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抗日英雄

口述/朱正 整理/李临雅

“所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反法西斯而战的人们,活着或死去的,有名或无名的,士兵或将军……也许你们被遗忘了,但你们创造的业绩永存。”

——题记

值此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更加怀念我的三伯朱耀华和八叔朱开诚,他们是我们家族中的抗日英雄。

朱耀华,字强生,生于1891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三期,早年投身军旅,在湘军任排、连、营、团、旅长等职,参加过辛亥武昌起义,护国、护法战争。1923年随谭延闿南下广州,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线,先后参加北伐、二次东征等,屡建战功,为湘军的一员重要战将。1935年4月9日,朱耀华被授予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公报》1172号),任陆军第22军18师中将师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企图速战速决,计划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下,同时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威胁南京,迫使中国屈服。1937年8月9日,日军士兵强闯上海虹桥机场被击毙(虹桥事件),日军借此增兵,中方为打破日军“三月亡华”的企图,主动发起反击,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双方总兵力超百万,中国投入70个师约75万军队,日军是12个师团30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战场的惨烈被称为“血肉磨坊”,中国军队每小时伤亡数以千计,“每师投入三小时即死伤过半”。

关键战役“大场之战”发生于10月1日至10月26日。位于上海西北的大场镇,是淞沪防线核心枢纽,控制苏州河交通线,是通往市区会师的最后一座战略要地。一旦失守,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的防御体系将面临被分割的危险,战场形势就将发生不利于我军的逆转。

抗战开始后,朱耀华多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杀敌。18师此时已划归第九集团军(张治中部)第78军,他们9月开赴上海,部署于龙华至北新泾一线,10初调赴大场,去接替在那里减员严重的36师。18师经多年整训,已是一支善打近战、夜战,敢于拼刺刀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毕竟只是一支地方部队,武器装备在国内相比就比较差,与日寇比就更差了。开赴上海时,士兵穿草鞋、戴斗笠,军官骑矮种马,打油纸伞。在敌我双方装备优劣相距很大的情况下,朱耀华用孙中山先生对湘籍志士的评论激励将士:“革命军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全师士气高昂,誓死抵御日寇,杀敌报国。开赴大场以后,36师奉命退出,18师直接与日军交火。18师誓与阵地共存亡,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形势下,场面极为惨烈,伤亡惨重。

从10月24日开始,日军主力总指挥松井石根动用第九、十一、十三师团开始了对大场的猛烈攻击。朱耀华以一个师不足万人的兵力,多次击退日军三个师团的主力和配有装甲车和飞机混编军种的联合进攻。经过一夜血战,大场至南翔的公路被日军突破了一公里。

25日,日军出动177架日机投下160多吨炸弹狂轰滥炸,18师阵地工事被摧毁殆尽。当夜再度血战,官兵白刃肉搏,毙敌千余。日军增援反扑,以40辆坦克开道,再攻胡桥宅和塔河桥,另一部日军强渡走马塘。朱耀华组织敢死队向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肉搏逆袭,士卒严重减员,弹药也已用尽,他向蒋介石请求增援无果。战至深夜,陈家宅、梅园宅又被敌攻占,日军多路围攻,终因寡不敌众,26日拂晓大场失守。见自己的士兵尸横遍野,朱耀华伤心得久久不肯离开战场,回天无力而万般无奈,悲愤交集,深感责任重大,愧对世人,写下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遗言,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决心自尽以谢国人……

国民党中将师长朱耀华死守大场,兵败而杀身成仁的壮烈之举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武汉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均有报道。据记载,这是自1932年1.28事变至1937年8.13淞沪会战以来,第一个敢于死战、勇于为国捐躯的高级军官,海乃至全国军民齐声感叹“悲哉、壮哉”。人们给予朱耀华极高的评价,称赞他是抗日爱国将领,国家民族的忠臣。郭沫若在《救亡日报》发表题词与悼文,题词为“中华民族忠魂”。悼词中说:“中国军人若都像朱耀华一样,中国就不会沦亡。”同盟会元老何香凝言“先生自杀报国,足为军人楷模”。《申报》称其“以死践诺,彰显湘军骨血”。大场失守的第三天,英国《新闻纪事报》的社论说“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的一页”。

