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烈士情结

吴瑞虎

英烈风骨今犹在,硝烟远去哀国殇。无数英雄烈士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不渝,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没有英烈前赴后继的牺牲奉献,就没有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早在1945年,陈云在中共七大发言中强调:“革命胜利后,必须永远记住那些为党的事业牺牲的同志,他们的理想需要后人实现。”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念念不忘英雄烈士的牺牲和奉献,身体力行崇尚英烈、捍卫英烈、学习英烈、关爱英烈,凸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深厚的“烈士情结”。

陈云的烈士情结

着眼于烈士们为之流血牺牲的

伟大理想

革命烈士之所以在陈云的心目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与无数革命烈士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曾经风雨同舟、南征北战,从中央特科的隐蔽战线,到郊区农村的革命暴动;从长征路上的战略突围,到四保临江的烽火战场,他和先烈们在一起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里铸就了坚定的信仰、必胜的信念和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所以,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1985年整党期间,他指着党员登记表上入党介绍人一栏中“恽雨棠”的名字,潸然泪下,哽咽地说:恽雨棠是和他妻子李文,还有何梦雄等24名共产党员一起被敌人杀害的。牺牲时,恽雨棠年仅29岁,李文才21岁而且有孕在身。随后,他神情郑重地讲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牺牲的同志,有名有姓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比如,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很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3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凡是上前线的同志,后来都牺牲了,他们如果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看我的。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

恽雨棠

李文

陈云之所以“这些话”“经常讲”,是为了不断地告诫人民,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总有人肩扛旗帜,为后人开辟出前进的道路;内忧外患的岁月中,总有人挺身而出,高擎信仰的火炬,照亮人们前进的方向;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总有人舍生取义,他们燃烧自己的生命,化作星星火种,让中国革命燃起燎原烈火。劝君莫忘英雄血,一寸山河百战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作为幸存者和后来人必须倍加珍惜,时刻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对烈士最好的缅怀就是继承烈士们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事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每当我们党和国家处于重要关头或需要作出重要决策时,陈云总要提到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提醒自己和党员干部不要忘记艰苦卓绝的奋斗岁月,不要忘记烈士们未竟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中共中央任命陈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担负稳定市场物价,恢复经济的重任。面对一穷二白的烂摊子,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竭力破坏和私人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后的通货膨胀,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极力阻挠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阴谋。陈云无所畏惧、坚定信心:“只有建设强大国家,才对得起烈士的牺牲”。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陈云不负众望,勇挑重担,为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实行统购统销、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出贡献,推动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涉及到一些高级干部,中纪委处理时遇到了阻力。陈云知道后,亲自出面督查督办。在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时,他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对这个案子,他始终盯住不放,直到涉案人员受到严肃处理。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当选为第一书记,他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等著名论断。在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从严治党、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维护党规党法、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陈云在担任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期间付出了大量心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中纪委常委会提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陈云当即批示:“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陈云还直接过问了“海南岛汽车案”“晋江假药案”两件大案,这两起案件违规和渎职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受到了应有的党纪和政纪处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犯罪,陈云忧心忡忡:“若任其蔓延,烈士的血就真的白流了”。1982年1月5日,陈云就针对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一事作过这样的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否则党风无法整顿。”这个批示得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支持。6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并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改革开放初期轰轰烈烈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由此拉开了序幕,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陈云

陈云的烈士情结

着力于让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陈云特别欣赏臧克家的一首诗《有的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以诗的语言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深情缅怀和敬仰,说明鲁迅先生虽已离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依然在人们心中鲜活,他的作品和思想将永远流传下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同样,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像鲁迅先生一样永远值得我们的缅怀和纪念,理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1977年9月,陈云在审查《中共党史陈列》中,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谈到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时说:“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牺牲的人没有责任,而且,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后来,他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时,曾深情地说:那些同志牺牲时大部分都很年轻,还没有后代。如果有后代,他们在全国解放后是会来找我们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

现代诗人应修人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于1921年5月1日,与进步青年一起上海创办了以“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为宗旨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陈云经人介绍也去过那个图书馆借书,而且就是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应修人先后在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工作。1927年赴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并且加入“左联”,他曾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陈云在与他并肩战斗中相识相知并结下深厚友谊。1933年5月14日,应修人因叛徒出卖而遭围捕,他英勇地与特务们展开激烈搏斗,不幸坠楼牺牲,时年34岁。对此,陈云一直沉痛不已、怀念于心。1984年10月30日,陈云特地约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楼适夷谈话,请他为纪念应修人烈士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楼适夷当年既参加过上海通信图书馆活动,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应修人烈士比较了解。楼适夷很快写出了题为《修人,不朽的一生》的纪念文章,经陈云审阅后刊登在1985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上,使应修人烈士的光辉形象走进人民的视野,得以广泛传播。

