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的升起和陨落(三)

田闻一

我常常仰望深邃的夜空。只见浩瀚无垠、钢蓝色的天幕上,缀满了金色的繁星。正好看间,有刚才还在华光闪烁的明星,已然倏地掠过横无际涯的天际,在天幕的那一边陨落,让人扼腕叹息、惋惜。

――题记

王火就是一束永远燃烧的火

王火,原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他的父亲王开疆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做过律师、大学校长、教授,是个很有民族气节、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后被汪伪政权迫害致死。母亲李荪是小学教师。抗战爆发,上海顿成孤岛。时为中学生的王洪溥一腔热血,曾冒险游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慰问孤军奋战的八百勇士;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发过抗日传单。1942年,不愿在日本占领军铁蹄下受奴虐的他,不远千里,穿越重重封锁,历时月余,冒死来到离陪都重庆很近的四川省江津县,投靠在那里当律师的他父亲培养出来的堂兄王洪江,旋即考进江津国立九中高二班就读。之后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届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考生有600余人,只录取30人,他的考试成绩排名第七位。就从这个时候起,王洪溥不见了,他改名为王火。之所以改名为“火”,在他看来,社会黑暗,他要用熊熊燃烧的火焰火炬冲破黑暗,迎来光明。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崇拜的苏联名作家高尔基有句名言:“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这个时期,王火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很快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华,相继在报刊上发表了《天下樱花一样红》《墓地》等多个短篇小说。

1948年,王火以优异成绩在复旦大学毕业。这时,很年轻的他,已在上海东新书局出版了专著:《新闻事业关系论》……他如日方升,留校担任助教;与此同时,获得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奖学金。这时,新中国诞生在即。在去与留的抉择中,他选择了留,留下来,参与建设百废待举的新中国。

上海一解放,很受相关方面重视的王火大展身手:参与上海总工会筹建;为领导写重要讲话稿;在上海文教部负责审查电影、书籍、剧本;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任该社副总编辑;创办《工人》半月刊……就在他各方面突飞猛进时,抬起头来,这才猛地发现,他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原来,南京、上海解放前夕,他在江津读书时的同学、未婚妻,心心念念的凌庶华,跟着她的父亲、民国名人凌铁庵,举家去了海峡对面的台湾。

这下麻烦大了!海峡两岸关系异常紧张,处于敌对状态,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这种情况下,在极度敏感的宣传文化口工作,并担任了相当职务的王火,与海峡对岸国民党上层人士凌铁庵的小女儿凌庶华的婚恋,在一般人看来,已完全不可能了。然而,王火初衷不改。

他和凌庶华全靠书信往来。慢慢地,王火发现,庶华的来信明显少了。他知道,海峡那边,在于右任任院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庶华,压力同样山大。这让他忧心如焚,久拖必生变,必须快刀斩乱麻!他写信给凌庶华,催她回大陆与自己完婚!

多年后,当我采访王火老师,谈及这一段时,他给我看了凌庶华在其间写的一些日记:“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需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

“父亲知道我的心,而且他是位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桩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台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于(右任)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父亲最爱我,他为我考虑得十分周到。他给我设计了一个先到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的方案。4月11日那天,是于老75岁寿诞,父亲让我带了一些水果和海味去给于老伯祝贺生日。

“告辞时,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他(于右任)突然问我,回去安全没有问题吗?我说没有问题。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1952年“五一”前夕,凌庶华到了香港。她性格中有相当刚烈的一面,随身带了一瓶安眠药。她想,如能回到大陆,而大陆方面把她当“反革命”来抓,她就服药自杀。能和王洪溥见一面就行了。

到了香港,她冷静下来一想,这才发现自己太一厢情愿,已经陷于进退两难中。如果她真回了大陆,台湾方面会追究她老父亲和两个“保人”的责任,她会害了他们,其心何忍?另外,回大陆还真是问题!人在香港的她,把这些写信告诉了未婚夫王火。百般焦虑中,她一病不起。