大场沦陷导致苏州河防线崩溃,国军被迫全面撤退,标志淞沪会战防御阶段终结。

大场虽失守,但从全局看,为中国军队45万将士11月9日前全部撤出淞沪战场赢得了时间,使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未能得逞。从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恰好是三个月。而这三个月,正是由于有众多像朱耀华这样的军官和拼死战斗的士兵才赢得的。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用牺牲诠释了保家卫国的决心,对整个抗战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历史意义值得铭记。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朱耀华没有死。就在他右手举枪,用拇指扣住扳机,对准心脏的一刹那,他的警卫纵身一扑,将枪口推向了右胸,子弹从右胸上部穿过右臂。警卫见他未气绝,立即驱车把他送到了法租界宝隆医院。医术高超的德国院长得知其身份,连声称赞,免费对他救治,历经40多天,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还留他住在家里疗伤,由医生家一位奶妈的儿子照料。情况稳定后,他化装和那个十几岁的青年潜出已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辗转广东回到长沙养伤。

1940年,朱耀华被任命为广东第七战区军法总监,后在重庆担任抗日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并主持了一段“全国难民署”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不愿打内战,申请退役解甲归田。1949年,旧部为其购妥赴美机票,侄儿邀其赴台,均被拒绝。1951年在土改中被枪毙,终年60岁。

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风云录》、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抗战英烈录》《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著名将领》等,都有淞沪会战中有关朱耀华的文章。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之际,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关朱耀华在淞沪抗战中英雄事迹的专文。四川作家邓贤先生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所著长篇历史小说《落日》第十二章“喋血黄沙”中,如实记述了朱耀华在上海大场镇对日寇进行的英勇殊死的战斗情景。

上海淞沪会战纪念馆编写的《湘军与淞沪抗战》一书,收录了朱耀华女儿朱宁绮写父亲的长文《热血与苍凉》。

我的八叔朱开诚生于1916年,三伯朱耀华比他大20多岁,一直是他崇拜的榜样。抗战爆发后,八叔想跟随三伯从军报国,但爷爷认为老三(朱耀华)已经去抗日前线了,这个小儿子要留在家里。朱开诚说我21岁了,没出过远门,想出去看看。他相继去了湘西的张家界、四川的青城山、峨眉山,然后到南京,立即报考了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学校后来迁到成都)。

1939年从军校毕业后,朱开诚到宋希濂部队当了一名排长,他执行的第一次任务是到湘西去招兵。他进行家访,和人家的父母聊天,和年轻人谈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很快就招到了150多名新兵。1940年,他升任连长,所在部队番号是第71军新39师。这之后两三年时间,他的任务都是招兵和训练新兵。八叔参军后,不时有信函寄回家报平安,爷爷很为他骄傲,觉得这个儿子有出息。

1941年秋天,朱开诚请假回了一趟重庆,与当时在那里的三哥朱耀华、七哥朱开明(我的父亲)相聚,三人合拍了一张4寸大的照片,照片下方写了一段文字:“朱耀华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朱开明时任重庆运输统制局驿运组二科少校科员、朱开诚服役宋希濂部,任连长”。兄弟三人各保存了一张照片。他们都不会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文革”中,这张照片失落了,我们再也没有了八叔的任何照片。

1941年11月,宋希濂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所辖部队开始驻守滇缅边境,参加远征军的行动。1944年5月,宋希濂率部进围龙陵,上级安排朱开诚继续留在后方训练新兵,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不久就在高黎贡山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抗战胜利后,大约是1946年春天,八婶到云南去接回八叔的骨灰,安葬在我们老家长沙东乡梅树坡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家里人怕爷爷知道了过度伤心(奶奶早已去世),决定暂时瞒着他。爷爷中过风,不能走路,这天就找了个棋手,带着我和弟弟同他在一间僻静的屋里,陪他下棋……

因为八叔没有儿子(他离开家时结了婚,有个女儿,我们喊她玉姐),按老家习俗,把我的三弟过继给了他,让他在八叔的葬礼上担任孝子角色。葬礼是大伯主持的,我太小,听不懂他念的祭文,就记住了一句“红木树正黄”,从此这句话就和八叔牺牲这件事一起刻在了脑海里。多少年来,只要看到有红色叶子的树,就会想起八叔,同时会产生一种联想,红木树黄了,应该是秋天吧?

