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朴生　萧朴生（1897－1926），名树棫，字朴儒，笔名觉奴，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元街道白鹤社区人。1921年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2月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1925年4月任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书记，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党的早期宣传家、社会活动家。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加入“少共”的介绍人。   

1926年9月，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决定，由萧朴生担任中国济难会的主要负责人。萧朴生因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积劳成疾，10月重病入院，经抢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时年29岁。

陈家珍　陈家珍出生于1897年，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1920年12月与萧朴生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回国后，同年5月，与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一起介绍国民军联军名将史可轩加入共产党，其间参加过冯玉祥将军征讨北洋军阀的“五原誓师”。同年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教官。同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秘书。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陈家珍担任中共陕甘区委委员兼军委书记，为推动陕甘地区工农运动和军事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国共合作破裂，陕甘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归于失败。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陈家珍只身赴上海，向党中央紧急报告陕甘地区的政治军事情况，请求中央指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定的组织原则性。

阚时杰　阚时杰出生于1904年，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人。1920年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同年9月与邓小平、冉均、胡大智等共84人乘“鸯特莱篷”号邮轮由上海出发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在旅欧党团组织中曾任过宣传部副主任。1925年底或1926年初由组织派谴到苏联学习，之后由于国内斗争需要回国。回国后被指派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工作，担任中共海陆丰地委宣传部长。在周恩来、彭湃等领导下，他与张普鸣、郑志云等一起放手发动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阚时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后至今音讯全无，牺牲的可能性很大。

叶德生　叶德生（1897－1950），又名尚宽，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红豆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参与过广州起义。

叶德生幼年入绵竹章秀斋启蒙学堂，与绵竹革命先驱王干青同为章师门生。后入绵竹县立中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受王右木、吴玉章等革命先辈影响，思想进步，以“教育救国”为宗旨，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川后，任教重庆第二女子师范。

1925年7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学习，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黄埔结业，7月被委任为北伐第四军某团党代表。武汉黄埔军校成立后，叶德生到武汉黄埔军分校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叶德生随武汉黄埔军分校到广州任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党总支书记。1927年12月11日，由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叶德生被追捕甚急，幸遇长堤白云观老方丈将其剃发化装为和尚，才得以脱险。在白云观避居数月后，绕道上海，于1928年回到四川，将经过情形告知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张嘱其继续为党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后，随川军二十一军出川抗日，任教导队总队长，赴江西前线。在战斗中不幸被日寇炮弹中伤头部，住院数月后，于1939年回家养病。

叶德生虽隐居乡下，但对国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为不满。因受到特务的监视，行动受到限制，加之王干青、李筱亭等同志失去联系，在此情况下，于1941年夏皈依佛门。1947年，能海法师命叶德生赴彭县龙兴寺建修佛塔。在此期间，他对党、对革命同志仍极为关心。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残害革命志士，张秀熟处境困难，叶德生乃将张秀熟安置在成都东桂街他的家里，并嘱其家属精心保护，使张秀熟得以安全工作。

1949年冬，叶德生突感腰部疼痛，医生诊断后建议住院治疗，因修建佛塔处于关键时期，叶德生坚持不离开工地，待开工后再行就医。因拖延时日，病情加重，医治无效，于1950年春在近慈寺逝世，享年53岁。

旷继勋　旷继勋（1897－1933），原名大勋，号集成，贵州省思南县人。1916年投入川军赖心辉部当兵，1920年升任连长，1923年升为营长，后任团长、旅长等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6月29日带领全旅4000余名官兵在四川省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大旗，旷继勋任总指挥。1930年春，任红6军军长；1931年1月，任红4军军长；1931年10月，又在徐向前部任红25军军长兼独立师师长。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旷任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1933年6月，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惨遭杀害，年仅36岁。2009年9月10日，旷继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21年秋，时任四川边防军赖心辉部连长的旷继勋率部驻防孝泉镇，在半年的时间里，他带领队伍肃剿附近一带匪患，为民除害，深受百姓爱戴。其功绩被人民广为称颂，并在孝泉镇为其立碑纪念。

