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经济社会开发较早，先秦时农业生产已较发展，尤其以种植水稻、荔枝、姜、蒟、橙、茶等知名于世。秦汉间，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将蒟酱远销番禺（今广州），马、牦牛、僰僮转运内地的物流道口。宜宾城近郊出土的汉代陶陂田模型，更见证了当时此地水利灌溉、水稻种植技术的创新进展。《齐民要术》还引述了“犍为僰道、南广，荔枝熟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这一史实。唐、宋以来，市境麻纺织、果品加工、酿酒、煮盐、制茶等手工业大有发展。唐开元至宋末（773—1276年）前后510年，戎州、叙州“贡葛”、贡“纻布”、“葛纤”不断。戎州荔枝煎，唐元和时已向朝廷进贡。唐代重碧春酒，宋代姚子雪曲、荔枝绿、春碧等名酒，曾使诗人杜甫、黄庭坚、范成大等为之倾倒。长宁、江安的盐，筠连、屏山等地在茶马互市中大量提供的茶，成为当时王朝倚重的地方名产。至明代，屏山、珙县等地已出现采煤、冶铜、炼铁工场。宜宾县越溪河一带，居民不下十万口，“无不耕之土，牛羊成群，鸡犬相接，五里十里，日中为市”，一片安定繁荣景象。

从明天启元年（1621年）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于遭受了60年左右严重战乱和灾荒，叙州府田地荒芜，人口大减，清康熙二十五年全府仅3040户。从顺治时起，即采取“移民实川”政策，湖广、闽、粤等11省移民入住宜宾，直至雍正初方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明中叶水平，人口有了较大增长。雍正六年（1728年），叙州府田土共2.16万顷，人户35421户。

清乾隆中期以后直至20世纪末，生产力发展虽短时仍有曲折甚至倒退，但总体上处于不断进步状况，宜宾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呈现了三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峰期。即清中叶和清末，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清中叶、清末是宜宾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地方经济发展有三个特点。一为农业生产条件改善，11省移民各用所长，使粮食稳产增产。当时，仅宜宾县地域即有12处知名水利设施，其中6处灌田千亩以上，多的灌田六千余亩。其余各县，如南溪百里冲、珙县青山坝、长宁海马洞等兴办了小型水利工程。清嘉庆本《宜宾县志》物产部分所记谷、蔬、木、竹、果、花、药7类农作物，已达159种，由于稳产，其中95%至今在市境传承种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州府志》记载南溪等地引种了水稻“湖广糯”、“六十早”等早熟品种。嘉庆时南溪知县翁注霖所写《南广杂咏》诗之一，即记述“一肩就早登程，仓斗何如市斗盈。不惯吃来包谷饭，都缘米价甚公平”。反映出粮食增产之后，玉米已退出主食。清末宣统二年（1910）叙州府人口已增加到300万以上，这并非偶然。

二是市场经济开始发育，清末全府十三厅、县除雷波厅缺统外，已有场镇268个。场均人口多的7440余人，少的也有1800余人。兼之清中叶以来“水陆交汇，贸易四达”，特别是与邻近的云南省商贸往来不断，大量土产、山货、药材通过马帮、背帮、挑脚运到宜宾，达到了“搬不空的昭通，塞不满的叙府”这种程度。南广河、关河（横江）经过疏浚“运盐而上，运铜而下，往来称便”，宜宾城中的叙渝帮、省帮、金关河帮、盐帮等木船运输东下泸、渝、汉口，远达南京、上海，北上乐山、成都，西到云南滩头，商旅不断。各场镇兴起后，坊、粉坊、油坊、槽坊开设，脱离农村的手工业者增多，市场交易开始形成、发展。宜宾城已是“各省局钱与宝川局钱一例通用，价值并无低昂”。清嘉庆中（约1812年）“每纹银一两，换制钱一千文”，货币流通正常，物价稳定。上引南溪知县翁注霖《南广杂咏》中的另一首，还记述“赶场百物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且喜局钱通已遍，不需携米掉煤盐”。

三是在“洋务运动”和“变法图强”思潮推动下，宜宾城手工业、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现代产业萌芽现象。由于城市商业发展，又推动了中药材加工、丝棉纺织、杂粮酒酿造、木刻版印书形成作坊。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了铁轮高机机织宽布，并设厂生产玻璃，城中兴办了电报、邮政汇兑、钱庄、票号，有了轮船航运。当时城中线子市（今人民路东段）形成了每天定期的棉、纱交易与雇工市场，鲁家园开办了大同印刷局使用铜活字印刷。马家巷生产的玻璃制成酒瓶、亮瓦、灯罩，销往云南、贵州。南溪、江安的“漏棚”将本地甘蔗榨汁生产了砂糖（红糖）、白糖、冰糖。大北街刘鸿发杂货店的“猪油票子”（每张兑制钱一千文）流传到了云南昭通、昆明。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新发展推动下，宜宾的教育、医药卫生以及文化、体育、社会慈善等事业也出现新的进展。

2、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阶段。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民族精神振奋，抗敌救亡运动高涨，宜宾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华北及沿海与下江内迁的工厂、机关、学校、科研和金融、商业机构等，使得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进入了又一新的阶段。工厂内迁为宜宾现代产业奠定了基础，为地方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学校、科研机构内迁，促进了宜宾教育、文化、医药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金融机构、商界和能工巧匠内迁宜宾，促成了战时宜宾工商业繁荣。交通、邮电事业发展，使城市面貌发生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复又抓壮丁、田赋连续征实，同时实行征借。因为大量增加军费，导致通货膨胀，地方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朝不虑夕，社会事业处于停滞状态，商家歇业，工厂停工，不少学校已停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宜宾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宜宾。虽然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中，经济社会发展有过曲折，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撤地建市以来，宜宾经济空前发展，社会事业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经济总量排名全省第四，宜宾已成为举国闻名的“中国酒都”“中国竹都”和改革名城。