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地质人在中国核试验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李 桅

【内容提要】在我国的核试验队伍中,有一支非常特殊、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部队,这就是马兰地质人。在靶场、营区、场区的初期勘选工作中,在试验点(井)位的勘选、场区地质(震)研究等任务中,马兰地质人张蕴钰等基地老领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表率和决定性作用;丁浩然前辈是中国地下核试验地质工作的开创者、奠基人;褚玉成烈士一生奉献并牺牲在中国地下核试验的野外地质工作中……一代又一代马兰地质人,为中国地下核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作了突出贡献。总装备部当年为中国核试验基地试验工程技术部第五研究室荣记集体一等功,是为马兰地质人功勋的最高奖赏和最大荣耀。

【关键词】地下核试验 地质 勘选 平洞 竖井

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我国我军建设与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重大作用、深远意义自不待言。在全国全军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首次核试验成功6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在我国核试验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为我国核武器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群体,这就是马兰地质人。

马兰地质人在我国核试验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主要有基地成立初期的核试验靶场勘选、中国地下核试验场区及试验点(井)位的勘选、中国(地下)核试验场区地质研究、中国(地下)核试验场区地震研究、每次地下核试验任务的具体地质工作、军民两用地质技术开发利用等几方面。

马兰红山基地(图源:新西部网)

一、中国核试验靶场及营区的勘选与建设

基地组建初期,在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带领下,进行了核试验靶场的勘选。据笔者母校——成都地质学院(现名成都理工大学)三系(核原料与核技术工程系,现为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的老主任、我国著名铀矿地质学家金景福先生亲口对笔者言,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为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地质大学)“三系”的组建者和“南下”成都地质学院的领导者,亲身参与过中国核试验基地及试验场址的勘选。因此,在张蕴钰将军率领的这支基地靶场的勘选队伍中,必定有地质工作者参与。这些初期的地质工作者,可算是马兰地质人的先行者。

据张蕴钰将军《初征路》介绍,他到北京报到后,总参装备部安东副部长向他介绍情况时说,工程兵“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同志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等他见到常勇后,常勇向他讲了在敦煌勘察选定试验场的情况。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由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寒风组成,二机部的郭英会及阿·彼·安德列也夫等4位苏联专家参加了实地勘察和研究选场方案。总参谋长黄克诚正式批准,组建勘察大队,张志善为大队长,常勇为政委,史国华为副大队长,在后坑进行地质测绘等工作。1958年10月20日,张蕴钰将军到敦煌,与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垒等商议后,认为敦煌后坑试验场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距敦煌太近,应另选场地为好。此意见得到陈赓副总长同意后,他们与总参测绘局朱处长、上尉杨金岭等于1958年12月24日自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于年底时选定了罗布泊西北地区为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并在孔雀河度过新年。等他们第二年春入疆后,选定和硕县乌什塔拉公社以南、博斯腾湖边为部队营区时,张蕴钰将军与张志善、工程处长苏润海商议,“就叫马兰村吧,是个好地方”。

从张蕴钰将军的记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基地靶场和营区的勘选中,有着第一代马兰地质人艰辛的身影。

在部队入疆到我国首次核试验之前,马兰村建成了水厂、发电厂、修配厂、机场、招待所、礼堂、幼儿园、机关办公大楼、部队营房、水库、农场、气象台站等;调来了工兵、汽车、防化团,组建了研究所。

无疑,在基地营区的建设以及场区空投、地面试验爆心的勘察、测绘等工程任务中,自然少不了马兰地质人进行地质勘查工作的功绩。

马兰基地内的建筑 (图源:新西部网)

二、中国地下核试验场区的选址与利用

美苏等大国的核试验,在大气层、水下取得成功后,又相继取得了地下核试验的成功。

1951年11月29日,美国在内华达核试验场进行了首次地下核武器爆炸试验。资料显示,那次试验的当量是120吨TNT,在灰绿岩台地水平坑道进行,埋深-17m。

1961年10月,前苏联中亚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后,陆续在他们的6个核试验场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1961年11月,法国在其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核试验场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1962年3月,英国借用美国的内华达核试验场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这些核大国,在他们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搞核垄断,开始密谋禁止大气层核试验。

自1963年7月15日开始,美、英、苏三国代表就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在前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举行了为期10天的会谈。7月25日,三国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当时,中国方面正在抓紧研制并准备试验核武器。对于这一点,苏联方面是知道的。中国方面从50年代开始研制核武器时,苏联方面是支持的,并且给了一些技术上的帮助。如前所述,他们在核试验靶场的勘选等方面都派出了技术专家予以帮助。可是,随着形势发展,苏联政府却同西方接近,与美、英等国达成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这显然是对中国的出卖和挑衅,更是对中国的一种压制,是为了搞美、苏、英三国的勾结,搞核大国的核垄断,是为了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认为非常有必要深刻揭露苏联的“修正主义”行径。1963年7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由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在政治上的大力“攻势”下,为应对复杂的国际禁核试形势,基地在抓紧准备首次核试验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准备。

