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境下的

交子与世界,及其他……

谭继和

2024年。甲辰。龙年。

整整千年前——也就是1024年,世间第一张纸币在成都诞生——这是世界历史都应牢牢记住且值得纪念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章夫先生所著的《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以下简称《千年交子》),就是这样一本旨在“牢牢记住”和“值得纪念”的书。

书的题目看似有些长,却给人以层层递进、视野洞开的强烈感觉,只要将其中几个主要元素拧出来,便可一窥书中全豹。“世界——成都——世界”。有意思的是,围绕成都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由“第一张纸币交子”而生,一个是为“千年来历史巨变”而成。

无疑,这是一本以“交子”为装订线,而荡漾千年历史进程与脉络的书。

两个“世界”,横跨千年。章夫围绕其中的“变”与“不变”展开恣意抒写,留下洋洋洒洒近40万言。作为第一位读者,看后酣畅淋漓,着实过瘾。

全书共3卷15个篇章。

上卷由“一张神奇的纸币”掀开千年成都与世界的帷帘,紧紧围绕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产生的台前幕后、历史陈因、生存土壤,及大宋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层层屡析,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幅曼妙而浪漫的历史图卷。让人眼睛一亮的是,作者别出心裁地由树的故事讲起,从一株树的侧影去寻觅纸的历史方位。由树引出纸,由纸引出交子,由交子而引出时代;然后跟随时代的大背景,再回头去透析交子为何诞生在成都,由此而旁及到宋灭后蜀的那段历史,又旁及为何大宋统辖之内,只有蜀地才能使用铁钱,以及铁钱引领下的诸多故事与事故……娓娓道来的背后,是层层压实的逻辑关系。作者并没有用一些大道理去平铺直叙这样的逻辑关系,而是通过田野调查式的方法,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用力去寻找去挖掘那些我们见惯不惊的故事,用小人物小故事佐证文本所需的“大道理”。虽时光浩渺,这些小人物小故事找起来很难,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悟到章夫一直在努力——还原历史,让历史本身说话,是章夫在书写中致力追求的。

中卷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交子诞生地成都。成都是怎样一座城市?交子为何会顽强地诞生在这里?交子的生长土壤与其他地方有什么异同?作者试图从若干维度帮助我们寻找答案。比如,“益州交子务”诞生后有哪些机制体制上的创举?又如,大宋执政者眼里,成都如何成为朝廷经济的一张试纸?还有,交子诞生后,与成都“十二月市”如何相生相惜有效互动?最为点睛之处,是作者的写作思绪带着读者的阅读思维一直在往前走,从现象到本质层层剥离,透过若隐若现的蜀商背影,敏锐捕捉到了“蜀商”这样一个独特的标签——交子背影下繁华的大宋成都,为什么没能走出历史上“留”得下来、让人记住的企业家?更为喜剧与悲哀的是,就连交子铺唯一出现的商人代表王昌懿,还是私交子出现问题后,朝廷在追责文书里留下的名字,即或如此,也仅仅是唯一留下的富商人名。作者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荆棘之路”上追问,也便自然而然引出本卷最后一章“蜀道”与“世道”的运行基调了。由“交子时代”的成都官员到成都繁华的“十二月市”,再从一枚铜钱的命运追踪到若隐若现的蜀商背影,最后落脚到“蜀道”与“世道”。从官员到百姓,由月市到钱币,沿着“道”与“路”的变迁……中卷同样用5个篇章的体量,从叙事到故事,看似波澜不惊,字里行间背后,层层深入的逻辑关系一直伴随左右跃然纸上,稍作留意,就不难看出作者在篇章处理上的娴熟老道与材料铺排上的良苦用心。