应修人

翁泽生烈士是台湾省人。1925年7月,翁泽生经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下半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与陈云、廖承志等一起指导各地工人运动。1933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翁泽生被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引渡给了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在长达6年的牢狱生活中,面对日本兵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捍卫党的秘密。1939年3月,因肺结核严重恶化,他获准保外就医后不久在台湾病逝,时年36岁。“文化大革命”中,翁泽生被诬陷为叛徒,并被取消烈士称号。1975年9月,其子林江致信廖承志并向陈云提出申诉。1976年10月4日,陈云同廖承志等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建议追认翁泽生为烈士,并附上《翁泽生传》题写的书名。中组部很快复信陈云,说党的历史上已承认翁泽生为烈士,可不再办追认手续,拟书面通知翁泽生亲属的工作单位。陈云迅速将此回复告知翁泽生之子林江,并抄送一份通知,表示向中组部提出建议是我们对翁泽生烈士应尽的责任。1984年11月,全国台联组织撰写了翁泽生烈士的传记稿,送给陈云审阅。陈云看过稿子后,特地会见时任全国台联会长林丽韫和翁泽生的儿子林江,深切回忆了翁泽生烈士的事迹,赞扬“他到死还坚持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要求全国台联组织学习翁泽生事迹和精神,两岸人民都不能忘记他。勉励林江要继承父亲遗志,努力工作。现在,不仅台湾桃园忠烈祠抗日馆有翁泽生同志的事迹展示,而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里,都能看到翁泽生同志的事迹介绍,漳州烈士陵园还有翁泽生同志的塑像。

翁泽生

宗益寿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与陈云几度风雨同舟。1928年9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决定由陈云和宗益寿人组成农委,领导全省农民运动。1930年初,宗益寿调沪西区委,在陈云领导下搞工运工作,1931年与陈云先后调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宗益寿和弟弟宗益茂经中央特科允许,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他们因解救被捕同志而暴露了身份,1933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宗益寿于1935年6月在浙西南山区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弟弟宗益茂也在长征途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宗益寿兄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的烈士证书被强行收回,家属被诬为“叛徒”。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子女致信陈云以证明父辈的的历史。1977年10月28日,陈云收到信后,唏嘘不已,他没有丝毫犹豫,当立提笔书写了宗益寿兄弟的证明材料。他深情地回顾了宗益寿兄弟的革命经历,并特别强调宗益寿兄弟是在康生提议、自己同意和临时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发布了脱党声明。最后郑重地写道:“宗孟平同志(宗益寿的化名)和他的弟弟小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烈士。”他还特意给身边工作人员交待,要把这个材料存入他们子女的档案,抄送他们老家宜兴县委,不能让革命烈士在九泉之下有丝毫的冤屈。现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美栖村宗益寿烈士故居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有人民群众来追忆英烈事迹,缅怀革命先烈。

宗益寿

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一个叫席懋昭的人,在1935年曾被四川省委派到大渡河迎接中央红军,后来护送陈云去上海,多年后又与陈云在延安见过面,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来信的目的,是想核实这些情况。

陈云收到信,很快委托秘书复信四川省委组织部:当年确有一位在灵关小学当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后来在延安还见过这位同志,但因为时间久远,姓名记不得了。如果席懋昭当过灵关小学校长,可能就是那位同志。

几个月后,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担任四川天全县灵关小学校长,同时附寄《席懋昭情况简介》和一张席懋昭的照片,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看到照片,陈云连声说:“就是他,就是他,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当即,他口授了《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明确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他到成都、重庆的地下党员,特别强调:“应肯定席懋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并郑重地在材料上面签了字。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根据陈云的证明材料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根据他生前为党所作的重要贡献,追记大功一次。从此,四川宝兴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陈列了席懋昭烈士档案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亲自为他写的证明材料。席懋昭烈士的革命事迹随着报告文学《绝密使命:护送陈云出川始末》的发表而被广泛传颂。