王敬德　王敬德（1906－1933），又名进德，字毅，外号老杨，四川省阆中县千佛场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军支负责人，指挥孝泉兵变。后任中共绵竹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管军运、武装组训工作。1933年被捕后英勇牺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阆中既是阆中苍溪南部中心县委所在地，又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边缘，阆中徐垭口还是通往川陕苏区唯一的秘密通道。这时，已孕育了革命思想的王敬德决心投笔从戎，效命沙场，以尽拳拳报国之心。其时，王敬德的堂兄王育德已在二十九军升任教官并暗中加入地下党，他趁该军驻阆中军官教导队招募新生的机会，返家动员王敬德报名入队学习。王敬德前往应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三台学习结业后，升任第二混成旅二十六团一营军训队见习排长，并经王育德的介绍在部队加入了共产党。

王敬德入党后，积极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发展了二十六团三营副营长赵炳贤入党。在赵炳贤的掩护下，王敬德在二十六团中广交朋友，建立感情，发展士兵组织。王敬德和赵炳贤在二十六团建立地下军支后，发展党员30多人，外围组织苏红之友社120多人，

1931年3月，二十六团军支在绵阳建立，王敬德任军支书记。不久，该团换防于绵竹，四川省军委将二十六团军支关系转绵竹中心县委领导。

1932年春，王敬德、张绍武在二十六团的活动有所暴露，绵竹中心县委把二人调往安县开展地方工作，王敬德担任了中共安县特支委员，后来又兼任了旱坝党支部书记。1932年10月，田颂尧军二十六团准备开赴成都参加与刘文辉部的军阀战争。中共四川省军委和绵竹中心县委审时度势，分析了二十六团内部情况，认为部队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决定抓住战机，在孝泉发动革命兵变。中共绵竹中心县委派王敬德回部队去考察和帮助孝泉军支开展工作。

10月18日午后2时，王敬德到达二十六团驻地孝泉，将绵竹中心县委的指示转达给孝泉军支负责人赵炳贤。当晚，秘密召开了党员会，讨论县委指示，并由赵炳贤报告了全支部的工作近况。通过商议，兵委决定了下步工作计划。

19日晚上8时，王敬德、赵炳贤分头参加各连支部会议。当赵炳贤召集第十连支部党员在孝泉场外马路上开会时，被反动军官徐连长、卢排长发觉，报告了罗团长。20日上午，趁营长以上的军官去德阳师部开会之机，王敬德、赵炳贤发动了孝泉兵变。兵变队伍在向安县进军途中，选举了军事负责人，宣布成立“川西北第一路红军”，由王敬德任总指挥，赵炳贤任政治宣传员。

起义队伍到达安县沸水后，在前有团防，后有追兵，疲于作战，弹尽粮绝，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况下，且战且退。当撤至安县沸水与太平交界处的大石坝深山老林中，又遭到邓显廷的地方反动武装的围剿，起义终归失败。川西北第一路红军从成立之日起，只存在了三天时间。鉴于王敬德在军队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将他调到安县开展地方工作。是年冬，王任绵竹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管军运、武装组织工作，仍同省军委保持联系。

1933年10月12日，王敬德在安县作策反工作期间，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王敬德慷慨就义，年仅27岁。

1984年10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王敬德为革命士。

朱鸿恩　朱鸿恩(1919－1958)，又名朱择璞、朱辛莱，山东省

平原县城南大朱庄人。193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德阳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国立六中德阳二分校党支部书记。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7年下半年，山东省大部分地区沦陷。此刻，山东省教育厅命山东境内所有中等学校南迁，并在河南赊旗镇定校名为“山东省联合中学”，后南移湖北郧阳、均县时，更名为“国立湖北联合中学”。

1937年10月3日,刚入学不久的朱鸿恩告别了祖母、母亲、妻子和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随平原乡村师范学校南迁流亡， 经河南到湖北，入湖北中学师范部，不久又转入郧阳校本部初中部学习。1938年，日本侵略军溯长江而上，武汉告急,郧、均两县危在旦夕。山东省教育厅遂命国立湖北联合中学继续南迁四川。朱鸿恩与几百名师生一道，于1938年冬，踏上了奔赴四川的艰难旅途。

流亡途中，朱鸿恩经常给一些知已的同学讲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当师生们行至陕西南部旬阳住宿时，朱鸿恩便把10多个同学召集起来，向大家提出：组织起来成立个读书会，以便进行学习和抗日宣传。大家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一致推举朱鸿恩为负责人。    