张蕴钰司令员在他的《初征路》中写道,“基地研究所(前身为基地技术部,非后来从基地技术总队衍变来的基地试验工程技术部)在核试验中担负的科研工作具有核心作用。1962年,(基地)研究所调来了程开甲、董寿莘两位教授和10名各专业的技术骨干,分别在理论研究室、核测量、力学、光学、放射化学、地质学等研究室担任主任、副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代专门从事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学者。研究所驻在北京通县,直属一个加工厂……”

从张蕴钰司令员这段话中可以了解到,在我国第一次核试验还未进行时,即已敏锐地认识到核试验全面转入地下是必然趋势。并且,马兰人特别马兰地质人在这之中“立了大功”。

中国军网记者孙伟帅在《敬礼!程开甲院士和他的战友们——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创造了历史》中写道,“地下核试验时,花岗岩中核爆有无分凝问题是当年六队的邢梯良用高压釜给出了明确答案;丁浩然在核试验新场区选址中立了大功;乔登江为各效应大队做了好多工作,使效应工作获得丰收;董寿莘为竖井钻井技术作出了贡献,试验很快进入竖井方式阶段;程耕对地下平洞自封所做的计算分析起了重要作用……”

程开甲院士的这些战友们中,基地司令部副总工程师丁浩然、高级工程师褚玉成等是马兰地质人中的第一代,是中国地下核试验地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当然,董寿莘以及他的后来者基地试验工程技术部的副总工程师刘绍镛、高级工程师陈振藩、张素芬等所开创的中国地下核试验竖井钻井技术,基地副总工程师黄水潮、试验工程技术部副总工程师王宝贵等开创的中国地下核试验定向钻探取样技术等,包括后来林俊德等开辟的、笔者也从事过的核试验场区地震工作,实际上也算是地质大学科中的次一级学科。

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的路桥1961级1班的刘绍镛曾说:“竖井核试验工程的圆满成功,凝聚了几代科技人员、老一辈科学家的智慧和创造,是广大官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生命的结果。作为重庆交大的学子,虽然未能按原初衷从事修桥铺路的事业,但是,国家选择了我为祖国的核试验事业服务,成为马兰人的一员,我为此而自豪,感谢母校的培养,感谢‘三线建设’精神激励我为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一生。”

张蕴钰将军不但在基地靶场、营区的勘选中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地亲力亲为,而且,在后来的地下核试验场区的勘选中也是这样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地亲力亲为。这为全基地数代马兰人都树立了榜样和标杆,也为一代又一代的马兰地质人树立了榜样和标杆。

笔者作为马兰的后来人,作为马兰地质人中的一分子,在马兰从事野外地质工作中遇到问题、困难时,就常常想到张蕴钰将军他们作为将军、作为基地司令员,都能够如一个普通勘探队员一样从事勘选工作,似乎问题和困难就总能够被克服和解决。

最初的地下核试验,我国是选择以平洞的方式进行的。张蕴钰将军说,他对于平洞是有经验的。因为当年他组织指挥上甘岭战役时,“我军能取得胜利,坑道工事是很有利的条件。”而且,他在旅大驻防时,所建立的海岸防御工事,也是以坑道为骨干的。当时,他们“对核试验场区的地形、地质、水文资料是清楚的。”因此,他“和张志善、张英两位副司令员在场区西大山地域内进行了勘选,确定了磨合尔山作为平洞试验的地点”。

1965年3月,在为第一次空投原子弹试验作现场准备工作期间,张蕴钰将军还专门“抽出时间来到辛格尔东北地区实地勘察一下,看能否选个竖井试验场”。最后,1967年4月,选定了辛格尔竖井核试验场。

据张蕴钰将军回忆,因“文革”冲击,他离开了基地,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时,他很遗憾地未能亲见这次试验。

张蕴钰(右)与程开甲(左)合影(资料图 )

1.中国地下核试验地质学科的开创者——丁浩然前辈。

张蕴钰将军说,“对竖井试验进行调研,首要问题是弄清该地区的地质情况……”而弄清地质情况的事,自然就是以丁浩然为首的马兰地质人的事了。

丁浩然个子小,湖南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理学院地质系,与王淦昌、程开甲、林俊德及笔者是校友。从浙大毕业后,丁浩然到哈工大采矿系上研究生。于是,在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50周年纪念时,《中国核试验基地英模名录》上收录的7位哈工大校友,其中第一位就是丁浩然。