得知情况的王火,左右为难,忧心如焚,绕室徘徊。王火的母亲李荪是个很聪明的人,当了多年小学老师的她主动提出,代替儿子去香港接庶华回来。

王火母亲李荪到了广州,不得已,设法找到一个“蛇头”,出高价冒险“偷渡”去香港。到了香港,王火母亲在至交王鹏程家找到了病中的未婚儿媳凌庶华。

王火母亲李荪安慰了异常焦虑的庶华。在庶华问到如何回得去时,母亲李荪这个智多星,给她说了如此如此。

这里,不妨引用事后多年,王火在《花城》1981年第1期上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天涯》,生动再现了当年凌庶华回大陆的情景过程——

“1952年7月,香港德旺铺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廓里,亮着电灯。这是下半夜了。从一家客房里,猛地蹿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个女侍急忙上前,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洗漱用具,茶几上放着行李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

一个巡捕:‘这是绝命书’。‘绝命书’放大――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湾),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凌庶华绝笔”

就这样,凌庶华从人间消失,而作为同一个人的凌起凤和王火母亲李荪回到了上海。1952年8月11日,王火和凌起凤完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多有磨难、相濡以沫、曲折坎坷、相依相伴的生活。

1953年,王火上调北京,做一份有影响的杂志《中国工人》的编委兼总编助理。他身负重任,差不多每期杂志的文章都由他终审发稿、定稿,工作繁重、忙碌。可是,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卓有才华特别勤奋的他,业余创作成果显著、丰硕,已最先竖起了他文学征程上的两座纪念碑:一是长篇纪实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二是《外国八路》。前者展现的是抗战时期,矿工出生、活跃于冀东地区,威震敌胆,身上富于传奇色彩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后者表现的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主义战士、德国知名作家、记者汉斯·希伯在山东沂蒙山一带融进中国人民的抗战队伍,英勇斗争,最后牺牲的故事。前者出书得奖,过后又改编成电影、话剧、京剧、评书等多种文学文化类别形式,走进千家万户,影响所及一直延续至今,而当时,王火才32岁。后面一本书同样轰动,直接促成1990年在华东烈士陵园给这位“外国八路”立碑。曾直接领导过这位“外国八路”的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题词;与“外国八路”共过事的外交部部长黄华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还有副总理谷牧撰文。座谈会上,这些领导都谈到,是王火的这本书,直接促成了这一切。

对此,王火并不满足。相反,他认为,还远远没有做够。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虽以德日意法西斯的彻底灭亡结束,但长期以来,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所承受的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并未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抗战中,我国死亡2700万人;仅仅一个“南京大屠杀”,就被日军杀害30万人。战争中,日本在东方战场投入310万兵力,其中40万被美军在太平洋上消灭,70万关东军在东北被苏联红军击溃,剩下的200万日军,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被中国军民在万般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消灭、俘虏和受降的。然而,这些事实被日本当年一些侵略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别有用心者隐瞒、歪曲、回避。

苏联在二战后,写作、发表、出版了多少部优秀作品?诸如耳熟能详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等等,举不胜举。还不要说,依据这些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而我们承受的战争苦难,付出的民族牺牲,作出的贡献,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我们在这方面是大大落后了;可以说,这方面,我们还是一个空白。

王火决心来填补这段空白,计划从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写起,一直写到抗战胜利。拟定以《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为总题,分成三部相互独立又相互依承的长篇小说来写,每部50余万字。

就在他集中精力、集中业余时间写作,写得风生水起时,“不幸”悄然而致——他钟爱的、献身其中、赖以安身立命的《中国工人》杂志被撤销,他的命运开始跟着直线下降:先是从北京下放到山东临沂。临沂地委高看他,没有将他继续下到基层,而是安排他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去当副校长。