1939年2月，800多名历尽艰辛的师生终于抵达四川绵阳。学校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之命，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并设校本部和一、二、三、四分校。“野军读书会”的成员也分别到了二、三、四分校和校本部。分校前，朱鸿恩召集读书会成员开会。会上决定:读书会人虽分开了，但组织不解散，成员们在各自学校活动，互相保持联系。因此，德阳二分校就成了“野军读书会”后期活动的中心。朱鸿恩等人一到德阳二分校，便开始了各种活动：办起一个叫《萌芽》的墙报，每周一期；成立了“二分校话剧团”，到德阳社会上演出《马百计》等抗日救亡剧目；组织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时事等。

1939年暑假，朱鸿恩召集各分校的读书会成员在德阳城外小河边开会，讨论读书会的前途问题。朱鸿恩在会上郑重地说:“近来形势紧张，读书会的存在发生了问题，为了以后的学习与生活，我们要与地下党联系。

会后，朱鸿恩立即执笔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重庆新华日报馆、成都新华日报分馆写信，信中分别反映了他们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心情，表达了他们参加共产党，投奔延安的愿望。不久，便收到了回信，对他们的革命热情予以肯定，并表示给予帮助，尤其是成都新华日报分馆的回信使人倍感亲切。于是，朱鸿恩和朱鸿勋带着这封长篇回信，步行到成都去找地下党组织。

朱鸿恩等人入党后，广泛团结本校同学和社会青年，把读书活动和抗日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正当朱鸿恩等人活动最活跃的时候，学校当局、三青团和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开始对进步学生(此时党的组织尚未暴露)进行迫害。1940年上学期，“野军读书会”被勒令解散，进步书籍被查收，话剧团被解散，墙报被撕毁，不少进步学生被罗列罪名而受处分。

面对反动派的迫害，朱鸿恩带领进步学生进行了反迫害的斗争。他们千方百计将已被查收的进步书籍秘密取出，转移到卿三俊家里。同年4月，朱鸿恩与王怀芝经组织同意,转移到了成都。侯方岳派三台中心县委组织委员杜孝初介绍他们与地下党组织联系。党组织安排朱鸿恩到乐山五通桥地下党区委工作，王怀芝到永利公司川厂做工。朱鸿恩与五通桥区委李子华接上关系后，便利用同乡李有山的关系，进了制呢厂二分厂当工人。他一边做工，一边为党工作。他受组织的委托，时常与五通桥盐务局地下党员冯海明、制呢厂警卫排士兵积极分子联系，并指导他们的活动，帮助他们学习文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形势严重恶化，国民党特务已盯上了朱鸿恩。在此情况下，朱鸿恩与李子华商量后，于同年3月回到成都，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办事处杞木林二场做工。由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环，以及地下党实行隐蔽精干、整顿大后方组织，转地不转党等政策的原因，朱鸿恩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为了寻找党组织，朱鸿恩辗转成都、重庆、遵义等地，一边以教书做工谋生，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

1941年10月，朱鸿恩到了重庆，更名为朱择璞。他先后在三圣宫四维小学、南岸五十一兵工厂子弟小学、柏溪《文史杂志》社、新桥卫生站等地当教师、缮写员、事务员。

1944年8月，朱鸿恩风闻特务要捕他，便经同学李士奇介绍，应聘到了贵州遵义尚嵇大同中学教书,更名为朱辛莱。朱鸿恩到了这所学校后，便和吴山、赵谦信、韩秀石、苗漱石、李士奇等人一道，在赖卫民的领导下进行各种进步活动。

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攻贵州，南方局指示贵州地下党做好游击战争的准备。朱鸿恩和其他进步教师很快就完成了建立游击队的任务。他所教的那个班，全体同学集体报名参加了游击队。

1945年8月,朱鸿恩到重庆找到党组织。他向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张佛祥等人要求到湖北解放区李先念部队去。张佛祥考虑他在遵义一带有群众基础，便让他继续留在大同中学工作。由于朱鸿恩积极为党工作，他的名字已列入了南方局的史册(1945年6月，由中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签字转报朱德、任弼时审阅的“全国据点名单”中，贵州所列的11人就有大同中学的吴山、赵谦信、朱辛莱三人) 。

全国解放后，朱鸿恩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故乡，决心为家乡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他抱着“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工作”的信念，带病坚持上课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受到了家乡父老的赞誉。原青陵寺区党总支书记兼总校长姚瑞五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朱鸿恩)是坚持共产党人不怕死，一生为人民作好事，为革命而奋斗终生的好同志.....。”

