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中革军委”

张 恒

导 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对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日益重视,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后来,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在政府组织系统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以示与党的“中央军委”的区别。

红色区域的最高政权组织

1925年10月,党中央四届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随后成立,主任张国焘,成员有王一飞、任弼时。

同年12月12日《中央通告第68号》提出:“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1926年12月又改称军事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王一飞、赵世炎、罗亦农等。

1927年5月,党中央常委会决定,军事委员会改称军事部,部内设军委会,由周恩来任部长兼军委会主任,委员有王一飞、罗亦农、邓中夏、颜昌颐、贺昌、聂荣臻,不久又增加顾顺章。此时党内虽设军事领导机构,但并没有独立的革命武装。

中共“六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杨殷任中央军事部部长;1929年1月,部内设咨询性质的军委会,杨殷兼主任,委员有杨殷、周恩来、苏兆征(后改为项英)、彭湃、关向应、颜昌颐、曾中生。

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杨殷、彭湃、颜昌颐等被捕牺牲后,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长兼军委主任,增补军委委员李超时、彭干臣、李硕勋(注:李鹏的父亲)。

1930年春,随着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党中央将军事部改称军事委员会,规定“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规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

1930年5月,中央军委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全国主力红军编为4个军区(后改称军团)。6月,第一军团成立时,通告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同时在红军和地方政权之上,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基础,扩大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

按照1930年7月21日第147号《中央通知》的精神,“中革军委”“不仅是红色区域的最高政权组织,而且要成为战争区域军事政治党务的集中指导机关”。

特殊时期起到中央军委的作用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为统一全国红军的指挥,同时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先后为项英、毛泽东、朱德,委员25人。这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将中央军委改称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6月,由李富春代部长。

军事部除主要负责党的白区军事工作外,还对苏维埃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进行指导。正如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军事技术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因此,“中革军委”不具备中央军委的性质,实为苏区中央局军委。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蔡和森、恽代英等惨遭敌人杀害;再加上党内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排斥异己,使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

1931年9月,在留上海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军委委员不足半数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建议,由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此后的中央军事部仅由少数几人坚持工作,主要负责白区的兵运情报等。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大会决议,11月25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周恩来(后增),委员15人;同时决定:“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1933年5月,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10月,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任军事顾问。这是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起到了中央军委的作用。

1933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上海迁往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博古;原临时中央军事部留沪改为上海中央局军委,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构已不存在,仅由周恩来被分工在党内负军事总责。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改由博古代表中央领导中革军委工作,使中革军委更明确地具备了中央军委的性质。

不断变换的最高军事领导核心

李德成为中革军委顾问后,博古把李德看成“军事权威”,支持他“包办了军委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1934年夏,又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掌握了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党政军机关和中央红军于10月中旬开始战略转移—长征。

反“围剿”的失败,引起众多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在王稼祥等人的努力下,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毛泽东协助。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为中革军委的领导核心。在田间小路上,周恩来边走边如愿以偿地对毛泽东说:这就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1935年6月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团结和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在两河口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进一步向中央要权。

中央以大局为重,在7月18日召开的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让张国焘为中央军委总负责、红军总政委,仍兼中革军委副主席;军委常委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昌浩;到8月6日举行的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才增补为军委常委。

张国焘权欲熏心,继续与中央分庭抗礼,拒不执行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摆脱张国焘的威胁单独北上后,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五人团”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核心,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负责。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历尽各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可见,从1934年夏至1935年10月,党中央相继存在“三人团”、“三人小组”、“常委会”、“五人团”等最高军事领导核心,中革军委接受其领导。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相当于中革军委

党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张国焘第二中央的存在,为了维护革命大业的统一局面,对外曾使用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因此,中央在1935年11月成立的军委称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总政主任王稼祥。

1936年6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后称红二方面军)转移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前,任弼时等已经知道张国焘在搞分裂活动,因此对张国焘的举动十分警觉。当朱德向他们介绍详情后,任弼时坚定地表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朱总司令的命令。”

经过党中央的耐心教育斗争和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积极劝导争取,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声中,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使四方面军最终随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不仅指挥西北的地方红军,而且指挥红一方面军和全国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并为红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北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起到了“中革军委”的作用。

来源:新周报(据《党史博采》)

作者:张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