王火这个副校长当得很好,很快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威信。临沂一中紧临沂河。河上只有一座抗日英雄、烈士范筑先任临沂县长时修建的很简陋的麻石小桥,很旧了。洪汛期,这座麻石小桥经常被水淹,而学校一早一晚有很多学生上学、放学要过这座小桥。每当这时,王火都要组织老师守在河边,送学生过河。他身先士卒,头戴斗笠,捞脚挽裤,送学生过河。2008年,临沂电视台拍摄《感动临沂的人物——王火专辑》,专程到成都采访王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虽然时过多年,但临沂一中的师生、临沂人民还记得和怀念王火这位老校长;记得王火校长好说话,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又很不好说话,决不通融,比如,当时一些比较“左”的老师,对一些他们不以为然的学生特别是“家庭成分出身不好”的学生,在他们的作业本、考试卷特别是毕业班学生的操行评语中,动辄批上“不能拥护三面红旗”“对党不一条心”……遇到这种情况,王校长都要这些老师改过重写,从好的方面写。因为,这些评语,好些都要装进学生档案,影响学生前途。王火这样坚持,明知会给自己埋下祸根却决不动摇。

学校里有一个走极端的女生,在一次重要的物理毕业考试中,差了一分,悔恨得想自杀。王火得知此事后,一边百般安慰这个女生,一边会同学校领导和物理老师,经认真研究、统一认识,最后对这个女生的考卷重新核对,加上了要命的一分……这样的事多了,也是临沂一中师生格外怀念他的原因之一。

就在王火由教育界的外行迅速转变为内行,干得有声有色之时,他的业余写作也放了一个可喜的“卫星”――他费时经年创作完成的120万字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该社通知他,决定出版,而且评价很高。该社将改定的文稿寄还他,希望他再看一遍。

可是这时,“十年内乱”开始了。王火作为常务副校长、北京来的大作家,理所当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成了要打倒的第一靶子……最严重、恶毒的是,造反派们把王火花费了20余年心血创作的、中青社决定要出版、王火的心肝宝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指责为“替国民党树碑立传”,骂王火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在他的书稿上乱写乱涂乱画。期间,王火被反复抄家,反复拉出去批斗,甚至被“活埋”过一次!种种凌辱,种种非人折磨,他都能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造反派们不能当着妻子凌起凤的面污辱他、殴打他,否则,他宁可当场碰死。这时,平时温文尔雅的王火,倔犟执拗得像头暴怒的雄狮,让那些原先很可爱,这时就像吃了迷魂药,变成野蛮人、变成了横不讲理的红卫兵们,也不得不在他面前让步。

要命的是他那本中青社决定要出版的、长达1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让绝望的王火一火而焚之。心痛欲绝的他,甚至想死。爱妻凌起凤没有硬劝他,也没有硬拦他,只是这样说:“这样的日子,确实是生不如死。我也想死。我说过,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生死相依,我愿意跟你一起死。但是,我们的两个孩子、而且是女孩子,都还太小了。我们死了,她们怎么办,太可怜了。为了孩子,我们不能死,因为我们死不起。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让王火清醒过来,紧紧握着爱妻的手说:“对,我们不能死。黑夜总有尽头。黑夜之后,就是光明!”

黑暗终于过去,光明来到了。霹雳一声,1976年,“十年内乱”终于结束。接着,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讲求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中国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各方面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在山东临沂一中当了22年校长的王火,终于苦尽甘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天,他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他的一封挂号信,中青社热情地向他索要原定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120万字的长篇小说去出版。一种知音之恩在王火心上油然而生的同时,感到非常遗憾。这部书稿早就烧了,回想起当初该书责编张羽对该书高度评价:“这是百花园中一株独特的花,我希望这部书成为你的代表作……”没有办法,他只能去信说明情况。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了,谁知,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于砚章写信来,详细向他询问这部书稿的情况。原来,熟悉这部书稿的中青社编辑黄伊调到人文社后,竭力推荐这部书稿;得知情况的于砚章,再三鼓励王火把这部书重新写出来。这年,王火与当年重修《国榷》的谈迁一样,刚好55岁,身体也不太好。“太阳下去了,还会再升起来。”受到鼓励的王火决心振作精神,像当年的谈迁一样,把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稿重新写出来。

熟悉王火老师这段情况的我,之后写过一篇《当代谈迁——记王火同志》的文章,发表在当时发行海量的《新观察》上,很是轰动,转载很多;这也是第一篇较深入、全面报道王火的文章。