1958年秋，朱鸿恩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40岁。

谢长琮　谢长琮(1917－1968)，四川德阳市旌阳区人。1937年秋，

前往陕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荣县、富顺、内江县委书记等职。

1934年,谢长琮到成都入资属旅省高中,次年考入省立师范学校。在进步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36年秋,经张显仪介绍,与姜度、叶树芬等一道参加了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

1937 年,北京学生运动中产生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根据地叫青年救国会)也在学校传播开来。他和张、姜、叶等同学一同参加“民先队” ,被学校当局视为不守规矩的危险分子。是年秋，经“民先队”介绍，他和向万国等同学奔赴陕北，参加“战时青年训练班”第四期学习,结业后组织派他同张存仁(又名张应,四川籍,原成都联中学生)一道回四川开展工作。

1938年3月到成都，4月由张存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派他到彭县海窝子小学教书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8月，派去自贡工作，自贡中心特委又派到盐区去做下层工人的工作，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读书会”“歌咏会”，团结工人与资本家开展斗争。是年秋被任为郭家坳盐工区临时支部书记。由于他的活动引起资本家不满，被诬为有“汉奸”行为，被警察局抓捕关押。通过党组织及时营救和工人的声援，才获得释放，并将其转移到荣县特支委员会任书记，负责农村建党工作。荣县许多农民都参加过“农协会”，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的很多。他根据省工委的指示进行审查，对于没有叛变的，按照条件重新吸收入党。两个多月时间，荣县特支委员会由原有的 10 多名党员发展到 100 多名。12 月，谢长琮任荣县县委书记。

1939年4月，被派去重庆党的南方局(即八路军办事处)学习，进一步懂得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方针。7 月仍回荣县，任自贡中心市委委员。1940年9月，调任富顺县委书记。次年8月，改任内江县委书记。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接到南方局的通知，和荣县的罗石生一道撤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此活动转入隐蔽。4 月，熊瑾玎派他前往广安与苏芸一起作统战和经济工作，以商人身份开办《新华日报)地下纸厂“中心纸厂”。 1944 年春，纸厂奉令停办。谢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学习。10 月与苏芸一起被派去《新华日报》万县贸易行工作，卸任经理。1945年奉调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另行分配工作。10 月，被分配到秀山中学，以教书做掩护，开展工作。

1946 年2 月，南方局又增派邓照明到秀山中学，仍以教书做掩护，负责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地区的建党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开展进步活动，并逐步把革命活动深入到农村去。是年秋，内战规模更大，秀山地区的敌特活动频繁，党组织必须尽快转移，经组织批准，于 12 月中旬分批撤离秀山。当他离开秀山经酉阳时，被酉阳警察局逮捕。狱中，敌人一无所获。第二年春，谢长琮保释出狱，出狱后，又在黔江中学教了三个月的书，暑假期间才一起回到重庆。当时，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已撤回延安。谢长琮找到苏芸，经邓照明同意，派去梁山屏锦铺“正大纸号”(原《新华日报》附属机构)作经理和党的联络工作。

1948 年初，武装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加紧“清剿”，邓、谢先后撤回重庆。7月，邓照明派谢长琮去江津做统战工作。直到1949年 11 月29 日江津解放。地下党组织与接管部队会师后，熊白涛任江津县长，谢长琮任江津县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此后，谢历任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干训班总务科长、西南局党校行政科长、重庆嘉陵造纸厂副厂长、重庆针织厂厂长、重庆市第一轻工业局供销处处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11月28日逝世。

1978年9月26日，中共重庆市委工业局党组在其结论中指出：“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谢长琮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恢复名誉。”

申秉钧　申秉钧(1918－1993)，山西省崞县（现山西省原平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至1949年先后在山西省代县九区、崞县六区、崞县人民政府工作，任民政助理员、副区长、副县长等职。

1949年冬，随军南下入川，先后三次到德阳县任职。1950年1月至1952年9月，任德阳县人民政府县长；1952年7月至1954年5月，任中共德阳县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4月，任中共德阳县委第一书记；1968年10月至1970年7月，任德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坚持原则，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时刻将百姓冷暖放在心中。

1950年至1954年，他在任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正值建国初期，社会情况复杂，条件十分艰苦，申秉钧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4月，德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申秉钧为县协商委员会副主任。