下卷浓墨重彩于交子身后“千年来的世界”。此卷依然用了5个篇章,“南方丝绸之路”“粟特人”“吕贝克”“白银时代”无疑是其中的主题词,而作者并没有被这些遥远的“世界标签”所左右,为写世界而写世界,而是随时顾盼全书的主题“交子——成都——世界”,就像放风筝一般,风筝飞得再高,而那根线,却稳稳地攥在自己手里。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成都,有哪些要素需要交代?粟特人引发安史之乱时,成都在哪里?作为汉萨同盟的老巢,吕贝克的命运折射了什么?还有白银时代震荡波下的中国命运……作者显然顾及到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需求,在上卷的积累与中卷的铺垫基础之上,自然而然将目光与重点转向到“世界”这个更为宏大的叙事领域,旨在将读者的视野和思维引向深入、深入、再深入。不仅如此,作者还借用司马迁笔下中国古代3位巨商的经历,巧妙地分析自古以来中国儒家文明下独特的“商”元素,并特意放在世界这一卷,有意无意地将这些“独特性”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加以考量。作者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其实,答案就在每一位读者心里。

一口气读过章夫先生关于交子的文字,掩卷沉思,我不免心生感慨:作为一名学历史专业且又在历史行当耕耘一生的业界专家,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这里仅针对本书的相关特点与感慨,提出三点思考供诸君切磋。

一、新时代新语境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抒写历史?

这些年来,我们出版了太多所谓主流话语体系下的读物,历史读物尤甚。可以用八字以蔽之:“史料权威,叙事宏大”。说“史料权威”,不外乎我们曾经所引用的历史出处,几乎都是正史典籍,经过层层审查与审定的内容;所谓“叙事宏大”,就是看上去气势恢宏,却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见泰山之雄伟不见草木之茂盛。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书写习惯与思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专门人才”。

的确,历史的写法与读法有多种,就看用怎样的态度去看待。传统的历史书写,很容易陷入由史料到史料、从资料到资料的循环之中,难以抽身出来。一篇洋洋洒洒的历史论文,往往就是一堆历史资料的堆砌。如何将浩如烟海的史料,经作者咀嚼消化之后,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思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史识”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字,在今天的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斯·韦伯说得很直白:“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其实,近些年来,我们身边已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书写者,他们没有条条框框,少了“科班出身”的约束与限制,可以自由挥洒,充满“调动史料”的热情与情绪……看到这些文字,我很高兴,甚至以为“真正的高手有时往往在行业之外”。

这里要说到当代世界历史研究的国际潮流发展趋势,已由政治史记述为重,转向社会文化史为重;以知识精英的描述为重,转向以普通基层社会百姓万千气象的生活为重;由历史研究的陈旧式文化生态与呆板框式结构,转向历史研究的传承创新文化生态与活跃的思维进程同尊重历史为根的进程相融合的自由架构。一句话,是走展现心灵开悟、获取般若大智慧、超出常规智慧的清凉瑰丽之路。在叙事方式上,抛弃圣谕式的说教,将话语权交给大众,把宏大叙事寓意于生动细节之中。这是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现在是把“话筒”交给老百姓的时候了。

章夫的文字给我酣畅淋漓之感,关键在于他是用平民视角,把宏大叙事寓于细节絮语之中,于平淡中见瑰丽,是平常心却又错综古今、控引天地。无论是读他刚刚出版的历史书籍《窄门》还是当下这本,还有他长时间来关于成都历史多个角度的书写,我并未感觉到是在读历史类文字。他的书写紧扣主题,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放得出去又收得回来,可谓收放自如,这也是章夫作品的一大特点。我与章夫相识数十年,很早就注意他了。我以为,正因为他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眼里没有条条框框,心里没有陈规旧律,一切以新闻人特有的写作表现手法为上,即新闻术语中所说的“倒金字塔结构”书写,先将人们最感兴趣的元素放在第一位表达,以此类推。有这种“读者至上”的新闻思维,再加上扎实的文学功底,讲出来的故事肯定精彩好看。我欣赏这样的好看。

俗话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们知道,古代没有新闻行业,新闻从业人员由史官替代。严格意义而言,司马迁算是最早的媒体从业者。他广泛收集素材,遍览山水人文,一部传世巨著《史记》,就似一部深度报道作品集。我高兴地看到,章夫很好地继承了这样的职业思维和职业习惯,以新闻人的眼光和史家的情怀,写出了不一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作品。