席懋昭

为了让革命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陈云积极倡导为革命烈士树碑立传,让烈士的事迹永载史册,让烈士的壮举铭刻在祖国大地,让烈士的精神世代相传。凡是遇到与纪念烈士有关的题字题词,陈云总是有求必应。1985年4月,陈云收到浙江杭州市有关部门的来信,请他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浙江陆军监狱中牺牲的烈士题词。来信说明,1927年至1937年,有1500多位革命者被关押在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其中165人被杀害。在老同志的积极倡议下,拟为在这所监狱中牺牲的烈士建立纪念亭,请陈云题词。陈云当即题写了“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后,委托当年在狱中斗争的幸存者、外交部离休干部陈伯清专程从北京送到杭州。如此这般,他还先后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甘肃南梁革命纪念馆、李大钊烈士陵园、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向警予烈士纪念碑、蔡和森烈士纪念碑、郭亮烈士旧居、董亦湘纪念碑、无锡工人运动先驱者秦起烈士纪念碑题写馆名、碑名,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殉难40周年,为纪念青浦革命烈士陆龙飞、吴志喜,为纪念任作民烈士,为《革命烈士传》《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现代少年英雄传》《王一飞传略》《罗亦农文集》《向警予文集》《邓中夏选集》《张浩纪念集》《杨贤江纪念集》等题写书名、缅怀词。陈云为李大钊烈士陵园题词:“永远怀念李大钊同志”,为张太雷烈士题词:“向为革命牺牲的张太雷同志致敬!”为纪念赵一曼烈士殉国50周年题词:“抗日英雄赵一曼革命精神不死!”为邓恩铭烈士故居题词:“邓恩铭烈士永垂不朽!”为《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一书题词:“永远纪念千百万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为《东北抗联史料丛书》题词:“抗联将士艰苦奋战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学习。”为四保临江纪念碑题词:“人民烈士浩气长存”,为在新疆牺牲的烈士题词:“天山埋忠骨,英名万古存!”为纪念塔山阻击战题词:“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这些都充分表达了陈云对革命先烈崇高的敬仰、深情的缅怀、无尽的思念。

陈云的烈士情结

着心于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奋进。陈云对烈士的深情怀念还表现在他对烈士子女的精心培育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上,着心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就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组织落实,请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把烈士子女送到延安,和在延安的干部子女一起进行集中培养教育,并统筹许多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深造,让他们继承父辈的遗志,为继续父辈未竟的事业学知识、打基础。1938年,党把许多革命烈士的遗孤和革命干部的子女从全国各地寻找回来,集聚延安大家庭,其中有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等。陈云常常邀请他们去自己和中组部的窑洞过周末和节假日,给他们以家庭般的照顾和慈父般的关爱。一次,刘虎生得了坏血病,有生命危险,陈云听说后及时赶到现场,组织医护人员进行抢救,并一直陪护到他醒来。以后几个月,陈云几乎每天把自己的那份营养面包送给刘虎生。当欢送刘虎生前往苏联学习深造时,陈云还把自己唯一一件值钱的瑞士怀表送给了他。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原兵器工业部研究院总工程师的刘虎生对这些往事记忆犹新。

刘伯坚

陈云不仅把对革命烈士的特殊感情倾注在对烈士后代的关怀备至和严格要求上,而且坚持把缅怀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作为对烈士子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洗礼,促进他们转化成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内生动力。1949年6月19日,上海刚解放,陈云在给家乡老战友陆铨之子陆恺悌的回信中谆谆教导:“我以父兄的责任叮嘱你一件事,就是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要求他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在信中陈云还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有责任告诫你们。”

1983年正月初一,陈云特邀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妮与儿子蔡博,张太雷烈士的女儿张西蕾,赵世炎烈士的儿子赵施格,刘伯坚烈士的女儿秦燕士、儿子刘虎生,罗亦农烈士的女儿罗西北,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等9位革命烈士的子女来家里一起欢度春节。陈云说,看到你们,就想起了你们的父辈们在白色恐怖中战斗的情景。当得知他们继承父辈遗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都学有所成、各有成就时,十分欣慰。陈云一一讲述着他们的父辈在腥风血雨中战斗往事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说:“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陈云最后勉励大家说:“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当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看到你们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形势,发展这个好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家也纷纷表示,一定牢记嘱托,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立足本职岗位,做一个无愧于英雄父辈的子弟,始终做一个对人民、对祖国、对革命建设事业有用的人。

瞿秋白

心中有大义,方为真性情。陈云对烈士的崇高敬仰和深情怀念,对英烈精神的大力弘扬和用心传承,推动了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

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给予极大的荣誉。2013年10月1日,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习近平总书记与首都各界群众一起,冒雨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2014年,我国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从那一年起,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在这一天出席烈士纪念活动,风雨无阻,从未中断。用最高的规格迎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英烈,用最丰富激扬的文艺赞颂英烈,用最严格规范的法律保护英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全社会崇尚英烈、捍卫英烈的氛围日益浓厚,“英烈”这个光荣的称谓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吴瑞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陈云纪念馆原党委书记、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