王火、凌起凤夫妇与女儿在一起

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清之际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以20多年时间,完成卷帙浩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不料大功刚告成,一天夜里,他的全部手稿被小偷窃去。55岁的谈迁遭遇这场横祸,伤心而不灰心,重新撰写编辑《国榷》;再奋斗10年,终于完成彪炳日月的108卷的《国榷》。

比较起来,当代著名作家王火重新写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992年先后出版的总题为《战争和人》的巨著,先后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其间写作过程的艰难,经受的坎坷和磨难,比谈迁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火决定重新写这部巨作,虽然原稿烧了,好在写过一遍。重写之初进展得比较快,也比较顺利。到了1983年,他把第一部长篇写得差不多了,考虑接着写第二部、第三部。他这次写来,与原先《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还是有很大差别。特别是,第二部、第三部在四川的分量大大加重了,而在四川的生活库存远远不够,虽然他在江津读过一段时间的书,怎么办?就在他苦恼时,天遂人愿。他当年读复旦大学时的同学、好友,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的马骏,代表四川人民出版社邀请他去该社出任副总编辑,同时创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他怦然心动,求之不得,答应下来,这就向山东有关方面提出调动。尽管山东方面舍不得他,但尊重他、放了他,同意他的调动。

王火老师长我23岁,名动神州,而他在我这样的小字辈面前,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从不拿架子,称我为友。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他在一次事故中迸射出来的人格光辉和个性升华。

当时,川人社8个编室,那么多人,都在一个川西民居风格浓郁的大院里办公,相当拥挤。王火调来的那一年,一栋在建中的摩天出版大楼,在院子中正拔地而起。

那天午休时分,阴雨绵绵,到处都滑溜溜的,也很静。王火还不到上班时间就来了,他进门就听到一个小女孩在一个深坑中喊救命,而明明他前面有个年轻工人,却是听而不闻,见死不救,一闪而逝。大院里这时再没有别的人,王火毫不犹豫跳了下去,将那小女孩托起来送上去。送上去的小女孩不懂事,蹦蹦跳跳走了,王火却起不来了。沟深壁滑,要想上去,还真难。王火用穿在脚上的皮鞋,在滑溜溜的壁上,踢出两个凹坑,然后手脚并用——他用双手够着地面,一只脚踩在一个坑上,手脚一起用劲,猛地将身体往上一撑之时,他完全没有想到,在他的头上,有一根横伸出来的钢管,钢管上套了一个硕大的螺丝帽,正好撞在他头上。轰的一声,他顿时被撞得头破血流,颅内出血,晕了过去……那时,他已是60出头年纪。过后一段时期,他神情恍惚,连说话都困难,状况恶化到左眼视网膜脱落,失去记忆……

他的第一次手术,是在成都一家医院做的,不仅没有做好,还出了医疗事故,医生负有责任。好些人要他追究那个医生的责任、理赔。王火心好,他说算了,那医生也不是有意的,况且还年轻,经验不够,如果追究这个年轻医生的责任,以后他就不好做人了,说是“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都是要原谅的。”那个犯了过错的年轻医生吓得不行,再三向他道歉。王火反而安慰他,要他以后吸取教训就行了,失败是成功之母……

王火到上海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但后遗症落下了:他的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也很有限。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完全对不上焦距。很短的时期内,因为不适应,他在楼梯上就摔过三跤;倒开水往往把开水倒到手上;用筷子挟菜也挟不准,连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如此一来,1987年,王火不得不提前离休。

离休了,本可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写他的长篇小说了吧?他三部头的长篇,才写完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还等着他写。可是,他只有一只右眼勉强可用,这只右眼本来就高度近视,用久了,年纪也大了,这只右眼视力急剧衰退、衰落:严重老花,玻璃体混浊,还有轻度白内障。

纵然如此,他丝毫也没有把医生要他“有节制地看书、写作”的再三嘱咐放在心上,写作近乎亡命。他写作,每每要在右眼戴上四百度的老花眼镜,还要加放大镜。写作时,右手执笔,左手端着放大镜,罩在他的高度老花眼镜上,写作之艰难,非局外人能够想象。