“读史使人明智。”但,要说多读几本史书就会明智起来,没那么简单。读史关键在于方法,要善于总结和分析。记住一堆年号并不能使人明智。与其他所有学科一样,读史并不完全靠死记硬背,更需悟性,学历史并不见得都能获得智慧,有的时候获得的可能是更深的愚昧。

今天的时代要求我们时代的书写,我们究竟该如何以新的思路书写历史?无论是张宏杰还是章夫,都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他们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与赞赏。

二、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地,睁大眼睛看全球?

中国古时候有个比喻,叫作“东山钟鸣,西山磬应”,说的是很多现象看上去无关,实际上互相影响;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作“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说的是历史就像喀斯特地貌中的暗河,有的河水看上去断流了,但不管多远又会冒出来,看似断断续续,实际上笔断意连,顾盼生辉。惊人相似的是,西方也有一个比喻,叫“蝴蝶效应”,说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就会在北美洲得克萨斯掀起一场龙卷风。

全球历史中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冥冥之中潜伏着诸多逻辑关系与互动关系,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有一双发现这种逻辑关系的眼睛。葛兆光先生在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中说,过去很多历史书,先是只看到帝王将相、精英天才,忘记了普罗大众、平头百姓,然后是只看到各种人的变迁,忘记了自然、环境和物质的变动,最后是只抓住了道理,却忽略了故事。现代历史学形成时,最开始都是书写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形成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形成很晚。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叙述语境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从《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创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传统。司马迁写《史记》,主要写的就是传统中央王朝自古以来的历史,他也写匈奴、大宛、朝鲜、南越、西南夷,但这个周边的世界都很小,着墨也不多。这里我们也不必苛求司马迁,他能在那个相对“慢时代”的条件下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来,已经让人仰望不已。我这里想说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书尤其是正史里,这是一个传统,对外国历史的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陈陈相因的。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才开始注重“睁开眼睛”看世界。

布罗代尔说:“历史学家首先会打开自己最熟悉的通往过去的那扇门,但是,如果他想让自己的目光尽可能望得更远,就必须去敲开下一扇,然后是再下一扇门。而每一次,都会有一幅全新或略有变化的场景在其面前呈现……历史将会统一这一切,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将这些近邻关系、这些边界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变成一个整体。”所以说,这些分支领域当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必须去探寻其自身的运转模式,这个模式我们很早就有一个词来概括它,这个词叫“逻辑”。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其特有的时间结构:一个特别的开始,一个特别的结束,还有特殊的速度、节奏和内部分期。

20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兴盛的全球史是台球撞击型的。有人把历史比作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所以,进入全球史研究,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它不再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它也不再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它不再仅仅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个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不难看出,过去围绕着高高在上的“王”与“皇”的抒写,正在被拉下神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人民群众,芸芸众生)成为了历史的主体,这样的悄然变化越来越成为历史的抒写潮流。从这个基础上讲,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更重要地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的移民,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的传播方式,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

我以为,某种程度上讲,过去那种宏大叙事写作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批判并没有使它成为一种过时之物,而是使叙述变得更有意识。当然,这种宏大叙事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在人类群体生活秩序中,这一层面尽管仍然太过宽泛,但是作为一个几乎无从把握的完整体中的分支体系,其轮廓却是清晰可辨的。

不可否认,今天世界潮流之下的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视野,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历史不再仅仅以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的方式来划分,也不仅仅用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来划分。这正是葛兆光先生领衔所做的“全球史”的意义所在。章夫先生在本书中将最后的部分留给了“千年来的世界”,也是我最为欣赏的原因。

三、用什么样的方法,真正打通“任督二脉”?