但私下里,丁浩然总是“顽固”地称自己是浙江大学毕业的。

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后,丁浩然被分配到东北地质学院。

到长院后,丁浩然先是从事俄语翻译工作。笔者曾收藏有一套丁浩然前辈的译著《矿物学教程(上、下册)》(阿·格·别捷赫琴著)。该书是195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后来多次再版。笔者收藏的这套书,上册即是地质出版社1956年再版的,下册是商务印书馆1955年再版的。丁洁然前辈到基地之前,还出版有《矿床学原理》《金属矿床工业类型》等著作。

据褚玉成高工讲,他们当时在学校读书时,所用的教材就有丁浩然前辈的专著。

到基地工作前,在长春地质学院,丁浩然还创建了我国海洋地质学科专业,担任海洋地质教研室主任。该学科专业,后来转入了地质部海洋地质研究所。1964年调基地研究所。

1965年,基地研究所从北京通县搬到新疆红山后,丁浩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第六研究室,主要任务是“在地下选定合适的爆炸地点”。“我们这批科研人员就是按程开甲的设计方案,从全国各地调了相关人员到马兰。”丁浩然形容自己当年在地下核试验中的角色,“就是‘搭台’与‘找窝’”。通俗地讲,就是找到合适的地下核爆炸地点,打洞或打井,保证爆炸物全部包在洞里或井里,不能有核污染物泄露。

不久,“文革”到来了。丁浩然前辈曾对笔者亲言,在“文革”中,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他在上学时被登记过“三青团”,所以后来被打成了“反革命”。好像还因为从事过俄语翻译,也被打成过“苏修特务”,被关过“牛棚”。到首次地下核试验时,因为“需要”,丁浩然他们又被放出来了。

在地下试验的地质工作中,丁浩然首次提出并组织马兰地质人实施了“地下核试验物理地址效应”这一重大科技研究课题,为地下核试验的安全及利用积累了丰富经验。丁浩然和马兰地质人一起走遍地下核试验场区的每一个角落,制定了“地下核试验井位规划”的蓝图,主编了《地下核试验场区地质志》,获得国家和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1次。完成了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将军提出的弄清地下核试验场区“地质情况”的任务。

继1969年我国第一次地下(平洞)试验后,“1978年10月14日,在辛格尔场区进行了首次竖井核试验”。

“1986年3月21日,赵紫阳总理宣布中国停止大气层核试验”。自此之后,中国的核试验全部转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国成功进行最后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随后,我国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

丁浩然前辈,现居住在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王家村科技大学旁的一家干休所里。前些年,从马兰走出去的著名军旅作家彭继超从笔者处要了丁浩然老前辈的联系方式,去西安看望过老前辈。

前些年,《新西部》杂志记者呼东方为写《马兰:因为国家需要》这篇文章时,走进时年94岁的丁浩然和他老伴住的那幢没有电梯的老式楼的三层,很是感叹。 呼东方说,如果不是丁浩然书房里挂着一幅1999年9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代表的横幅照片,她实在是无法把眼前这个看起来非常平常的老人与我国核试验地质工作功勋人员联系起来。

1964年丁浩然调到基地时,当时正好要取消军衔了。到1988第二次大授衔时,丁浩然又快要退休了。因种种原因,这位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工作过27年的基地副总工程师、研究员,没能评上院士,没能当上将军,被改成了文职干部。

一位“马兰人”分析,可能是因为丁浩然级别高、资历老、退休早,授少将衔都低了。“按丁总的功绩和贡献,应和程开甲等人一样能评得上院士。”之所以错失,“一是地质工作在核事业中,很难显现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与丁总‘马兰地质人’的性情有关系——从不争名争利,只是专注事业、埋首科研。”

但是,基地、国防科工委、国家还是给了丁总一些荣誉。比如,1987年4月20日,丁浩然当选出席国防科工委党的代表会议代表。1988年10月15日,为纪念国防科技工业创建30周年,经国防科工委批准,丁浩然、褚玉成等获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证书。丁浩然还当选新疆自治区政协委员。

这个月,丁浩然老前辈正好99岁!按照通俗的说法,叫“晋100岁”。笔者曾工作过的基地试验工程技术部第五研究室的同志们还曾商议去西安为丁总庆寿呢!

愿不是院士的“院士”、不是将军的“将军”——中国海洋地质学、中国地下核试验地质学两个学科的开创者、奠基人丁浩然前辈吉祥!

