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兴友

“打酱油，调面啰，买盐巴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乡村商贩开始出门了。现在，一辆小皮卡，就可以装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走村串户，服务到家。商贩的车厢上，挂着一个充电的小喇叭，叫卖声录入小喇叭里，费电不费力。收款的二维码挂在小喇叭旁边，选好商品，手机一扫，在家门口轻松完成交易，既方便又快捷。

曾经，调面、打酱油、称盐巴，是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成都周边的农村人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时的东山五场之首——成都市青白江区廖家场整个场镇，没有超市商场。大大小小的加工厂和幺店子，星罗棋布，像繁星点点，散落在农村旮旮角角，成为乡下人调面、打酱油、称盐巴、买针线的主要场所。

大人们要在生产队干活儿挣工分，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调面和打酱油上。于是，娃娃们放学后，就成了家庭生活物资采购的主力军。我是千千万万“调面娃”中的一个。

“调面”四川话也叫“左面”，就是把家里的小麦、玉米拿到加工厂去换面条。“左”也是“调”和“换”的意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家里经常有面条可吃，是非常令人向往和惬意的事情。

根据小麦的干湿、饱满程度，一斤小麦可以调7到8两面条。而玉米就廉价了许多，一斤最多只能调4到5两。

在廖家场出场口，往洪安火车站方向，有一个名叫“双滴水”的水磨坊最为有名。磨坊大气恢弘，扎实稳当得很。双滴水水磨坊横跨一条坡度约为45°的河流建造，不仅能做细面、宽面、咸面、白水面、蔬菜面、鸡蛋面、二叶刀等五花八门的各种面条，还能磨粉、打米、榨菜油。有磨盘直径达2米多的牛拉大磨，也有直径不到一米的小磨。大磨由两头被蒙住双眼的粗壮的水牛一起发力；小磨则由磨坊下面的流水为动力转动。

“牛拉磨，为什么要把眼睛蒙住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使牛的人说，蒙住免得思想开小差。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牛在工作的时候，眼睛被蒙住，是为了长时间围着一个打磨盘出力转圈不头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拉磨的牛听着脚下激流声，黑暗的工作环境就是它们的整个世界。

大磨磨重，双牛发力一起才拉得动、转得快，磨出的粉又白又细。做面选精粉，必出大磨。所以，每次呼哧呼哧把面条往嘴里送的时候，那两头牛的身影老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那时，电在成都农村尚未普及。挂面做出来后，要靠自然晾晒。夏天天气好，背上半背篼小麦，很快就可以把面调回家。遇到梅雨天气，很多时候白跑一趟。磨坊里的储备面条在一天天减少，调面吃面的人一直有那么多。储备的面条完了，那就只好等刚做出来的面条晾干。

记得1979年冬天，为了调到面条，年幼的我受全家之托，背着沉沉玉米去调面。连续一周，跑了六七家加工厂水磨坊，都无功而返。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母亲就开始烧水了。她说，这次我把水烧起等你，也许水烧开了，你就回来了。我确实在母亲刚刚把锅里的水烧开就回到了家里。但是，我背回来的，还是玉米。母亲一气之下，从粉缸里抓起两把玉米粉，洒进翻滚的开水里。熬了一锅可当镜子照人影的清粥。

家里有面条，通常会留着晚上吃。在全家人眼里，面条是一日三餐中，最美味的食品，必须留在时间最充裕、全家最放松的晚上慢慢享用。同时也是对一天辛苦劳动的犒劳。

母亲是个美食家，做的米酒花白香甜，灌的香肠香飘山川河谷。而在做面条佐料时，更为讲究。摘些青辣椒，剁成细末，把菜油煎熟，趁热淋入青椒内，加上葱葱蒜苗，加上酱油少许醋，不用味精香料，那面条好吃得从脚底舒服到头顶。

我说的打酱油和称盐巴，是在瓶装酱油和袋装盐出现之前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在乡下酱油不分等级，没有好孬之说。带上自家的空瓶子，到幺店子打个半斤1斤酱油，价格在1毛到2毛钱。再打上一斤醋，8分钱。盐巴1毛5一斤，全家可以吃上一两个月。平时家里的下饭菜，以地里采摘的豇豆、大蒜、红萝卜、半红海椒做的泡菜居多。酱油主要用于吃面条的佐料，这就更凸显了酱油在物资匮乏年代的尊贵地位。

曾经，年幼的我背着玉米小麦去调面，打着两毛钱一斤的酱油，称着一毛五一斤的盐巴。如今走村串户的商贩，虽然仍用“调面”和“打酱油”的说法，过去的单一交易方式，却已被多样化服务所取代。过去和现在都是“调面”和“打酱油”，叫法一样，内涵却完全不同。它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留住的是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