1954至1958年，申秉钧调绵阳，先后任绵阳专署财委副主任、绵阳地委委员、绵阳专署副专员、中共绵阳地委财贸部长。

1959年浮夸风盛行，到1960年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非正常死亡人数日渐增多。1960年3月，申受命调回德阳，任绵阳地委常委、德阳县委第一书记；其间，1961年10月兼任政协德阳县委员会主席。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到德阳发现形势相当严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把县级机关部、委、局级的领导干部下派到农村兼任农村区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加强农业第一线的领导。由于措施得力，农业生产很快恢复。1962年，申在纠正“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大减产，经济严重破坏的局面后，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各项政策，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全面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到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和总产量都超过了1958年的水平，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

德阳是个农业大县，为了农业生产的持速发展，1963年，申把增加农业投入、改善生产条件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他认为水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增长首先要解决好农业用水问题。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后，提出并兴建了东湖水库，把绵远河明渠段改建成“联锁闸”，有效控制了人民渠的流量，保证了绵远河东北部广大地区的农田灌溉。在解决水的同时，申提议把扬嘉化工厂改建成一个中小型磷肥厂。没有资金，他向城区、孝泉、孝感等公社借用；没有设备，他向绵阳地区分管工业的书记要，把国营企业下马后闲置的设备调进来；没有技术人员，向驻德阳的机电安装公司和地区化工厂借用，建起了德阳第一座农用肥工厂，解决了农用肥料的困难，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1968年以后，申先后任德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绵阳地革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绵阳地委视察员，1990年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离休后，申仍关心德阳的发展和建设，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开展传、帮、带活动，以自己亲身经历教育青年干部。申秉钧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敢说敢干、实事求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为地方做了很多好事、实事，老百姓亲切地称他是“好县长，好书记”。

1993年11月5日，申秉钧因病逝世，享年74岁。

冯兴汉　冯兴汉(1915－2013)，山东省梁山县人。1949年8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德阳教育界知名人士，曾任孝泉师范校长，德阳县政协副主席。

冯兴汉勤奋好学，先后就读于山东梁山私塾小学、县立初中、曲阜师范。抗日战争期间，随流亡学生入川，就读于四川梓潼国立六中一分校。后考入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就读，1945年来德阳国立六中二分校任教员。1949 年7月，由地下党员曹立生介绍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国立六中二分校期间，以教书作掩护，发展地下党外围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他根据中共地下党的安排，把自己的宿舍搬到校内女生院后面的僻静处,成为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曹立生经常到此开展工作。他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先后介绍了王昆玉、孙元秀、刘祖豪、阮继华、张孟卿、田效迈等人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进步青年。

解放前夕，为稳定地方秩序，迎接德阳解放，冯利用身边关系，争取上层人士，做好稳定工作。与曹立生一起做县参议员郭敬宇、银行董事长郭济元的工作，请他们从地方上拨出粮食，派人做饭，赈济国民党军溃败散兵，以避溃军滋事。

1949年，国民党三十军驻德阳孝泉等地，冯夫妇利用同乡、同学、好友等关系，告之时局，晓以大义，将军需蒋邦彦、警卫管学颜发展为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又通过管学颜做好了警卫营3个连和三十军4个直属连的起义工作。此后，他又发展作战处长李保杜参加了外围组织。冯的策反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特工的注意。

1949年12月22日，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德阳。中共地下党派冯(兴汉)，李(福庆)到西郊德绵公路旁隐蔽等候，迎接先遣部队接头工作。冯、李二人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伏在芭茅丛中等候，顺利完成了任务。中共德阳县委第一任书记张强曾高度评价中共地下党在迎接解放中所做的工作，指出:“曹立生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对德阳和平解放是有功劳的。在白色恐怖下，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同志们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1950年1月31日，县长申秉钧、政委张强指派，并报川西行政公署批准，冯兴汉以政府代表身份接管“四川省立孝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孝泉师范学校”)。同年3月他被省教育厅正式任命为“孝泉师范学校”校长。为把孝泉师范学校办成社会主义学校，他按照上级党政的要求，扩展新校区，改造姜公庙，修建图书楼，增添教育教学设备，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在教改方面，撤销训育处，改教务处为教导处，实行教、导合一，增调教导员，建立班主任制度，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960年《四川日报》以此为题登载经验，影响甚大。冯兴汉在孝师任职3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师，学校两度被评为全国先进学校，多次在省内名列同类学校前茅。在他的领导下，孝泉师范学校名声鹊起。时任团中央书记王伟，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省委书记廖志高、杜心源，都予以高度赞扬。

1954年，冯兴汉当选为德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961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德阳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至1984年4月，任德阳县政协副主席。

