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运会的吉祥物“蜀宝”“锦仔”，以大熊猫、川金丝猴为原型，以“蜀锦”为灵感核心，在命名中将“蜀”和“锦”分别作为两个吉祥物的开头字，可见成都人对真丝彩缎的重视和喜爱。

西汉文学家扬雄的《蜀都赋》里记载道：“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成都，别名锦城、锦官城，锦江悠悠穿城而过，行政区划中有 “锦江区”，还有双锦路、百锦路、望锦路等众多以“锦”字命名的街道。成都，与蜀锦密不可分。

蜀国的得名与蚕密切相关。在《说文解字》中，“蜀”字被解释为“葵中蚕也”。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矿化丝绸印痕。

而在传说当中，昌意、颛顼为生活在四川湔江一代的蜀山氏带来中原缫丝织绸技术，蜀山氏发展到蜀王蚕丛时代拥有栽桑养蚕的技术和经验，二者结合，成为古蜀丝绸文明的起源。可以说，巴蜀是丝绸文明的起源，堪称“天府丝绸文明的摇篮”。

西汉时期，成都已经一跃成为“列备五都”的超级都市，也是蜀锦生产制作的主要基地。西晋左思《蜀都赋》中“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盛况，便是这一时期成都纺织业的生动记录。

那时的纺织机构有官营、私营之分。官营纺织机构多生产高级品、奢侈品级别的蜀锦，用于进贡给朝廷。如1995年在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便被认为是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的。同时，由于宫廷官府对织锦的需求量大增，为管理蜀锦的生产，在成都修筑官府作坊——“锦官城”。另外，私营作坊则以盈利为目的，组织起数量众多的匠人，实施规模化生产。

到了唐代，成都织锦迎来了又一次高峰。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成都地区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包括成都府和蜀州的锦、单丝罗，彭州的缎罗、交梭，蜀州的花纱，邛州的丝布。这些丝织品不仅精致华丽，数量也颇为可观，因此成都地区生产的锦、罗等丝织品，颇受唐代王公贵胄、豪门富户的喜爱，在上层社会中广为流传。

［（市场嘈杂）

店家：诶，姑娘，来看布料啊，

女：嗯，要去春游，想赶着做几件衣裳

店家：好巧，前天刚好从蜀地进了几匹上好的锦缎，姑娘，这边请

女：哎呦，这纹样挺新啊

店家：这叫“陵阳公样”，就是鸟兽图案都是成双成对，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对称，姑娘穿上可好运连连啊

女：店家，你可太会说话了，这我可得好好选选。。。。

店家：不急不急，我再给姑娘多那点小样看看，保证姑娘穿上分外两眼。。。。］

店家所说的“陵阳公样”，其实就是唐太宗时期窦师纶所创的“陵阳公样”。这是蜀锦中典型的一种纹样，由唐代丝织工艺家窦师纶在传统蜀锦织造艺术基础上，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作而来。这种纹样转变了中原织物自汉代至魏晋一直沿用的带状循环构图模式，标志着唐代的纹样完成了吸收利用西方纹样，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成都出现了专门的“机户”生产丝织品。所谓“机户”是脱离了农业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生产场所通常靠近城市或干脆设在城中。陆游的《晚登子城·江头作雪雪未成》中就有“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的记述，可见当时城中机户之多、城中织造之盛。另外，当时染料技术获得了极大发展。染红用的红花、染青用的兰草、染绿用的艾、染褐用的皂斗、染紫用的紫草等植物染料在农村广为种植;丹砂、石青、石黄、石绿、粉锡、铅丹等矿物染料也已普遍开采和使用。同时，桑蚕的养殖技术也有所进步。宋代的成都人根据蚕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地使用不同饲料。《能改斋漫录》一书中记载，“蜀之蓄蚕，与他邦异。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故宜色。”以这种方式喂养的蚕，所产蚕丝易于上色而不易褪色，使当时的蜀锦在色牢度方面远胜竞品。

元明之后，成都几经兵革，蜀锦一度暗淡，幸而传承未断，并在清代迎来了新一轮发展。

到了今天，蜀锦技艺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上都能看到蜀锦、蜀绣的影子，向世界展示着这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