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淑敏《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5日 12版）

 山东淄博史家遗址出土的“父辛”青铜爵

我国研究古器物的历史源远流长。古器物研究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按类别研究；二是打通类别按时代研究。还有一类古器物资源，具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甲骨文里的古器物。

甲骨文字的构形，既“取象”于日月山川、风云雷电、动物植物、人体器官，同时也有大量器物入字。炊器如鼎、鬲；食器如簋、豆；酒器如爵、斝；兵器如戈、钺；日常用具如床、席等等。不妨称这类文字为“器物字”。据统计，甲骨文中的“器物字”占甲骨文单字的将近一半（依《甲骨文字编》统计）。

甲骨文通过“象形”，保留了古代的器物样式，通过“会意”保留了器物的使用方法，甚至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行为。这是传统器物学很难获取的信息。

我们常常端坐桌前或卧床而睡，也许忘了3000年前的祖先习惯的是“席地而跪”，并且同样有简易的“床”。甲骨文、、三个字，描述“席”和“床”的使用不可谓不生动。

鬲是炊器，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近2000年。考古发掘出的完整陶鬲恐有数万之多。然而古人究竟如何用鬲？甲骨文、、三字给出了线索。以短竿炊煮，享鸡禽美食，也算是幸福人生吧。

不少人误以为商代文书全都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典、册）二字，揭示商人的日常书写应该是简册。古文献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在器物图形里得到印证。

即使辛勤的田野考古，有些器物也是“挖”不出来的。例如绳索，例如大多数木器。但这些器物可以“存活”于甲骨文中。我们熟悉的“祝福”二字，左侧使用了“示”为偏旁。“示”在甲骨文字中表示祖先死后“神主”所在，本是器物象形，或因材质易腐，实物已亡。但甲骨文保存了这种特殊的器具。通过它，我们可以观察古人丰富的精神生活。（祝），记录人们在神位前诉说心愿；和，记录人们向祖先荐酒供食。今日农村的祭祖流程早有源头。

研究甲骨文字中古器物，不仅可以获取远古信息，对于现代学术的发展同样重要。

一个成功的例子便是考古学家利用器物字助力田野发掘。这个案例发生在安阳殷墟。车马坑的发掘是田野考古中的重大难题。受限于对古代马车结构了解不足，考古学家早年清理出的商代马车均是直衡车（古车前端架于马项之上的横木是直的）。后来发现甲骨文中的“车”字有多种写法，既有直衡车，还有曲衡车。受此启发，考古学家按图索骥，果然清理出曲衡车。

甲骨文的创制时间事关汉字起源。研究器物字最有可能破解甲骨文的创制时代。甲骨文字记录的器物形象，与发掘出土的器物一样具有时代特征。“爵”字的“取象”特征是深腹、长流、平底。甲骨文发现于殷墟，但“爵”的字形却并不反映商代晚期的形象，而是具有明确的商代早期特征。因为殷墟的铜爵是凸底，商代早期的铜爵才具有深腹平底的特征。“爵”字的局部细节，也同样反映商早期特征。甲骨文的爵字有多种写法，最常见的两种是和。前者表现了纤细的三条实足；后者表现的却是上粗下细的三条空足。此类平底空足和平底实足的铜爵，正是流行于公元前15世纪的酒器。甲骨文的同期坑位并不出土这样的铜爵。因而几乎可以肯定“爵”字取象于早于殷墟近200年前的商前期，应该创制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

甲骨文中的器物研究，学术界先前不是没有关注。徐中舒的《耒耜考》，便考察过甲骨文中的农具。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也采纳过器物字信息。但以往的研究，总体上还是通过器物考释文字，对蕴含在器物字中的日常生活信息利用有限，对人类行为和人类思维习惯的研究少之又少。

甲骨文古器物研究不能停留在释字阶段而忽略文字本身直接记录社会生活的价值。随着党和国家的重视，冷门的甲骨学迎来了春天。如何实现冷门学科的突破？甲骨文中的器物研究可以打通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显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增长点”。

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田野资料与甲骨文字释读”（项目号：ZH017A8）成果

（作者：常淑敏，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