只是遗憾,不能亲自陪丁浩然老前辈再出野外了!真希望就像20多年前一样,期盼还能再为他编一本诗集、找人为他的诗谱成一支歌曲!

丁浩然(前排中)与战友在罗布泊(图源:四川经济报)

2.中国地下核试验地质事业的坚守者——褚玉成烈士。

褚玉成主任1964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基地,与丁浩然总工到基地的时间正好是同一年。但那时,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丁是从全国选来的最优秀的地质专家、出版了好几部专著的大学老师,开创了海洋地质学科,是教研室主任,一到基地研究所就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因此,褚玉成主任与丁浩然前辈相比起来,应该是第二代马兰地质人。

曾听褚玉成老主任说,他们刚到基地红山的那晚,正好是晚上。下车时,看满眼的灯光,还以为这是个大城市。第二天一早醒来,才发现是荒山野岭,好多女生都哭了。

褚玉成主任还曾对笔者等说,“你们现在好幸福,一到部队就可以搞技术工作。我们那时到部队,先被发配去放了一年多羊,然后才回到研究室干上技术工作。”

褚玉成主任在丁浩然前辈的带领和培养下,从专业组长成长为大组长,又从大组长成长为研究室主任,成了丁浩然前辈的接班人。而丁浩然前辈,也从研究室主任升任技术部总工、基地副总。

褚玉成主任组织主持了我国地下核试验场区的勘选及试验井位的选址,制定了我国地下竖井核试验井位选址地质要求的技术规范;组织研究地下核爆炸围岩地质物理效应和核爆炸围岩冲击变质作用,为地下核爆炸地质现象学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资料;引进和应用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及测井技术,使井位选址、岩体稳定性评价、竖井试验工程监测有了定量指标;负责地下竖井核试验零后地表破坏效应调查和地质构造与放射性泄漏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地下核试验井位选址在具有一定覆盖层厚度地方有利于屏蔽放射性泄漏以保障试验安全的设想,并在多次试验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负责微型摄像技术(CCD)应用于平洞试验,让前指可以第一次看到近爆心廊道内设施零时的动态景观。

基地技术部组建后,基地研究所的六(地质研究)室即划归技术部,成为技术部五(地质研究)室。基地研究所随后不久也迁到西安。褚玉成主任在90年代初,为了与爱人团聚,又调回了基地研究所。

后来,基地又有了新的地质工作任务。这时,基地又将本已退休的褚玉成老主任请回来提纲负责。于是,年近七旬的褚玉成主任,像当年丁浩然老前辈70多岁重返罗布泊一样宝刀不老,再次披挂上马,踏上了奔赴莽莽昆仑的征程!

令人痛心的是,在任务就快要结束的一次出野外过程中,因昆仑山路的艰险,发生了车祸。我国著名地下核试验地质学家、高级工程师褚玉成同志牺牲在了昆仑山上!

褚玉成烈士为祖国的地下核试验事业隐姓埋名奉献了一辈子!最后,牺牲在了野外地质工作中!

褚玉成烈士永垂不朽!

3.中国地下核试验地质任务的主要完成者——基地技术部五室。

当我国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后,地下核试验任务即全面展开。为适应形势与任务的转换,基地决定在技术总队的基础上,把基地司令部工程设计室、安全防护站与之合并成了试验工程技术部。基地研究所的六室,即地质研究室,也划入了技术部,成为试验工程技术部第五研究室。

技术部五室主要承担的是地下核试验场区的地质勘查和测井任务。从试验工程技术部成立,到我国最后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任务期间,五室担负了14次地下核试验任务中的3次平洞试验的点位、11次竖井试验的井位的选址以及每次任务中具体的地质和测井工作,对整个地下核试验场区试验点(井)位进行了合理规划与利用,组织实施了辛格尔地区1:10000、北山1:2000等地质普查及详查任务,编写了《地下核试验场区地质志》(丁浩然著)、《地下核爆炸地质学》(褚玉成著)、《核试验工程测井技术》(王卫东著)等学术专著,被聘为国防科大兼职教授的褚玉成、王卫东高工培养了数名研究生。

在那十年中,试验工程技术部第五研究室有1人被荣记个人二等功1次,4人被国防科工委表彰和评为先进个人,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余人被技术部、基地荣记个人三等功。五室荣记集体三等功1次(1996,基地),被基地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被技术部表彰为落实《纲要》达标、先进单位。地质组荣立集体三等功2次,测井组荣立集体三等功3次。

禁核试后,五室的任务不但没减少,反而加重了。他们既有以前地下核试验场区的地质工作,还承担了许多新的更加繁重的任务。比如,禁核试核查与反核查中的工作、核环境科学中的任务等等。同时,五室还担负了一些军民两用技术开发的工作和任务,为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服务。

为表彰中国核试验基地试验工程部第五研究室在中国地下核试验任务中以及在新的形势与任务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200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为五室荣记集体一等功1次。

这份荣耀的获得,是马兰一代又一代地质人辛苦付出的结果,是以丁浩然老前辈、褚玉成等为代表的所有马兰地质人应得一份奖励!

