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20日 05版）

技术专家在楼兰古城内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佛塔遗址建立数字化档案。新华社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盈在内蒙古赤峰辽上京遗址发掘现场，自信地“晒”出考古笔记。受访者供图

【聚焦·考古青年】

他们的眼睛非同寻常——那是代表当今人类，看到先人遗存的第一双眼睛。

他们很年轻，却天天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事物打着交道。他们拥抱科技与时尚，却心甘情愿舍城市之繁华而取山野之寂寥。他们面对的是残垣断壁、砖石瓦砾，却能从中解读出无穷的奥妙。

他们是考古青年。别人眼中的“酷炫神秘”，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研究人类的过去，定位人类的现在，服务人类的将来。”考古青年这样评价自己的事业。

背上行囊、走向田野，考古青年似乎离人群焦点有些远，却是离人类历史本源最近的人。他们用双脚丈量广袤中国大地，用双手拂去历史尘埃，为沧海桑田拨云见日，为往圣绝学承上启下。

上下求索 考古青年的浪漫主义

谈到与考古的结缘，考古青年们十分坦诚：有的是因为一颗好奇心，有的是因为机缘巧合。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入了此门，选择从事考古事业的他们，都将考古作为自己的一生所爱。

“我从小常在野外玩耍，喜欢无拘无束的感觉。当时志愿里和野外工作有关的除了地质就是考古，我报了考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永强说，他对考古专业是“一见钟情”。

在他看来，考古的神秘正是其美妙之处，激发着他的求知欲。一点点揭露未知文明，解开一道道谜题，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动力。2015年，他主持发掘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找到了中国最早的用煤遗迹，将中国使用煤炭资源的历史最少上推千年。“这种满足是普通人无法体悟到的，跟小孩子得到一块糖一样，甚至比糖还甜。”

当然也有不少人是“误入桃花源”——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经历了迷茫，最终对考古“日久生情”。“说实话，当初考古不是我的第一选择。”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大海坦言，“可后来，一切积极因素在我求学和职业生涯中萌发。”

作为被调剂来的学生，陈大海慢慢体会到了这份“偶然”带来的幸运。他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人文环境，让他对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考古透物见人，是穿越时空无声的对话，这深深吸引着我。人类既对未来好奇，也对过往好奇，它是一种本能，而考古就是沿着人类的这一本能不断往前追溯。”陈大海说。与考古相伴，这位来自农村的青年慢慢寻找到兴趣、自信，乃至人生使命。毕业后，他留在了南京，14年间，始终奋战在考古前线。

上下求索，这是考古青年的浪漫主义。在他们眼中，考古是一门“缺憾”的学科，收集古人留下的残缺信息碎片，复原历史整体，如同管中窥豹，具有不确定性。想象与实证的交互，一次次刷新着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也是追寻者的乐趣之源。

“收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然后新证据出现，结论得到证实或被推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邓振华说，这一过程痛苦又甜蜜。

邓振华的研究方向是植物考古，关注水稻的驯化史。此前，河南八里岗遗址发现了当时最早的驯化稻证据，距今8500年。他曾认为，长江下游水稻的驯化基因或许源自长江中游。意外的是，近期他在与浙江义乌合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驯化稻。这不仅暗示了长江下游内部不同区域间水稻驯化过程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也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稻作农业起源的模式问题。

“结论被推翻，当然会有挫败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好事，让我们不断修正结论。证实或推翻，不论是哪种结果，我们一直在前进。”邓振华说，“对未知的推理，足以吸引一群人。”

躬身田野 性格里都有泥土的芬芳

“我们的性格里都有泥土的芬芳。”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敏这样形容考古人。

田野发掘调查，是考古学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内容。一柄手铲、一个背包、一本记录册、一方黄土，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考古界有一个基本共识：第一次下田野是考古学生的分水岭，他们会在这里决定离开，还是留下——离开是因为苦，留下是因为其心弥坚。

“田野工作有两功，站功和蹲功。”张敏介绍，工人去土时，得站在旁边时刻盯着，一旦出现现象要立刻抓住；清理文物只能用手铲和刷子，太阳下一蹲大半天。更难忍的是野外危险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条件。田野不改其苦，他们不改其乐。

2012年，张敏在广州南澳岛的山林中做田野调查，傍晚时他迷路了。没有手电，靠着对讲机，他连滚带爬走了4小时才走出山，衣服被剐烂，眼镜也丢了。“我为什么要来搞这个？”他不禁问自己。第二天，他“吃了点好的”，便忘了昨晚的恐惧，只觉得调查“收获颇丰”。

