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四川省图书馆借阅书籍

王嘉陵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唯一的成都之行。在此期间,他在百忙之中视察了成都很多地方,包括成都量具刃具厂、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向四川省图书馆借过几本书籍,并在书中留下了批注和题签。

很多年前,我在查用档案材料时,见过毛泽东向四川省图书馆借书的记录,还有毛泽东所借书籍及其在书中所作圈点、批注和题签的书影。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会期18天,各省政要和中央各部大员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前5天(3月4日),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抵达成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保持了一贯的作风,在频繁的会议日程中(他在会上前后作了6次讲话),不减对古典诗词和地方文史的雅兴,会前(3月7日)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会中向省图书馆借阅《李长吉集》《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书,并于会上编选两部诗集,印发与会者。

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四川省委金牛坝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接见全国各省(区、市)负责同志(图源:《四川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1972-2001》)

毛泽东所借四部书籍,阅后归还省图书馆。《华阳国志》卷第三蜀志部分有铅笔所作圈点,《灌县志》关于都江堰江水流经灌溉地域有圈点,《都江堰水利述要》水利部分有铅笔朱批,语意不甚明了。据当时办借还手续的沙铭璞先生言,书借出前并无任何圈点批注,书还回来时的圈点和批注,出自主席之手当无疑问。

毛主席借(圈)阅的《灌县志》《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王嘉陵 供图)

此三部书是印于民国时期的旧版,既有成都历史文化内容,也有关于成都平原水利和农业的知识,应与主席来川的工作有关。惟《李长吉集》是古本唐人诗集,还书时增加了主席题写的书名。毛主席为什么借阅诗集,那么多诗人中为何独借李长吉的诗集?

毛泽东喜爱古典诗词,尤其偏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李贺他是情有独钟的,多次在书信文章中赞赏李贺。李贺早逝,性格叛逆,诗文长于幻想而冷寒奇崛,人誉其为“鬼才”,对他的喜爱,说明毛泽东的艺术趣味。

他经手的不同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选》等,几乎每本都有圈点。传世的李贺诗约240首,毛泽东圈点过的就有83首。毛泽东诗词中也多处见到李贺的影响。如《念奴娇·井冈山》词“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一唱雄鸡天下白”,均典出李贺《致酒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天若有情天亦老”,则径直引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典。

1958年3月16日傍晚,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视察成都近郊郫县合兴乡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与社员温大娘拉家常(图源:羊城晚报)

毛泽东有诗人和文人的气质,即使在演讲政治或处理政务中,也喜欢引经据典。在成都会议期间,甚至在会上印发他选编的两部诗集(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这当然不能看作纯文学的由头(毛泽东首先是伟大的政治家),两部诗集所选不仅是古代大诗人的作品,而且是写四川的,因为当时会议在四川境内召开:一部题为《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另一部题为《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两部诗集当年即合为一部正式出版)。

《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毛泽东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初版,2018年5月再版(汪毅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前一部诗词集,收有李白、杜甫、岑参、唐玄宗、王勃、张籍、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罗隐、李贺、温庭筠、韦庄、苏轼、陆游等15位诗人的作品。

后一部诗集收有杨基、李延兴、杨慎、黄夫人、皇甫汸、李攀龙、谢榛、谢遴、费密、吴骐、陈恭尹、黄幼藻等12位诗人的作品。

这么多诗人及其诗作,是已经编选好随身携带,还是从他处借来资料临时选编,不得而知。以常理论,当是在来成都前已经编选,临付印时又作审订。那么,毛泽东从省图书馆借阅《李长吉集》,除了雅好李贺诗临时想读外,有两种实际需求的可能:前部诗词集缺李贺的诗,集中所收《巫山高》一诗,是从省图书馆所借《李长吉集》中选取的;或者,该诗早已入选,因仅此一首嫌少,借书是为了确定,还有无可能增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送还的毛泽东借(圈)阅的图书(王嘉陵 供图)

1976年秋,毛泽东主席逝世。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联系四川省图书馆,取走毛主席生前阅过的四部书籍,作文献整理研究用。又十年,其中三部送还归库,至今珍藏于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惟经主席题签的明万历刻本《李长吉集》二册未还。遗憾的是,我曾阅过的档案材料,居然也散失于馆舍搬迁时,主席手书的“李长吉集”真迹,在四川连书影也没有留下。

(本文收录于成都市锦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锦江记忆》一书)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嘉陵(四川省图书馆原副馆长、文献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