冯兴汉先后被评为“德阳市优秀共产党员”“市老干部先进个人”。1999年10月1日，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为他颁发了特殊荣誉证。2013年2月因病逝世，终年98岁。

刘文龙　刘文龙（1965－1995），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新中镇龙居村人。1984年10月入伍，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犍为县公安局消防科副科长，武警中尉警衔。

刘小时候家境贫寒，但身体好，意志坚强，思维敏捷，听话懂事。7岁时在村小读书，学习成绩优秀，在同学中有一定号召力。在德阳二中读高中期间，班里的桌椅坏了，他主动用所学手艺，修复断“臂”缺“腿”的课桌凳，得到师生的称赞。一次他父亲到德阳卖木椅子，剩了两把拿到刘就读的学校，叫他利用星期天卖了作一周的生活费。刘文龙卖了椅子后却把钱送给缺钱的同学，而自己勒紧肚子，每天吃最简单的饭菜。

1983年秋季，德阳二中举行运动会，他所在的班级选作仪仗队，但这个班绝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农村，准备运动服很困难。刘文龙自己掏钱买来白胶布，让大家贴在衣、裤边上，“武装”了这支仪仗队。参加比赛时，刘文龙报了3000米和1500米跑，第一项刚跑完三分之一，就因长期营养不良而脸色惨白，同学们都劝他不要再跑了，他却气喘吁吁地边跑边说：“我要坚持，坚持”！班上所有的女生都把手绢拿出来沾满水，每当他经过班上区域时就送他一张含在嘴里，经过奋力拼搏，刘文龙得了第一名，可一到终点，他就倒下了。

1984年6月，刘文龙高考以微小分数落榜，因家庭经济的困难，他放弃了复读，同年10月，刘文龙应征入伍，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当消防战士，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0多年公安消防工作中，他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先后11次受嘉奖，荣立三等功1次，5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4次被评为市、县消防系统先进个人。1994年，刘文龙任犍为县公安消防科副科长，他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足迹踏遍了犍为县的大街小巷，没休过一次探亲假。在岗期间，刘累计义务加班2000多个小时，指导和督促基层建立和健全了140多个防火安全委员会，600多个防火安全组，组建了一支4000多人的义务消防队伍，全县火灾发生率逐年下降，次数减少了40%，损失下降了12%，开创了山区消防工作的崭新局面。

刘文龙从事防火监督5年，坚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从不利用手中职权和工作之便为个人谋取私利。两次把组织分配给他的住房让给其他同志，主动拿出近万元的积蓄，给消防科购买宣传资料和设备，购买慰问品慰问节日坚守岗位的保卫干部。首次在县电视台开辟“火警119”专题节目，并利用业余时间在各种新闻媒介发表消防宣传文章50篇，扩大了消防宣传的社会效果。在灭火抢险战斗中，他沉着勇敢，身先士卒，亲自指挥和参加灭火战斗80余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1994年7月，刘在扑救县中药材公司仓库火灾战斗中严重中毒，在身体极度虚弱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1995年3月18日，刘在扑救县交通汽车维修中心火灾中，患上严重感冒，一直坚持工作，直到4月20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才去医院门诊输液。4月22日，县丝绸厂发生火灾，正在输液的他拔掉针头就向火场跑去，最后昏倒在火场上。刘文龙在公安消防战线上长期带病超负荷工作，因积劳成疾，于1995年4月30日病逝，去世时才30岁。

1996年5月23日，公安部追授刘文龙为“模范消防警官”。7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召开隆重命名大会，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孙德昌　孙德昌（1917－2004），原名孙友昌，四川省南江县人。1933年7月参加革命，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德阳县委副书记，德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德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政委陈昌浩，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十一师师长倪志亮、师政委李先念及独立师师长任伟章等率领下，于2月1日和5日解放了南江和长赤，先后建立了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为穷苦百姓谋幸福。孙德昌为红军的行为所感动，积极报名加入了儿童团，为红军站岗放哨、带路搜查坏人。由于表现积极勇敢，组织任命他为儿童团团长。