对田野经历刻骨铭心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盈。一个北京姑娘，本硕学的是古建筑，没下过田野，这样的她曾被人质疑“干考古你不行”。

2009年，26岁的汪盈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田野工作被派到河北赞皇参加南水北调工程抢救性发掘项目。那年正逢特大雪灾，大雪封村，村里没有取暖设施，物资极其紧张，甚至连自来水都没了。但考古队的工作没有停。

“有一天，我手上特别痒，整个手又红又肿。我说怎么冬天还有蚊子啊？”汪盈像讲笑话一样讲着当时的情景：“同事说，哪有什么蚊子，这是冻疮。”

这样的苦“劝退”了很多人，但不包括汪盈。现在的汪盈已是考古领队，长期在内蒙古赤峰辽上京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曾经质疑的声音如今变成了鼓励和肯定。她把田野看作考古的“生命线”，“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得真知”。

今年，在辽上京寺院遗址的发掘中，她和团队发现了叠压在同一夯土台基上的三次不同建筑柱网磉墩遗迹。“金代对辽上京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因此辽上京始建时的样子在地下。如果不亲身参与到发掘工作中，是看不到这一层的。”汪盈说。“优秀的学者起于田野。做好田野基础工作，研究才能做得扎实、走得长远。”

接续文脉 在历史坐标上锻造中国气派

公众看待考古，往往带有一层传奇色彩的“滤镜”。“考古就是挖宝”这一误解曾风靡一时。

作为专业考古工作者，他们始终明白，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挖到多精美辉煌的“宝贝”，而是发现珍贵的历史线索、文化密码。“重要的是信息，而不是物品。”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晓汀说。

初入行的朱晓汀也曾有过“挖宝”心态。刚工作时，她觉得每次野外发掘就像“夺宝奇兵”一样有趣。随着经历丰富，她发现“挖宝”只是少数时候的运气，更多的是“啥也没有，只有沙子”。“原来，挖宝不是考古的目的。我们要避免抱着这样功利的心态看待考古挖掘工作。有时即使是残破的陶片，也是巨大的收获。”她说。

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精美的文物，每个考古青年或多或少都遇上过。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许志强对一次发现记忆犹新。2012年，他负责发掘的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青花梅瓶。梅瓶之精美让许志强和同事惊叹。

“看到梅瓶，大家都很兴奋，但过后，依旧要回归客观理性。”许志强认为，文物作为研究对象，精美也好残破也好，都是历史文化的符号。“要克制自己对精美的执着，否则可能会走上歧途。”他严肃地说。

从事考古，他们对文物有着特殊情感，这种情感纯粹而淡泊，与占有丝毫无关。他们更愿意做一个守望者，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守望文明。

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和时间赛跑。

张敏在工作中遇到过很多墓葬，一打开，发现里面已经被盗空。沮丧的同时，更多的是惋惜。“如果它们能保存完好，即使我不来发掘研究也行啊！”他感叹。

对于基层考古研究单位而言，很多考古工作往往是配合城市建设进行抢救发掘，时间有限，工作繁重。“这样的工作是一次性的，没法推倒重来，必须又快又精细，防止出现遗憾。”许志强说。

来自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的考古女孩顾寒梅形容考古发掘是“脑子始终在转，手始终在动”。为防止出现遗憾，她不断锻炼着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不断扩大视野，在实践中完善知识体系。

他们奋力奔跑，只因为这些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记忆。解读，并把文明传承下去的使命担在他们肩上。许多人为这份情感与责任，无言地付出着、坚守着。

长期在外考古，与家人聚少离多，注定是孤独的修行。一位考古工作者在考古报告的后记中写道：“我不满10岁的女儿承诺我在家连续住10天就给我发‘绿卡’，这张‘绿卡’我一直没有得到。”

德不孤，必有邻。令人欣慰的是，现在，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同道者。随着近年来考古学科与公众的互动与日俱增，人们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了解了它的科学性和宝贵价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从事考古专业，文物保护也逐渐形成大众共识。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总书记的嘱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新的机遇，振奋了无数考古青年，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高远志向。

“考古学关乎中国历史，关乎文化自信。它是公益性的工作，更是名垂青史的事业。大力发展公众考古，传播传承中华历史文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陈大海说，“如果人生重来，我还会选择考古。在这片广阔的田野上，能够寻找到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