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 超

　　近日，演员郑爽被网络实名举报，涉嫌通过“阴阳合同”偷漏税，领取天价片酬。这一新闻再次引发舆论热议，社交媒体被“1.6亿元片酬”“日均薪酬208万元”刷屏。

　　天价片酬，严重挤占了影视制作成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伤害极大，对社会公平正义损害极重。这些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年来，为控制影视制作成本，将演员片酬在制作成本中的比例调至合理范围，有关部门和相关行业组织进行了不少努力。2018年，中宣部等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同年，三家视频网站及六大影视制作公司发布联合声明，共同抵制演员天价片酬，设定最高片酬限额制度。2020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通知，对演员片酬作出明确规定。今年1月，中国文联出台自律公约，要求文艺工作者坚决抵制偷税漏税、签署“阴阳合同”、索取天价片酬等行为。以上仅是最近几年的举措。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发现，天价片酬问题几乎是与中国影视市场化进程相伴生的一种现象。

　　1995年第七期《当代电视》邀请了影视界知名人士米家山、陈道明、申军谊、孙道临、吴贻弓等共谈演员片酬。当时中国电影刚走向市场没几年，演员片酬占比过高导致的问题，就较为严重了。以至于1997年12月有媒体刊发《CCTV“封杀”高价大腕？》的文章。比题目更引人深思的，是文章的第一句话：“1997年娱乐界让人最触目惊心的便是影视片的制作费和大腕明星的片酬。”原来天价片酬，已经至少被人们说道了20年。

　　1997年，为了遏制明星们的过高片酬，中央电视台组织15家电视台及有关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制片人，组成“CCTV特约制片人联谊会”，对部分演员索要高片酬予以抵制，以保证至少有50%的经费用于电视剧拍摄制作。即使是当红演员，每集片酬也不得超过1万元，并且申明，如果有演员要求突破上限，所有会员将一致予以“封杀”。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影视史上第一次对演员限制薪酬的举措。但很显然，这不是最后一次，而且收效似乎寥寥。1998年第二期《乡音》刊发的《“封杀”片酬能否成行？》一文，提到演员片酬占制片总投资的比例，1979年占15%，1989年占30%，1998年占60%。那时演员片酬较高，占到总投资的一半以上，甚至绝大部分，造成明星“紧吃”，制作费用“吃紧”的状况，是很不正常的。

　　天价片酬的问题存在了很久，但是为什么至今依然存在。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以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最近这些年纷纷涌入影视制作行业，带来大量资金。另一方面，文艺界本身也存在浮躁的行业氛围，比阔气、讲排场、拼明星的不良风气在小圈子内盛行。编剧陈彤说，以前制片人都会问编剧，你想写什么戏？现在，他会直接告诉你，你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剧，才会有流量明星来演。

　　流量明星，逐渐成了影视圈内部分从业者心照不宣的通行证。编剧汪海林举了一个例子。有的平台事先定了一个流量明星的名单，让制作公司在里面选，只有在名单上的演员出演，平台才买。经纪公司知道自家演员在名单上，自然坐地起价。有人生动地打了个比方，如报价5亿元购片，制作公司拿出3亿元请指定的男女演员，一人1.5亿元，剩下的成本5000万元。总成本3.5亿，除去税等，制片方可以赚近1亿元。真正用来拍戏的钱，包括制作费、编导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费用，可能只有这5000万元。

　　财大气粗的平台和制片方选角只看“数据”，而数据则是可以伪造的。流量明星和团队必须掌握水军，通过控评、刷数据、“撕番位”来保障流量明星能够持续获得天价片酬。数据成了衡量一个演员是否有“流量”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演员有没有艺德、演技如何，都是不重要的。甚至，演员有“黑点”也是可以容忍的。郑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黑红”也是红，雷言雷语说得越多，话题热搜上得越勤。丑闻劣迹甚至成为某些演员挟以自重的资本。部分流量明星和平台的这种做法，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近几年，通过各部门共同努力，天价片酬现象已经得到大力纠正。“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原则，正在影视创作中流行开来。如今，相较于天价片酬明星生产的平庸甚至低劣之作，越来越多观众更愿意为好故事、好作品买单。当然，要想真正遏制住天价片酬以及浮躁的行业风气，形成真正风清气正的影视创作氛围，还需要整个行业、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将唯片酬论、唯流量论、唯票房论转变成唯作品论，才能创作出更多经得起考验的经典之作。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