共和国不会忘记!

三、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利用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发展

地质、测井等技术,既可运用于地下核试验中,更可为地方经济与发展服务。技术部五室在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中,做了大量地基勘探、找水等工作。

笔者1992年从成都地质学院三系铀矿地质专业毕业后,入伍到马兰。先在教导大队军训3个月,然后到钻探大队二队当兵锻炼3个月,后挂职任代理副中队长。这期间,一天突然接到技术部五室的电话,说室里有个1:5万的区调任务,马上就要出野外了,让笔者赶紧到室里报到。原来是褚玉成主任通过自己与新疆地质界的紧密关系,从新疆一区调的任务中得到了辛格尔和辛格尔新庄2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任务。该任务的完成,让笔者受益匪浅。

从五室的老人口中得知,37年前,巴州最大的水库——东西尼尔水库的选址、地质勘探任务,就是丁浩然总工带着褚玉成等8名科技人员完成的。

另外,五室还完成了新疆橡胶厂地下水资源勘探、甘草湖侏罗纪地层地质研究、五七煤矿的地质勘查以及马兰造纸厂、勤务站、技术一团等水井地质勘探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曾为四川教育学院副院长的赵锡奎师兄说,欧阳自远也参加过中国地下核试验的地质工作。通过微信询丁老总。丁老总说,“欧阳领导的小组,先在北京国科院地质所,后在中科院贵阳地化所。该小组参加了第一个平硐试验场的选定,并主持了首次试验地段的勘察与实验工作。参加了首次试验后的空腔调查与研究,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当时,我们研究室的孟广魁、蔡华昌、褚玉成等参与了该项任务,对我们后来工作的开展很有帮助。”

看来,欧阳后来被评为院士,成为我国“嫦娥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此自然而然之必然之事也!

马兰人,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却是“隐姓埋名人”。

马兰地质人的事做的最“早”(勘选),也做的最“晚”(零后地表调查),他们的姓名隐埋得更“深”,但他们在中国核试验特别是地下核试验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

此文,或可为之扬一名矣!

如是!丁浩然老前辈百岁时心可大慰矣!

如是!褚玉成老主任之英灵亦可大安矣!

经转业在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的马兰技术部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首长张安民政委推介,新疆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兰精神宣传与研究中心的贾振霞院长、教授对本文进行了认真审阅和修改,让本文得以入选该院(中心)举办的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暨“两弹一星”精神研讨会及《论文集》。

通过笔者这篇论文,贾院对丁老总等马兰地质人的事迹甚为感佩。尤其是看了马兰人汪成农、徐青、孔志良等写的《来自罗布泊的报告----献给中国地下核试验工程建设者》中有关马兰地质人的章节后,咨询也参加了研讨会的马兰出来的著名军旅作家彭继超等后,极想到西安看望丁老总。但丁老总推却了。说,“千万不要来!一是我们做的是保障性的工作,虽不可或缺,但毕竟是配角;二是我年已晋百,血压不稳,经常失眠,感到疲乏,总想清静一些。”

笔者对贾院说,丁老总总是这么低调!就顺老人家的意吧!

丁总百岁时,曾为丁老总撰书寿联一幅,就以之结尾,祝丁老总及马兰地质人吉祥:

丁公自桃江求是哈工大长院探海洋

浩然到红山磨合辛格尔平硐接竖井

作者简介

李桅,字樯,堂号立心,笔名二木蔷薇,号梓水、汶山先生等。祖籍泾阳,生于梓州。成都地质学院毕业后从军楼兰,转业后事功川西。工程师,西政军硕,浙大MPA,汉语本科自考。潘锡仁、李兵先生弟子。曾入清华美院中国水墨雪山高研班学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文化网编辑,西安外事学院客座教授,四川作家、西部中国、鱼凫、研山、正街等书画院创作员,中国军旅书画学会、瞿上文化研究会、阿坝州羌学学会会员,四川大地书画院执行秘书长,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副理事长,华西徐悲鸿张大千艺术研究院理论室主任。常有作品发表、入展、获奖、被藏。出版《盆边行走》等诗文集数部。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李 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