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伯江《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8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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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得到全面发展，成绩斐然。新时代，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致力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之时，有必要回顾和研讨70年来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相对来说是起步较早、发展比较成熟的，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就设有语言研究所。70年来，作为国家科学院的专门语言研究机构，语言研究所一直发挥着科研领头的作用。语言研究所最初以文字改革、民族语文和现代汉语研究为主要任务，随着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民族语言研究所相继成立，语言所的全部任务转变为研究汉语的历史与现状。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学、方言学、词典编纂、机器翻译、情报资料等学科为主要支撑的。这个学科分类格局明显受到苏联影响，主要思路是按研究对象的时代（古代、现代）划分学科并体现在教学与研究各方面。1977年吕叔湘在语言研究所设立近代汉语研究室，是对语言研究学科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个学科的设置，并不是对应于史学上以社会历史界定的“近代”概念，而是出于文言与白话之别的文体性学术考虑，体现了吕叔湘把现代汉语看作近代汉语一部分的学术理念。事实证明，这一学科的设立，极大推动了汉语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研究。2001年，沈家煊在语言研究所彻底废除了以时代为依据的学科分类法，按学科自身的性质设立句法语义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是语言研究机构第二次重大学科调整，使得语言学科自身的分类格局更加合理。

跟语言专业有关的高等院校教学体系中，二十世纪初期外国语文系就有语言和文学的分别，其后中国文学系里文学和语言的专业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五十年代起北京大学为了给语言研究所培养人才开设了汉语专业，但语言学单设专业的做法并未在国内其他高校推广。早在1948年，《国文月刊》上刊出闻一多关于合并中文外文、重新分为文学系和语言系的主张，朱自清、陈望道、吕叔湘等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讨论。60多年后，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讨论再次兴起，当年学者论及的师资、生源等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家的需要已迥异于当年，应该说，在大学里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这一学科内部的次级学科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现实需求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初等教育中的汉语语言学教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仿照苏联的做法在中学里分别开设“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程，实践证明并无必要。但随后数十年间，语言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也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我们设想，如果大学的语言学系有了较为合理的专业设置，或许可以更加有效地带动中学语文课程里语言学知识教学的目标性与实用性。

语言学的学术体系建设虽然远未成熟，数十年间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却异常活跃，其中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对汉语特点的求索。

中国古代有成熟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方法上自成体系，二十世纪以来与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结合，尤其在语音研究上，无论是古代语音的构拟，还是现代方音的记录，以及共同语语音的分析，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具有显著的现代科学色彩。我国古人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借鉴拉丁文法和英文文法的体系尝试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四十年代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在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王力所主张的注重句式、注重语义、注重修辞的取向在语文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五十年代汉语研究界受苏联的影响展开了主语宾语问题、词类问题等几场大的讨论，由于眼光过于局限于跟俄语的对照，许多提法比起四十年代吕叔湘、王力的水平不进反退。如对汉语主语、宾语的认识比起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多有不及；对汉语词类的认识，也没有跳出朱德熙批评四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只能是词的分布这个原理还缺乏认识”的局限。应该说，五十年代受苏联影响的几次汉语语法专题讨论对汉语研究正确道路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汉语语言学的理论探讨日益活跃，集中在方法的研习上。从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美国描写主义方法的运用，到八九十年代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为汉语语法的多侧面观察打开了新的视野。语言事实日益丰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但离学术体系目标的实现还很遥远。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更加注重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力求在研究方法上能够驾驭跨语言的共性，并且为语言间的差异设立合理的参数，而不再是只聚焦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特点。这当然对各种语言异同的普遍描写显出效力。但是，着眼于语言之间共性与差异的“世界眼光”却未必能够帮助我们解释汉语自身的深刻理据。这就是汉语研究学术体系迄未成形的根本原因。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吕叔湘就力图抛弃那些从形态语言里借用来的观念，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沈家煊针对汉语词类范畴和句法关系的几个经典难题苦思良策，通过对世界语言的广泛观察和对汉语事实的深入思考，从汉语最基本的词类范畴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入手，发现汉语存在各级语法单位之间一系列的范畴包含关系，而这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范畴包含关系相吻合的。应该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世界语言变异眼光，对汉语本质作出的系统性揭示，是中国语言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

学术体系的创新必然伴随着话语体系的创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汉语研究者习惯于使用西方话语体系与国际学界对话，这样做固然实现了顺畅的“接轨”，也使外国学者比较容易了解一些汉语事实，但这样传播出去的汉语事实只是分别对应于其他语言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侧面，无法展现汉语的整体面貌，同时丢失了反映汉语本质精神的最重要内容。如沈家煊指出：区别实词和虚词最初是中国古人对语言学的贡献，西方学者知道后引入他们的语言研究，意识到这个区分原来十分重要，这一对概念到西方转了一圈，改装以后贴上西方的标签，返销到中国，中国人反倒忘了它本来的含义，按西方对立观念来理解了，这值得我们反思。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先后提出了韵律句法、语体语法、糅合语法、对言语法等涉及汉语本质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远承古代词章学传统，近接吕叔湘、朱德熙等现代学术大师的学说，同时，在当代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经过西方当代语言理论形式句法、生成语法和认知语法的系统解释，形成了兼具当代学术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汉语话语体系。

回首70年来中国语言学走过的道路，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模仿国外学术体系、进入西方话语体系、参照他国学科体系的过程，但总的来看，汉语研究者追寻汉语自身特征的初心，一直是驱动几代学人学术追求的动力。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多学者在纷繁的西方学说面前表现出了冷静和理智，时刻保持着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强烈意识，抱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高位目标，体现着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科学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希望中国语言学在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科研院所的语言学学科体系；构建一个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先进理论的语言学学术体系；建造一个基于中国文化又通行于国际学界的语言学话语体系。因此，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是新时代语言学者的学术目标，也是新时代语言学者的使命担当。

（作者：张伯江，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基于句法语义互动关系的汉语形态句法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