直到1951年5月23日,爷爷病重弥留之际,父亲才告诉他,三伯朱耀华当年已去世,而八叔朱开诚早在1944年就牺牲了。

我退休后写回忆录,写到有关家史的内容,自然会提及我们家上一辈的人,三伯朱耀华是北伐战争和淞沪抗战的英雄,关于他的文字记录很多,但是写八叔朱开诚就很困难了,他牺牲的地点、时间和情况都不清楚。父亲在世时不敢和我们多谈,几个比我大的哥哥、堂哥也相继去世。朱开诚的亲生女儿1949年春随她母亲去了香港,后在美国定居,和我们也断了联系。三弟也于1989年因病去世,所幸他的儿子朱涛从小听他讲八爷爷朱开诚的事情,还能经常和我一起谈谈这件事。

2011年,朱涛说他从网上查到黄埔军校学员的名单,在第十四期第二总队的名单中找到了朱开诚的名字。原来我们记成了“第十三期”,难怪找不到。

我们继续在网上寻找,希望能找到有关朱开诚牺牲情况的文字,虽然知道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抗战中牺牲的人太多了,他只是一个年轻的连长。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2012年的一天,在新华网“云南频道”中看到一篇题为《高黎贡山抗战遗迹追寻》的文章。文章的第五部分“反攻潞江禾木树作战遗址”中有这样的文字“……禾木树村系因当地多禾木树而得名,原有村寨系古代保山至腾冲段古道南线翻越高黎贡山的第一个驿站……1944年5月大反攻开始后,我远征军第71军新39师奉命组织一个加强团从惠人桥一带渡江牵制敌人。乃于5月10日派先头连渡江潜入潞江新寨村,于14日深夜对禾木树敌阵实施突袭,守敌200余人睡梦中仓皇应战,不支而退。次日,日军组织大队人马疯狂反扑,我军主动撤出。5月20日夜,我先头连再对该地兴起攻击,因敌已有准备,潜入铁丝网后即遭多方火力夹击,连长朱开诚当场阵亡,部队被迫撤出,二次进攻遂告失败……”

“远征军第71军新39师”“连长朱开诚当场阵亡”……这些文字映入眼帘,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我的八叔啊!68年之后,终于知道了你牺牲时的情景!1944年5月20日夜,你牺牲在禾木树的阵地上!我也终于明白记了多年的那句话“红木树正黄”,应该是“……(在)禾木树阵亡”。

2012年5月,三弟的儿子朱涛从重庆出发,去云南保山潞江坝禾木树村远征军战场遗址祭拜他的八爷爷。他到保山后,不少当地人听他说要到曾经的抗日战场禾木树,给予他热情帮助,给他介绍了解情况的人,还开车送他上山。

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他还记得当年打仗时,有一个夜晚,从八九点钟开始响起枪声,后来枪声没有了,只听到受伤的士兵痛苦的呻吟声、撕心裂肺的叫唤声,这样的声音到天快亮时,才渐渐没有了。天亮后,村里人悄悄出来,见没有动静,又悄悄地上了山,只看到漫山遍野的尸体……

一个年轻人告诉朱涛,前些年有位家住保山、参加过禾木树战役的老兵,隔一段时间就要到这里来看看。因年老体弱,每次都花钱请人用轿子把他抬上山。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三年前,过后就没来过了,也许已不在人世……一位左先生的父亲也是禾木树战斗的亲历者,已去世多年。左先生说他参与了当地地方志的编写,但地方志里没有禾木树这次战斗的任何资料……当地人说,这个战场,他们看到有日本人来过,中国人除了拍《滇西1944》的剧组来拜谒过,单独来的就只有那个老兵。朱涛应该是第二个专门来拜谒的中国人。

现在的禾木树村除了一户猎户,已经没人居住了。蓝天白云下,曾经是惨烈战场的那一处山地,一片沉寂,郁郁葱葱的树木中,应该有不少就是禾木树吧?不知名的野花漫山遍野,曾经的战壕被年复一年的落叶铺满,偶尔还能看到锈迹斑斑的手榴弹。草丛花木中有一排排牺牲在这里的战士的墓,无论活着还是死亡,他们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守护着这块土地。

朱涛找了一处地方,摆上从重庆观音寺请来的香烛和在山下买的贡品,为包括他的八爷爷朱开诚在内的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们点上了一炷香。香烟寥寥,寄托了无尽的哀思……

20世纪80年代,我和几个兄弟姐妹回过一趟老家,才知道我们原来住过的梅树坡和对面那座小山都一起被水库淹没了,三伯朱耀华和八叔朱开诚的墓都沉入了水底。我们只能对着那清清的水波祭奠他们的忠魂。

1937年八叔离开家时,我和我弟弟都还没有出生,我们只是从那张曾经有过的照片上看到过他的形象。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知道他身高一米八二,相貌堂堂,武功不错,更知道他是牺牲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

抗战胜利至今已整整80年了,我们从没忘记过三伯朱耀华和八叔朱开诚,他们和千千万万为抗击侵略者作出过贡献的人,都是民族英雄,我们为有这样的前辈而骄傲!

2025年7月于成都

来源:行脚成都

口述:朱 正

整理:李临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