的统一领导,又不弱化中央与地方各主管部门责任的制度,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有效保证了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

针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一、二线,加强三线的战略指示,为防止加紧工作安排的同时产生布局上的不合理和工作步调上的不一致,1964年12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又下达《关于搬迁工作分工管理问题的通知》,规定“工业交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的搬迁计划,由国家经委负责审查,报请中央核批;国防工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教学研究单位、大专学校的搬迁计划,分别由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文教办公室负责先行审查,送国家经委统一安排后,再报请中央审批。搬迁项目中的扩建计划和迁入地点,由国家计委负责审定”,还规定“搬迁计划的组织执行,由有关各‘口’分别负责,国家经委负责抓总。具体工作由国家经委、计委、科委、国防工办、文教办公室各指定一位副主任,组成5人小组负责。”这就表明中央部委在四川三线建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审查职责。三线建设起步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先后下达给四川省1965年接收的迁建项目共105项。1965年以后还有大量企业来川选点,“除了今年已定点的105项外又有65个(未包括军工)项目来继续选点工作,大部分已确定在四川建厂”。

三、因势利导,统筹调度强化协作

中央部委在参与重点项目开展过程中主要把握专门机构的设立以及部分重点项目地址的勘探选定,主管重要工作的大方向,把握宏观大局,确保各级政令能够及时传达。

在选址问题上,鉴于国防工业及相关重点项目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保密性,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而对一般军用通用企业的选址,国家建委党组认为应当合理兼顾国防安全和经济合理的要求,在1965年6月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提出:“现代工业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布局过于分散会给生产协作和经营管理造成许多困难。每个工厂分散建设以后,都要为它修建公路或铁路专用线、都要为它解决供电、供水问题,都要为它单独搞一套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等生活福利设施,都要为它远距离运输原材料、燃料和协作件。这样做就会多花建设投资,提高生产成本,是不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据此指出其选址应当“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

1964年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决定三线建设的重点是加强西北和西南地区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因此,为保证支援三线建设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各部委积极领导,动员了百万大军投身到四川三线建设中来。就攀枝花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而言,仅为建厂选址一项工作而成立的攀枝花调查工作组就汇集了来自国家各部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等优秀人才。工作组由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带队,分若干专业小组,深入到攀西地区实地调查资源、交通、水源情况,研究配套建设资金、煤炭、电力和各矿山、工厂的选址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仅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计,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单位及其他有关行业的1300人参与。

为确保三线建设能够尽快建立起一个有承载力的工业基础,比较直接迅速的办法就是将一、二线地区发展较好的工厂搬迁到四川来,至于具体搬迁哪些工厂、搬迁工厂哪些部门、如何搬迁等问题,就依靠中央部委作出选择和决定。1964年12月,国家经委通过《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提到“搬迁的项目,一律以中央批准的为准。各部门提出追加的项目,在未经中央批准之前,不要行动。1964年各部搬迁的项目,已经正式下达,应该立即抓紧行动。1965年的项目,也已报中央审批,各部应同各地商量,立即进行准备工作。”这样便于统一步调加强管理,避免出现行动不一致的问题。

在基础设施保障上,毛泽东在部署三线建设工作时强调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1964年6月下旬,国务院工作组到西南三省考察,为建设钢铁基地、水电站、铁路提出初步方案。7月26日,国家计委攀枝花调查工作组自成都出发,围绕着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地区,分成12个专业小组,进行了一个多月实地调查工作,后在《攀枝花工作组汇报提纲》中提及铁路建设速度问题,汇报了成昆铁路的工程艰巨,认为应当“南北两头同时修建,重点放在南段”,不仅对铁路建设速度有了清晰认识和基本规划,而且还对成昆铁路修建会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实际勘察和预设问题制定对策,保证四川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建设能够合理有序开展。

为解决建设大军的居住问题,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按“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组织全市各行业大打住房歼灭战。截至1965年底,攀枝花工业基地共修建席棚房、茅草房、油毛毡房、帆布房、青瓦房(少数)、水泥房(极少数)等包括办公室、职工宿舍、食堂、商店、学校、医院、大会堂兼电影院以及部分生产辅助设施在内的11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建筑,基本上解决了建设大军的住房问题。中央部委的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为重点项目的更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国家建委还时刻注意三线建设的发展形势,对新问题作出全面规划,1965年6月14日,国家建委党组通过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就强调中央关于加快三线建设的方针,使之深入人心,中央各部门同地方紧密配合,呼吁各部门踏实完成工作,宏观把控了工厂分散布局和迁厂等问题。1971年3月8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还提交了《关于内迁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对内迁工作的成效表示肯定,还针对当时存在的计划执行以及内迁职工家属安置等方面工作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对保证三线建设的持续向好发展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三线建设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对旧有计划管理体制的变革,中央部委将备战和长期规划结合起来在四川开展综合性开发,是从整个战略布局考虑的。正如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的余秋里同志所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中央部委的部署规划实际就体现了沿海地区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帮扶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水平,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毛天彤(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23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刘奇淇(成都理工大学2022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