1933年7月，不足16岁的孙德昌报名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师二七二团三营七连任战士。他训练刻苦，坚持不懈，很快掌握了基本军事技能；他令行禁止，服从安排；他机智勇敢，冲锋在前，不久被选为连队旗手。行军打仗中他扛着红旗，跟连首长形影不离，旗进人进，旗退人退。由于完成任务出色，1934年6月，由连指导员和司号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2月，调三十军二十九师某团任团长特务员，随部队于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经过一周的艰苦跋涉，于1935年8月底走出纵横300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的川西大草原，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迅速占领了包座。不久，由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刚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被迫停止前进，刚过草地的右路军被令从阿坝、包座南下，向大金川流域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这样孙德昌及红军官兵再次进入渺无人烟的草地南下。

二次过草地，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孙德昌所在的三十军由原来的8个团变成了6个团。南下红军遭到国民党军和川军的阻击，几万人部队生活陷入困窘。根据党中央指示，1936年7月，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北上。已经过了两次草地的三十军官兵不得不第三次穿越一望无际、满目苍凉、绵延数百里的大草地。孙德昌凭着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一路小心护卫团长前进。在快出草地时，突遭埋伏的藏民放冷枪将团长腿部打伤，不能行走。孙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迅速将团长转移至安全地带。后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的重大胜利。10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部队过河后，因敌情变化，计划终止。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为保护团长，孙德昌腰部中弹，不能跟随部队继续作战，被送往山上躲避。期间，他始终不忘革命理想，想方设法要找到自己的队伍。忍饥挨饿几天后，他与其他同志谋划，决定装扮成讨饭人一边讨饭一边寻找队伍。下山不久就被隐藏在老百姓家中的敌便衣骑兵挡获，被当成红军人员送凉州城关押。在敌人严刑拷问下，孙始终说是要饭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暴露红军身份，更没有泄露中共党员的身份。六七天后又以红军嫌疑人员被送到马步芳骑兵五师独立旅，安排在军需处劳动。

几个月后，恰逢国共第二次合作，传来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的消息，孙兴奋万分，立马收拾行装决定离开。军需官见状许诺给他娶个老婆，劝其留下为他们卖命，他不为金钱、美女所诱惑，午饭后便背上行礼到了城外被俘的红军队伍里，后随队伍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被延安兵站政治主任黎同新带回延安，担任黎的警卫员。1937年6月，被调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也叫陈士渠支队）后任通讯排长。1939年8月，调八路军掌握的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十七团特务连任指导员。1942年9月，调任新军教导大队学员排长。1943年6月，调任清太徐军队交通站站长。1945年6月，任清源县财政科科员，后任三区粮站站长、民委主任；1946年9月，任西北军区办事处运输大队大队长。1950年3月到1975年1月，先后在四川西南物资调配委员会、西南交通部内河航务局、四川省交通厅、德阳县委任职；1981年3月，任德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孙德昌先后4次被评为中共德阳市优秀共产党员，5次被评为区优秀共产党员。2004年10月21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7岁。

姜诗（生卒不详），字仕游，东汉广汉郡雒县汎乡（今旌阳区孝泉镇）人，事母至孝，与妻庞氏、儿子安安合称东汉著名的“一门三孝”。汉明帝时被举为孝廉，辟江阳（今泸州）令。姜诗的孝行，《东观汉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均有记载，所居多为之立祠，并被宋代崇宁宗赐封为“汉至孝广文王”。
　　秦宓　秦宓，（？-226年），字子敕，广汉郡绵竹县（今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人。三国蜀汉时大臣、学者。秦宓善舌辩。早年仕于益州牧刘璋麾下，后降刘备。刘备伐吴时，秦宓劝阻，刘备大怒，欲杀秦宓。因诸葛亮及时求情，才保住性命，仅被下狱，后被释放，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蜀同盟后，孙权派张温至成都回访。酒宴之上，秦宓与张温舌战，说得张温无言以对。后官至大司农。
   李尤。李尤，字伯仁，雒县人。侍中贾逵朝廷推荐称李尤有司马相如、杨雄的才华。汉明帝于是在东观接见他。他著有《辟雍》《德阳》等大赋、《怀戎颂》《百二十铭》，还有《政事论》等七篇，汉明帝认为都是好文章，任命他做了谏大夫、乐安相。后来他和刘珍等人一起著了《汉纪》。

刘庆恩　刘庆恩，（1869-1929），字国成，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人。少年时，对私塾不满，不愿接受封建教育，随叔父到成都从赛师经商。赛师无子女，视刘如己子，带他回武汉。出师后，送他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他勤奋好学，善于钻研，被提升为技工。后被保送赴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继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吴玉章、郭敬宇为同班同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冈山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受孙中山委派到德国克鲁伯兵工厂学习兵工技术。两年后，奉孙中山电嘱，回国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孙中山任命刘庆恩为汉阳兵工厂总办。刘在任职期间，悉心钻研兵器制造，1915年研制成功五子连发步枪。后又研制大炮，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他多方借贷，自筹经费，在亲友的支持协助下，终于试制成功，因系国内首创，即定名为“庆恩炮”。

