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 邢向东

《光明日报》( 2023年08月27日 05版)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秧歌腰鼓演出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剧照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一九四三年,鲁迅艺术学院表演《兄妹开荒》。资料图片

【口耳间的中国】

陕北秧歌是一种集歌、舞、戏、乐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体歌舞活动,也叫“闹秧歌”“闹红火(huò)”,秧歌有唱词的叫“唱秧歌”。陕北秧歌扎根在黄土高原,历经千百年,既是保存和研究方言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方言口传文化传承创新的经典案例。

1.“秧歌”还是“阳歌”

地方志和陕北秧歌研究文献中,“秧歌”又记作“阳歌、禓歌、殃歌、羊高”等。其中“阳歌”“秧歌”最普遍。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秧歌”的记载。例如,清末修纂的《米脂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迎春,乡民扮杂剧唱春词,名曰‘阳歌’。”

方言口语中“秧歌”的首字一律读yánɡ,阳平调。“秧、殃”则都是阴平,声调不符。“禓”读音相符。不过从意义看,“禓”在《说文·示部》中释为“道上祭”或“路神”,意义不符。唯有“阳”声韵调皆通,且与秧歌的意义内涵联系紧密。

陕北秧歌可能起源于古老的傩祭活动。县志中有秧歌“为傩装扮、歌舞”“有乡人傩遗风”以及秧歌“驱疫”、跳秧歌舞“不生瘟、疫并无”的记述。闹秧歌的时间是元宵节前后,可见秧歌原是迎接春天、驱瘟酬神的歌舞祭祀活动。另外,秧歌队的灵魂人物“伞头”所执之“伞”,民间叫“日照”;而在清涧、延川等地,手持绘有“日照”(太阳)图案道具的“日照官”是秧歌队不可或缺的角色,这都说明秧歌和太阳关系深远。因此,秧歌的本词实为“阳歌”,寓意迎接阳春,以阳克阴。以上均与南方人插秧时所唱之歌无涉。

现在普遍使用的“秧歌”词形,可能与南方方言有关。清代官制是异地做官,北方多有来自南方的官员。南方普遍种植水稻,有“插秧歌”,南来的官员受母语方言、文化影响,可能把陕北的这种春节前后的民间文艺活动重新解读为“秧歌”并记录在志书中。而1939年以后,延安时期的各种报刊上大量使用“秧歌”的写法,还创造了秧歌剧、新秧歌等文艺形式,使“秧歌”的词形固定下来并通行全国。这一来是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二来“秧歌”的写法更能体现“艺术来自劳动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念,适应时代的要求。

我们认为,既然“秧歌”的写法已经约定俗成,就可以继续沿用这个词形。

2.老秧歌与新秧歌

陕北秧歌分为老秧歌和新秧歌。老秧歌是指保留秧歌基本程式的传统秧歌,主要分布在榆林市榆阳区保宁堡、米脂、绥德、子洲、吴堡、佳县、清涧和延安市延川、子长、延长及宝塔区东部乡镇,其中,榆阳区保宁堡秧歌最古老。新秧歌歌舞化明显,主要是巡游或广场演出,伞头演唱内容大量减少,角色相对简单,道具、动作整齐划一。新秧歌非常普及,老秧歌已经式微。

老秧歌保留谒庙、排门子、打彩门、转九曲等一系列固定程式,这些程式中都有唱的内容,需伞头完成;秧歌队里角色较多,有伞头以及文身子(女装)、武身子(男装)、扠棒子(武身子的表演形式,也叫打扠棒)等;道具、动作没有统一标准,可谓百人百样。

“谒庙”的“谒”义为禀告、陈述。谒庙就是到寺庙、道观给神唱秧歌,歌词内容为颂神、酬神。

“排门子”也叫“沿门子”“转院”,专指秧歌队去村民家跳秧歌。“门子”即门,代指“各家各户”,“排门子、沿门子”取挨门逐户之义为名,“转院”则取秧歌队在院子里转圈表演为名。民间认为,“排门子”秧歌上门,能给主家带来好运。伞头即兴编唱,歌词都是夸赞、祝福之语,有“伞头口里讨吉祥”之说。

打彩门指在彩门前斗歌斗舞,是迎接外村秧歌队进村的一种仪式。传说“赵匡胤留下个打彩门”。一个“打”字映射出边陲人民世代尚武的精神。主客两班秧歌队分列在彩门内外,两个伞头斗智对唱,一问一答,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转九曲也叫“转灯”。“九曲”又叫“灯阵、九曲黄河阵”,源于姜子牙破九曲黄河阵的传说,同时又与黄河的九曲十八弯有关。365根灯盏,横竖各19行,排成九曲十八弯的方阵。正月十五前后,人们逛九曲灯阵游百病,希望百病全无。伞头领唱传承下来的唱五方、二十八宿的秧歌词。

