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我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戚义明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江泽民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带领全党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他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还根据实践发展和形势需要,对跨世纪的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在世纪之交,他再次体现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后,在中央军委主席岗位上,他把军队建设的一些大事定下来,为军队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临危受命:“我一定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89年政治风波后,江泽民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对此,他并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本来他准备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退休后,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并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然而现在一切都要重新打算。面对中央集体的决定,面对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党同志的信任,他决定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赴中央工作后,他对邓小平明确表示:党和人民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定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清代政治家、虎门销烟英雄林则徐所写《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两句诗。江泽民同志在离开上海去北京赴任前,他的老领导、老朋友汪道涵也曾以此诗句相赠。为了国家和民族,一个有担当的人不会因个人得失和利害而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林则徐的这种精神激励着江泽民。在他就任总书记后,大学时代的老师顾毓琇写信祝贺。江泽民 同志在复函中,再次引用林则徐的这首诗表明心迹,坦陈了一位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一切的伟大胸怀。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的三年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江泽民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带领全党同志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当时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中央领导机构刚刚进行调整的情况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会不会变?对此,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讲话时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他说:“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会上讲话(新华社发)

围绕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江泽民 同志一方面为克服一段时间以来“一手硬、一手软”的偏向,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化改革中,为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他注意倾听各方意见,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经过充分研究和反复考虑,江泽民 同志根据邓小平 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得到党内认同,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得到确立。十四大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自觉担当:“面对新世纪, 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历史转眼进入1997年。做好香港回归各项工作和开好党的十五大,是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备受全世界瞩目。然而,年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辞世,将世界的目光提前转移到中国。有人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人们注意到,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江泽民明确表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人们看到,这年秋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以邓小平的名字来命名,并将大会的主题定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 同志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是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跨世纪征程上的宣言书,表明在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不会改变,而且会进一步更好地向前发展。

党的十五大除了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外,还根据实践发展和形势需要,对跨世纪征途中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发展战略等进行了全面部署。尽管前方仍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但这不会动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意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 同志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他要求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要“自觉担当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在年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面对新世纪,我们党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广大干部首先是几千名高级干部、几万名中级干部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论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坚持并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江泽民对党的高级干部的要求,也是他对历史的庄严承诺。

党的十五大后,人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信念和期待: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会把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勇于创新:“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

世纪之交,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发生深刻变化,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站在世纪之交,江泽民 同志再次展现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和巨大的政治理论勇气。那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怎样使党不变质、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同时能够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带着这样的思考,2000年2月,他在广东考察时,创造性地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在此后一年多时间内,他紧密结合实际,不断阐释和丰富“三个代表”的内涵。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他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并据此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论断。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江泽民 同志看来,理论创新不仅是实践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他自己的历史责任,是要为开好党的十六大做好准备。当时,江泽民 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已经十二年多了。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出发,考虑到实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决定在十六大上卸任党的总书记一职。顺利完成交班,是他的一个重大政治考虑。开好十六大,不仅要做好组织上的准备,更要做好理论上的准备。2001年8月31日,他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说:“我深感,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5—336页)

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理论自觉性,使江泽民 同志成功地带领全党进行了一次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为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拓宽了新的道路。

完成使命:“我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 同志退出中央委员会。2003年3月,他卸任国家主席一职。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中央决定他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十六大后,江泽民 同志始终尊重和支持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工作。同时对自己继续担负的军委主席的工作,他也一直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党的十六大刚刚结束一个多月,江泽民就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并集中讲了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在2003年底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建设要坚持“四个扭住不放松”:扭住思想政治建设不放松、扭住军事斗争准备不放松、扭住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放松、扭住从严治军不放松。在2004年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强调: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在确定了军队建设的一些大事之后,经过慎重考虑,江泽民 同志于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致信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由胡锦涛 同志接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了江泽民 同志的请求,并高度评价他为党、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回首自己担任总书记13年、担任军委主席15年的岁月,江泽民 同志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说句心里话,看到党、国家、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603页)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描绘出一幅幅画卷。历史责任,一个沉甸甸的字眼,值得每个人沉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正是在我们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发展向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正一步步走进现实!

来源:人民网(原标题:“江泽民卸任后,回顾在任岁月说了什么?” )

作者:戚义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