舒荣衢　舒荣衢，（1880-1938），字萍九，号少唐。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宣统三年（1911年），改组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四川军政府，舒荣衢任第二镇（相当于师）教练官。后任川军第四师营长。护国战争时，舒荣衢率部转战于泸州、纳溪一带，在棉花坡战斗中，与滇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支队长朱德互相支援，并肩战斗，受到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的嘉奖。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退居陕南的刘存厚驱逐滇、黔军和吕超，舒荣衢又受命任川军第九师中将师长，未几即去职，由杨森接任，嗣后任西川道道尹。舒以时局多变、宦海沉浮为由，于1921年离职，寓居成都。在成都期间，曾被德阳县旅省同乡会推选为会长，常代表众意向当局陈情，尽力为桑梓减少苛政，谋求福利。
　　郭敬宇　郭敬宇（1882-1957），名鸿銮，德阳县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本，后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天文物理，获理学士学位。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郭敬宇与吴玉章、刘庆恩等同时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8月，宋教仁组建“国民党”，郭敬字又和中国留日学生参加国民党。民国3年他回国，任北京农学院物理学、气象学教授，并任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高等数学教师。民国6年，应刘庆恩之约到武汉，任汉阳兵工学校校长，兼授实验物理课。民国8年，应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约，任高师天文、物理学教授后任教务长。民国20年，郭敬宇任四川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后任代理厅长。民国25年，离职家居，钻研佛学经典。县成立民意咨询委员会，郭敬字被推为德阳县民意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0年，郭敬字被邀列席各界人民代表会。1952年被任为各界人民代表会常务副主席，积极拥护和参加反封建斗争，宣传党的政策、法令，反映各阶层的要求和意见。1955年被任为副县长。
　　叶毓山　叶毓山，又名叶玉山。1935年6月2日生于德阳县柏社乡（今旌阳区柏隆镇），擅雕塑。195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生班。历任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终身名誉院长，四川省文化厅艺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作品有《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歌乐山烈士纪念碑》《杜甫》等。其中《歌乐山烈士纪念碑》获全国城市雕塑最佳作品奖，《杜甫》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牌奖。位于重庆长江大桥桥头的雕塑《春》《夏》《秋》《冬》。2016年10月30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献礼图书《丰碑永铸，浩气长存—叶毓山红军长征主题雕塑作品集》在四川省美术馆举行首发仪式，这本作品集收录叶毓山9组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主题雕塑作品，分别为《中国工农红军烈士纪念碑》《女红军卫生员》《红军长征纪念碑》《飞夺泸定桥群雕》《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忠魂曲》《万水千山》《彝海结盟纪念碑》。
　　谢临风　谢临风，原名谢启江，1924年8月出生于德阳黄许镇外河坝街。他7岁进私塾，12岁进黄许镇小学，读书闲暇时，爱到学校隔壁药铺胡定方（掌柜）处玩耍，结识了胡掌柜的朋友—黄许乡间画师蔡鸿锡先生。由于喜欢蔡先生的画，谢临风18岁时请父亲出面陪同他登门拜蔡鸿锡先生为师，从此便入了绘画艺术之门。两年后，谢临风进城报考德阳简易师范学校，他的绘画特长引起美术教师曾南生的注意，曾南生就把谢临风介绍给自己的同学，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弟子萧建初先生为入室弟子，谢临风开始正规学习传统国画艺术。1946年，谢临风又在萧建初和曾南生老师的建议下报考南虹艺术科学校，至此，他把学习传统国画艺术作为了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理想。
　　1949年，四川解放，解放军62军184师教导大队在德阳招兵，谢临风投笔从戎。与德阳同乡50人到灌县（今都江堰）集中学习，后被分配到184师从事美术工作。1950年，谢临风随队进军西昌。1954年，谢临风转业到西昌专区京剧团。1956年3月，他到成都市京剧团工作，具体负责舞台美术。
　　国内画界把谢临风与在川的岑学恭、李道熙、黄纯尧等著名国画艺术家一起冠誉为“蜀中四老”。1986年，谢临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