他其实是该用电脑写作的,因为他英语很好,用电脑有优势。现在108岁的马识途,就是最先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但是,王火不行,因为他的视力太差,连光标指到哪里都看不清。

他严格遵守从生活实际出发,他的这部一百好几十万字的三部头巨著中,出现的人物有一百多个,都有原型,都是他熟悉的,可见他写作的严谨。

1985年初,《战争和人》第一部、56万字的《月落乌啼霜满天》终于大功告成。一直关注着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非常重视,该书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组长于砚章和负责四川地区编辑工作的葛志超赶往成都。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他们突然来到王火家中,见面就谈书稿。最后,于砚章、葛志超像抱娃娃似的,一人抱着厚厚一叠书稿回到北京。结论很快出来了,评价很高,他们认为,该书将“中日战争的风云,官场上、生活中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大大小小的风波,走马灯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了出来;浓郁的诗情、优美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所有这些都会紧紧地吸引着读者。”

1986年2月,也是患着严重眼疾的该书终审王笠耘,又专程赶到成都,也没有事前通知王火,一到成都就来到王火家中。同样,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谈书稿。看时间不早,王笠耘嘱咐王火休息,自己冒雨而去,次日上午又从酒店来,继续谈意见;坦率、中肯、准确、认真、亲切。就这样,他们很快达成共识。通过编辑们和王火的共同努力,多年前被一火而焚之的三部头长篇小说,现名《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小说问世了。如王笠耘对这部小说的中肯评价一样:“给读者打开一扇一直封闭着的窗子,看到30年代末国民党上层充满矛盾斗争的世界。它有强烈的生活实感,人物刻画上分寸掌握得准确。特别是对苏州、南京、香港的风情风俗展现了不同色调的图画,令人神往。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写,更是惊天地、泣鬼神之卷。”这部小说大获成功,引起轰动。紧接着,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相继问市。三部头的巨著《战争和人》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必然的。

然而,王火并没有就此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一鼓作气,锲而不舍,完成了《战争和人》的姊妹篇、30余万字的《霹雳三年》及极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九十回眸》……之后,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和中国台湾进行访问,并与这些国家和台湾地区作家切磋交流,增进了友谊和了解。

春华秋实。1983年,从王火华丽转身入蜀,完成代表性的三部头《战争和人》,到2007年,成功写成长篇小说《东方阴影》……24年间,他的自然生命和着事业生命,进入了硕果累累、极为丰盈的秋天、秋季;如同节日天安门上空腾起的焰火——先是攒劲、努力升空,继而凌空怒放、溅烈开来;刹那间,壮怀激烈、无比绚丽,引人注目。

王火很忙,却对我这样的后进非常关心,帮助很大。比如,20世纪90年代,我在相继写出了《八千里路云追月――尹昌衡都督传奇》《成都残梦》后,他及时在《四川日报》发表评论,以资鼓励。文中有这样的文字:“闻一同志:酷暑天,感谢惠赠大作《成都残梦》为我消夏。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可读性强,内容吸引人,有悬念,读来津津有味。读完全书20多万字,颇像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我在街上书店、报亭及书摊上看到《成都残梦》畅销。目前,正宗文学书印数都少,《成都残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34000册,真不容易。您的艺术品位是高的,却大众化,我很赞赏。我们很需要畅销书作家,您颇有成功的条件……”

“曾读过您写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未遂政变》。那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真实题材,写的是蒋介石麾下将校军官团拟发动政变的一个真实完整的故事。为写那书,您曾利用休假,自费去东北采访当事人。书出版后,反应很好,也是畅销。《成都残梦》沿袭了《未遂政变》的写法,文字上更老练出色,有新闻记者犀利的鸟瞰透视力,也有小说作家细腻描写和让人物丰满于情节过程之中的技巧……”

王火给我的信,不止这一封,后来都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王火文集》中。当然,享受王火老师类似”待遇”的青年作家不止我一人。

100岁的王火至今不老,是在天幕上至今闪烁着光芒的文曲星。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田闻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著作甚丰,多篇多次获四川文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