传统意义上的任督二脉,按照《黄帝内经·素问骨空论篇第六十》所述,“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任督二脉出于人体胞中(少腹),在体表以人体腹部的曲骨穴为起点,从身体正面沿着正中央往上到唇下承浆穴,这条经脉就是任脉;督脉则是由曲骨穴向后沿着人体后背往上走,到达头顶再往前穿过两眼之间,到达口腔上颚的龈交穴。任脉主血,督脉主气,为人体经络主脉。任督二脉若通,则八脉通;八脉通,则百脉通,进而能改善体质,强筋健骨,促进循环。

任督二脉在中医诊脉与道家导引养生上相当重要,我这里想说的是,如何在历史资料和历史认知中,做到一脉相连真正打通。也就是如何既做到“通识性”又做到“专业性”的问题,要真正做到二者融会贯通绝非易事。

首先,要培养讲故事的能力。交子,作为一种千年前的货币单位,如何将这个一般读者可能感觉晦涩难懂的东西写得鲜活而好看,考验作者讲故事能力和语言功夫。“方寸之间,乾坤世界。”说到钱,人人都熟悉。钱币,或者说货币,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依靠任何外观或血统上的判断,而是因为人类有着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行为上的现代性。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大多数时候,钱被扁平化,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数字、一个缩影,折射出我们作为凡人最原始的期待。作者比较巧妙地避开了相关生涩的经济学术语,通过3个历史切片——楮树、天圣元年、英格兰银行天井里的两棵桑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入并升华开来,从而将这个久远而枯燥的历史元素鲜活而生动起来。关于交子,起始于成都16富户的史料不多,也没有相应的历史细节作支撑。仅仅十分简略地提到了一个叫王昌懿的商人,作者巧妙地引用小说中的情节,还原历史,使之丰富且好看。

其次,要有宽广的视野与胸襟。交子诞生于成都,作者也来自成都,如果站在成都写交子,作者可以轻车熟路,也可以写得生动有趣。而作者站在成都却又跳出成都,乃至跳出中国,用全球的眼光看待交子(作为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本来也是世界性的),用故事去分析其中的取舍与得失、来龙与去脉、子丑与寅卯,无形间就显示出作者在题材审视与把握上的视野与胸襟。本书中,作者十分聪明地用时间切片的方式来表达,以时间为轴,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就有了一些逻辑和关联。比如“交子时代的成都官员们”一章,浓缩在天圣元年和成都这一个点,实际上却能让读者强烈感受到大宋治下的中国模样。有时候,历史需要用长镜头与变焦镜去多层次观察。只有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观察,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这个“整体性”,是历史写作者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显功力的。只有跳出庐山之外,才会惊讶地发现,“庐山不在此山中”。

再次,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为何要把专业性放到最后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一些专业人士往往只具备了专业知识,把书“读”进去了,但往往没有“走”出来。我们常常将深入浅出这个成语挂在嘴上,却很难在实际中做到,只有“身入”才能“深入”,也只有“深入”才能找准事物的规律性;只有“浅出”才能将一些专业的高深的道理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字。往往看上去波澜不惊不动声色的文字,其实写作难度是很大的。这也是真正体现“把厚书读薄”的功夫所在。再回到章夫所著的这本书,交子诞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十分复杂,如果不加以厘清就很难将内容深入下去,要真正厘清又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艺术的表现手法,作者用几章的篇幅从不同侧面深入浅出来表达,效果很好。以往的研究者们总是把秦朝的二世而亡归结于皇帝个人的残暴和独断专行,而忽略了秦朝为运作其皇权专制体制而必须支付巨额费用这个财政性因素。它所承担的制度费用,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货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财政和市场两方面的需要。秦之速亡,亡于它无法支付庞大无比的制度费用,亡在它难以继续背负沉重的货币欠债,亡在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刑徒、士兵等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这是只有从货币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的结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读书与写作的方法,虽偏好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但科学、广泛涉猎最为重要。历史是一汪大海,只有把自己放到大海里,才会体味到其中的渺小与乐趣,也只有在大海里才可以真切感受到辽阔与博大,在审视一事一物后,你就会以不一样的胸襟与方式去研判那些史料与选题。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谭继和〔著名历史学家,四川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