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入住昭觉寺时间有1916年驻成都说，1917年昭觉寺避难说，1920年昭觉寺避难说。但三种说法和认识都存在一些问题，关于这一点，7月21日 “方志四川”文章《 朱德与昭觉寺的一段故事 》已有论述。本篇是是对该篇未解问题的进一步发现和分析。

民国时期的成都昭觉寺

 上世纪初，朱德曾经有一段时间入住昭觉寺，但依据不同文献的记载，他入住的原因给今人留下种种猜测，譬如1916年驻成都说，1917年昭觉寺避难说，1920年昭觉寺避难说。那么，朱德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是什么原因才入住昭觉寺的呢？有这样几篇电文给了我们极为珍贵的历史文证。

 唐继尧《致顾品珍，赵又新嘱力维现状静待合议进行电》（1920年10月5日）说：“万分急。泸州顾军长，赵军长，并转耿，项，朱，金，田，胡，杨纵队长，叙府邓纵队长均鉴：军密……”唐继尧《致李烈均，王文华请迅即进攻隆昌，以解泸城之围电》（1920年10月18日）说：“……朱，项，金各旅，于怀德镇附近抵御富顺之敌……”这两份电报证明，1920年朱德并没有因为避难等原因滞留某地，事实上在大战之后，他依然在军中带队伍御敌。所以刘学民先生说“（1920）朱德在昭觉寺住了月余，等外面一切平静之后，才踏上归途，去川南追赶部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青年朱德

 当然，朱德虽然没有因为受伤或被追兵追赶，误入昭觉寺，但1920年朱德入住昭觉寺却是史实，只不过他的入住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谋划，也就是说朱德是有准备地悄悄入住昭觉寺的。依据同样是当时的电文：

 赵又新《致顾品珍派朱德赴成都观吕超部内容并告对敌方略电》（1920年8月7日）：“……故汉群约会赴省，遣朱德代往，亦是虚与委蛇，借观吕之内容耳。拟请兄处亦派一人前往，以资联络，一致进行。再关于川事处置，及我军对敌方略，就鄙意所及者，特与我兄商榷之：（一）因玉阶赴省后，谓吕氏对联军，尚示诚意，现拟取消四，八师，以除内患，先取消刘禹九，龚襄编一旅，归朱统帅。陈国栋之一旅，隶属联军，并有陈洪范决不为我敌，惟求我军开一旅兵力至仁寿之藉田铺附近，以作声援，伊即以明令改编，请示办法前来。查陈，刘终为我害，能先事消除，亦良好机会，惟不宜因此惹起他方战斗。并吕之是否有确定把握，已令朱切实商覆。此举明知为吕利用，但能切实改编，借此去刘，于我未为无益。”

 此电文发出的时候，朱德已经到成都几日了，姑且算为7月底8月初。依据电文的内容看，朱德的任务确实很重要。当时，川滇齡军队彼此之间都有同学、同乡、部旧等诸多关系，错综复杂；不难揣测，赵又新可能还要求朱德利用各种关系，打探诸色人等人心向背，已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当然朱德未必完全按照赵又新的安排行事，因为在1920年7月15日，8月1日，他曾两次通电，呼吁停战，出兵北伐。他的心情后来曾在《朱德自述》中有所反映：“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们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上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窝里，却是为了革命打仗。”

赵又新《致顾品珍告梓潼失守电》（1920年8月21日）：“……顷接朱玉阶由省来专函：梓潼于皓日午后六时失守，王军退驻石牛铺，占领阵地，距绵阳七，八十里，敌军田颂尧部约三团，虽不甚强硬，尚能团结，向育仁调集中江军队约一旅以上拒守绵阳。”

顾品珍、赵又新《致王文华请派军策应电》（1920年8月28日）：“……顷接朱玉阶有日由蓉来电：刘存厚主力于有日占据绵阳，并有联合三师邓旅协攻成都之计划。四，八师密约，候刘存厚之兵由绵阳出发，即进攻成都，现该军距省廿里。闻刘湘，杨森亦到绵阳，大集各军于川西坝，以乘我军未集中时击破之。”

《朱德自述》书影

 从这三段电文看，朱德依据成都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在川滇军队中的关系，打探诸多情报信息，发给赵又新，并利用人际关系把握利益关系的变化，提出诸多对人对事的判断。从时间上看，朱德的这一段使命差不多用去1月时间，与后来所传朱德在昭觉寺待了1月有余的时间是吻合的。

 朱德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寻幽问古的军人。在泸州、昆明等地驻扎时，他都有文墨留下。但他在昭觉寺待了1月之久，偏偏没有留下一纸一文。这或许暗示我们：当时时间紧，任务繁重；其次，朱德来去隐秘，不能声张，也没有与寺内僧人有过多交往。

 朱德也是悄然离开昭觉寺的。他离开昭觉寺的时间大约为9月初，“吕超以所部彭，王两旅既先后溃败，而向部又已完全易帜，乃向顾赵乞援。赵于九月一日到成都，与吕会商，主张吕守成都，滇军在外围夹击。顾赵的计划是：先让川军互攻，藉熊刘力量消灭卢，吕部队，置重兵于龙泉，以逸待劳。挫败熊，刘劲旅后，再挥兵进占成都。熊，刘两军既已逼近省垣，九月五日，赵先行，吕，卢亦率部出走。”大战在即，任务也已经完成，朱德很可能因此又随赵又新军长归 队，或者先后自行归队。至此，朱德在成都的一段往事结束。

参考文献

李希泌编：《新编曲石文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朱德自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刘学民：《朱德历险记》，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史沫特莱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

钱代富：《澄溪口河坝》，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

袁寿昌：《周官和传略》，《合江文史选辑》第十一辑。

四川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四川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十辑、第十一辑、第十五辑。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二辑。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八辑。

扩展阅读

朱德与昭觉寺的一段故事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