3.方言与文化

陕北秧歌有着独特而丰富的语言文化意蕴。古词语在秧歌唱词里俯拾皆是。如清涧送行秧歌唱词:“窑又窄来炕又小,起架不够五尺高,灶火里没有把火烧,闪得亲戚每没宬好。”其中的“宬”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宀部》:“宬,屋所容受也。”“每”是唐五代、元代表示复数的助词。再如彩门秧歌唱词:“都说贵村女子妙,拽烂袖口扯烂袄。我村后生实在憭,真是穆桂英配个杨宗保。”“妙”指女性长相姣好,见于《广雅·释诂一》:“妙,好也。”“憭”义为聪慧、精明。《说文·心部》:“憭,慧也”。段玉裁注:“《方言》:‘愈,或谓之慧,或谓之憭。’”又如彩门秧歌唱词:“衣裳褿的打擦擦,驴龙头裤挽圪垯。”“褿”指衣被脏污,见于《集韵·豪韵》:“一曰衣失浣。”

有些唱词带有浓郁的方言特色,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排门子”时的唱词:“一圪都都葱一圪都都蒜,一圪都婆姨一圪都汉,一圪都秧歌满院转,一圪都都娃娃撵上看。”圪头量词重叠式和比兴手法的运用,营造出了鲜明的方言韵味。再如夸女子漂亮:“这个婆姨俊得像个崖画画,穿的红袄绿褂褂,腰上细得一把把,沟子好像南瓜瓜。”“崖画画”指墙壁上的贴画,借指画中的美人儿;“南瓜瓜”是临时偶发的重叠词。短短四句用了四个重叠词,描绘出陕北女子的风情和韵致。

陕北秧歌中沉淀着久远的历史文化。秧歌唱词涵盖历史事件和人物、天文地理、国家大事等。如“打彩门”的二彩,甲唱:“什么人开天又辟地,什么人钻木显威力,什么人先宬窑洞里,什么人八卦排节气?”乙答:“盘古开天又辟地,燧人钻木显威力,有巢氏先宬窑洞里,伏羲氏八卦排节气。”秧歌的扮演角色“毛鞑子、老毛、蛮婆、蛮汉”等,与观众亲密互动,其乐融融,反映了历史上陕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陕北秧歌是汉族舞蹈,又有少数民族元素,如延川秧歌的有些动作就是从回族舞蹈演变而来的,曲调也与甘肃民间小调有相似之处。

4.传承与创新

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陕北秧歌在两个方向实现了创新发展。

第一个创新是秧歌剧。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当时创作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秧歌剧,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风靡一时,备受欢迎。秧歌剧将秧歌和传统戏曲相结合,增加了大量风趣幽默的对白,内容是大生产、识字、抗战、支前、戒赌、改造二流子等,寓教于乐;曲调则采用眉户、道情、二人台、碗碗腔以及陕北民歌加以改编。秧歌剧成为方言口传文化创新发展的经典。改革开放之初,几部秧歌剧重新上演,再次引起轰动。2023年2月榆林市新上演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以陕北民间故事为框架,以陕北原生态民歌、秧歌为链条,以民间传统习俗文化为线索,演绎了黄土高原上动人的爱情故事,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派和鲜明的地域风格。这些都展现了民间文艺形式改造创新后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个创新是新秧歌,强化了秧歌的歌舞化和娱乐性,群众参与度大大提高。比如,新秧歌摈弃了原有的祀神内容,把秧歌变成了群众性广场表演艺术乃至健身活动。不仅春节集中演出、比赛,平时在城市的广场上也可见到扭秧歌的身影。真正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目标。

秧歌还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彩门秧歌”是一个村的秧歌队到其他村去“访问演出”。经过“打彩门”、主方招待、节目表演等,大大拉近了不同村寨百姓之间的感情。秧歌队“排门子”走家串户送祝福,对建立同村邻里之间的和睦亲情关系颇有功用。秧歌队从伞头到普通成员,很多是自愿、义务的,没有报酬,也体现了他们的淳朴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看,秧歌不仅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而且是构建和维系睦邻友好的村寨关系、邻里关系,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实现社会自我治理的有效途径。

(作者:高峰 邢向东,分别系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